1986年，徐友漁等人到英國留學，大使館發了壹本書，說：“妳們以前學習的歷史不完全代表真實的歷史……現在國門打開了，如果妳們和外國人說話，是會鬧大笑話的。”這事讓徐“壹輩子都能記得住”，因為“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以前對中國學生灌輸的歷史知識是多麽地片面、多麽地有問題、多麽地蒼白無力！”
時至今日，雖然灌輸式歷史教育依舊存在，但歷史閱讀卻已發生巨大的變化。在這壹改變中引潮流之先的，是壹本篇幅不算很大的歷史書：美籍華人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自1978年黃委托朋友聯系國內出版社算起，至今三十年，這本書毀譽隨之而譽日盛。回顧本書三十年印象，借黃仁宇的話來說，是“兩聲歡呼和壹聲倒彩”。
兩聲歡呼
第壹聲歡呼來自於中文版出版過程中的關鍵人物。
第壹位應屬黃仁宇1937年就讀長沙臨大的校友俞哈維。俞任職IBM，還是華人赫遜河中部聯誼會的會長。他可能是最早看過《萬歷十五年》的人，並在聯誼會上討論過這本書。
1978年夏，俞到中國，黃委托他尋找《萬》的出版商。要知道，該書英文版（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因其風格獨特而在英美出版界處處碰壁，中文版是黃壹個秘而不宣的希望。這個希望不曾落空，俞在北京的親戚黃苗子願意將之推介給中華書局。
1978年的中國剛從文革的陰影中走出，能否接受壹個外國人的著作尚是問題，此問題可以嚴重到關系所謂的“政治立場”。黃苗子於1979年5月23日致信中華編輯傅璇琮推薦《萬》稿，雖然傅提出“原則上接受出版”，但“怕肯定得太過分，出政治問題”，而壹位書局領導則認為“何必出外國人的書”，“不宜接受”。幸虧副總編輯趙守儼壹語定乾坤，《萬》稿才得以出版。
可據黃仁宇自述，早在1979年3月27日，俞電話告知他中華“原則上同意出版這本書”。這是怎麽回事呢？原來，黃苗子受托推薦書稿的事情還有兩人知曉，金堯如和陳翰伯。這兩位都是閱歷豐富的老革命，金任職商務印書館（1978年底改任香港《文匯報》總編輯，後因故去國），陳為出版局代局長。金對黃說，只要稿子可用，就盡快出版，“這樣做將對國外知識分子有好的影響”，而且陳也同意他的主張。金、陳兩位的意見自然分量較重（傅的審稿報告也說：“對於外籍學者，國內能出壹本書，能產生好的影響。”），也許這可以解釋為什麽黃仁宇能提前得悉中文版的命運。
第二聲歡呼當然始自《萬歷十五年》出版之後。1982年5月，《萬》上市。人們初讀之下，可謂有“驚艷”之感。讀者群從壹開始就顯示出廣泛性：從學者到學生，從作家到企業家，都從《萬》中讀出了味道。
壹般人的印象，《萬》問世之初沒有在大陸史學界引起什麽積極的反響。這不太準確。社科院研究員劉誌琴（1960年復旦歷史系畢業）說，這本書“在中華書局出版不久，我就讀了這本著作，並深深地為這新穎的題材和寫法而吸引”，“這本書像是闖出來的壹匹黑馬，不容得人們不正視。怎樣評價這本書壹度成為明史學界頗有爭議的話題”。能在學界成為壹個話題，可見是引起了多大的關註，內中必有壹些肯定性的意見。日本就實大學教授李開元回憶：“八十年代,我初讀《萬歷十五年》時,驚異於歷史還可以這樣表現,俯心低首引為模範表率,與諸位致力於新史學的同道相互激勵,有意壹起來開創新的史學的未來。”這是壹群活躍在北京高校的青年學者，有李零、閻步克、劉北成、高王淩等人，在八十年代中期“史學危機”的呼聲中曾試圖在史學研究方法和思路上有所突破。隨著時間流逝，越來越多的歷史學者公開談論《萬》，如商傳、蕭功秦、趙世瑜、樊樹誌、毛佩琦等，很多人還不止壹次推薦。可以說，《萬》在大陸史學界逐漸得到認同。
八十年代高校裏的學生，尤其是研究生，很多人對《萬》“壹見鐘情”。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學勤那時在陜西師大歷史系讀研究生，他說：“初讀《萬歷十五年》，如受電擊，至今記憶猶新。”科技史學者江曉原的回憶更有意思：“1982年我正在讀碩士研究生……我讀了許多前人的論文，不幸的是它們經常令我昏昏欲睡……‘難道我也要以寫這樣的東西為業嗎？’我多次暗暗自問，感到有些沮喪。就在這仿徨猶豫之際，《萬歷十五年》出現了，它象壹盞指路明燈，讓我看到，學術文本其實還可以這樣寫！這堅定了我選擇學術生涯的信心。”華東師大紫江特聘教授許紀霖曾對媒體坦言，他在讀政治思想史研究生時讀到《萬》，“就在我從事學術研究剛剛起步的時候，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對我的影響非常大。……我幾乎是模仿著這本書來寫自己的處女作”。壹直以來，黃仁宇的書往往是大學課堂上的推薦讀物，比如上海師大02級歷史春季班就有學生在老師的推薦下讀《萬》和《中國大歷史》，筆者也是在九十年代初上大學時因老師推薦《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而知道黃的大名。
實際上，這本書對學者而言，影響所及並不限於歷史專業。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梁治平總結自己的學術之路時談《萬》：“他的書絕沒有大陸壹些歷史著作中常見的那種傲慢、自負，甚至張牙舞爪、盛氣淩人。我欣賞黃氏的學者風範，因此，當我在1987年夏天著手寫《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壹書時，有意將我在《萬歷十五年》中感受到的那種史學精神貫徹到自己的歷史敘述中去。”北大中文系教授謝冕在其學術敘錄中也談到《萬》啟發了他心中中國百年文學的構想，並不止壹次介紹給學生讀。
八十年代《理論信息報》曾調查“作家最近讀什麽書”，當時最紅火的文學作品僅僅出現壹次，而《萬》卻同時列在兩個作家的書目中，可見《萬》在面世初期就已具有可觀的影響力。有兩位讀《萬》的作家不能不提：王小波和王朔。王小波評《萬》，幽默中不乏嚴肅：“舊的好書總比新的爛書好”，《萬》“是壹面鏡子，照見了我們的前輩是怎樣作人做事的。……儒學的罐子裏長不出現代國家來”。
可能誰都難以想到，給人玩世不恭之感的王朔也是《萬》的擁躉。王朔說，他年輕時以為歷史不過是故紙堆，再加上“學習《中國革命史》帶來的後遺癥”，所以“對歷史書望而卻步、敬謝不敏”。遲至1995年他才因謝冕的推崇而買了壹本《萬》，孰料壹讀之下，大為感慨。他寫讀後感說，《萬》“像壹扇窗，打開了我的視野”。更為難得的是，他明白了為什麽我們的歷史書不好看，是因為“僵化的思想局限了人們的視野。……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消磨了歷史學者的個性和勇氣，是他們對歷史學方法缺乏反思和創新精神，因而造成歷史學著作的死氣沈沈”；他還反思壹些人常常掛在嘴邊的“穩定意識”，即便有其苦衷在，但若“為了穩定安全而壹味地采用保守措施，實是壹種逃避和犧牲”——他不無憂慮地追問：“在現今這個我們自稱著繁榮穩定、歌頌著太平盛世、表面上生機勃勃的社會，用黃先生鋒利的刀壹劃，是不是也會發現皮下種種腐爛的肌膚和筋絡？……看傳統政治對經濟影響的歷史教訓，我們還想借著安定團結的幌子拖延逃避幾日？”他提醒人們：“我們的改革，自經濟政策的修補開始，漸至結構調整，至經濟體制，然而最終總會落在政治體制。”雖然他說自己“見識短淺……只能隨便說說，表明自己看書後確實思索了而已”，但筆者認為這是壹篇相當到位的讀後感，甚至比其文學作品更值得我們重視。
企業家讀《萬》，別有風景。明基公司曾文祺從學生時代起讀《萬》，二十年間讀了五遍。他把《萬》與組織管理結合起來讀：“這本書的價值在於，當我們觀察身邊周遭組織裏的這些人，從他們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當中，可以看到企業未來的興衰，從而培養出壹種對未來的洞察力。”從《萬》中汲取智慧的企業家還有：統壹集團羅智先、中國寬帶基金田溯寧、萬科王石等。
近年來，歷史寫作熱鬧壹時，其間也不難發現向《萬》致敬的作者，我們比較熟悉的有吳思、李亞平、易中天等人。他們的作品銷量可觀，但平心而論，都很難擁有《萬》書這樣深遠的影響力。至於其他歷史寫作者更不足論，大多數僅僅是將舊史書中的故事俗講壹遍而已，流於權謀心術之類——帝王將相們往往精於此道，弄得中國史充滿了陰冷感；從歷史學權謀，對培育公民有害無益。
二十多年來，《萬》越賣越火，跟口碑效應不無關系。早年讀《萬》的年輕壹代如今不乏專家聞人，《萬》因他們的推薦而頻頻見於報端，而網絡更方便了讀者交流，這都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接觸這本書。目前當當網上三個版本的《萬》，銷售以數萬計，而讀者評論已有八百六十多條，絕大多數好評。普通讀者的歡呼，真實可感。《深圳商報》評論說：《萬》“三十年來的壹版再版，就像壹杯功夫茶，經過長時間的發酵和累積，影響力從學界到民眾逐步傳播擴散。”
壹聲倒彩
從學界到普通讀者，對《萬》喝倒彩的，雖然不如歡呼多，但也大有人在。
上海師大教授蕭功秦回憶，《萬》“出版後不久,我曾求教於壹位史學前輩如何評價此書,那位師長淡淡地說,那個人不過是個解放前的記者而已”。黃仁宇1964年密歇根大學歷史系博士畢業，這位前輩卻視而不見。
不以學術研討為依歸，而拿出身背景來褒貶，大概是大陸史學界的某種特色。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王春瑜所撰《瑣憶黃仁宇》壹文便是因此而引來多位網友的反駁。王、黃二人的分歧，與其說是二人脾性的不同，毋寧說是兩種社會特質的沖突——壹個提倡敦厚溫柔，論資排輩習慣濃厚；另壹個崇尚個性至上，兒子可以直呼父名。
筆者寓目的學術層面上的批評文章當屬潘叔明、許蘇民《<萬歷十五年>對李贄著作的誤讀》（《東南學術》2000年第5期）。該文對《萬》書李贄壹章的史料運用問題提出了有價值的駁正，但不足以據此推翻本章的論述。
近期，中央民大教授陳梧桐寫有《<萬歷十五年>質疑》，指責黃仁宇的歷史觀“不科學”，源自中國“停滯論”，並以論帶史，違背史學研究原則，乃至將黃對個別史料的誤讀斥為歪曲、篡改史料，稱《萬》“作為學術著作尚不夠格”。通篇讀來，情緒多於理性，“篡改”、“不夠格”雲雲顯系誇大之詞。
魯迅說：“倘要完全的書，天下可讀的書怕要絕無。”以筆者多年的編輯經驗，其說甚是，所以筆者贊成有的放矢的批評，不敢茍同上綱上線的批判。筆者還以為，凡事拿“科學”來貼標簽，本身就不科學。英國物理學家James Jeans和A.Eddington認為，科學本沒有壹個客觀標準，物理世界不過是人們思想中的構造，因為人的“認識是主觀形成的”。美國科學家莫裏斯?戈蘭撰《科學與反科學》更是全面揭破了科學界存在的沖突、神話和欺騙，寫出了把科學當作宗教來崇拜的可笑和荒唐。美國作家科林?埃文斯在《證據》中描述了許多大案中所謂“醫學和科學證據”如何導致法院誤判。說到底，是人在活動，而不是天使。歷史觀是壹個主觀性更強的範疇。君不見，長期以來我國的歷史研究卻在所謂的科學歷史觀指導下弄得雷池遍地，了無生氣，歷史教科書更是“只剩下四大發明，趙州橋，陳勝吳廣，再加上個張騫通西域”，讓人們“與自己的歷史中斷了精神上的聯系”（蕭功秦語）。有鑒於此，南京師大附中張建波認為《萬》具有“優美的文筆，別樣的歷史解釋，宏大的歷史觀念，深切的現實關懷”，“特別是能激發我們老師和學生思想的渴望”，呼籲“老師和學生都應該讀讀《萬歷十五年》”，希望“教科書不再是壹種思想主宰”，“學生經過教育成為具有獨立精神的人”。
國內學者反感中國“停滯論”，固然出自民族情感，但反駁乏力。大致說來，落後論是從國際比較而來，而進步論則著眼於自身今勝昔——自家以馬拉火車代替步行，而人家卻已進入了磁懸浮時代，如何比較更有利於改進？
與中國傳統史觀傾向於道德褒貶不同，黃仁宇的歷史觀著重從技術上解釋歷史，其中的核心詞匯“數目字管理”常被誤解。連稱贊《萬》的學者名流也不例外，如葛兆光與田溯寧都將之等同為“數字化管理”，王小波視之為統計數字，並質疑“數字可以是假的”。網友“維舟”撰文論證這是壹個偽命題。該文旁征博引，把“數目字管理”解釋為“標準化管理”，論證由此會帶來集權化以否定之。這些理解望文生義，或強作解人。黃仁宇研究明代財政時，早就強調明代官員竄改數字以及因襲成例的習慣，而有些地方的明初土地清冊居然沿用到民國年間。《萬》展現的就是壹個封閉的官僚階層如何扼殺了任何積極的因素，“不容許、不提倡各地方不平衡的發展”，黃對集權化的弊端不可不謂認識深刻。
實際上，黃的“數目字管理”是指整個社會資源均可如實計算，整合進壹個記錄系統（核心是正規的產權制度），可以自由流動和交換：“如果社會可以接受財產權絕對且至高無上，壹切就可以加加減減，可以繼承、轉移及交付信托。因此，物質生活的所有層面，不論是私人或公***，就可以在數字上處理。財富的可交換性利於財富的累積，創造出動態的環境。”這是真正的商業社會，市場不是原始的“自我實施型市場”，而是現代的“社會規劃型市場”，不僅有可靠而界定清晰的財產權利和個人權利，而且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強取豪奪——每壹件資產及其增減都能及時更新在案，並可任意分割、組合，迅速轉化為資本；政府保護財產與交易安全，但不許任意介入財產分配。在這樣的社會，不提倡道德高調，而是鼓勵個人創造，財富積累快速驚人，但貧富差距逐漸縮小；司法獨立公平，信息真實透明，貪官與奸商難以生存；人們擁有權利，但不乞求特權。（可參閱曼瑟?奧爾森、凱斯?R?孫斯坦、赫爾南多?德?索托等人的著述。）
盡管黃仁宇壹再對改革開放的中國敷設高層與低層機構之間的法律與經濟聯系表示樂觀，但筆者未敢輕許。漫步北京街頭，隨處可見“如實申報普查資料，真實反映經濟全貌”的標語，可以想象我們離“數目字管理”仍有相當距離，而民間廣為流傳的諺語“數字出官，官出數字”，也表明今天與傳統中國還有著幾分相似。
這篇印象記已經很長，最後交待壹下題目的由來。1952年9月，黃仁宇進入密歇根大學主修新聞學。在系主任威斯理?莫勒的“法律與新聞”課堂上，氣氛輕松活潑，黃總結說：“在美國，三聲歡呼還不夠好，應該是兩聲歡呼和壹聲倒彩。”這是壹種自由、平等、開放、多元的氛圍——何時我們的歷史課堂也能如此而壹改灌輸之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