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由文化經營邁向經營文化以“內容為王”來提升文化產業新形態的全球語境下，文化產業化所形構的“軟實力”及其發展前景越來越為許多國家和地區所看重。因而，如何契合文化體制改革契機，迅速建構高科技含量和文化附加值為核心競爭力的文化產業主體及其集群，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推出經由高科技和民族意味的文化符號包裝的文化產品，提升我國文化競爭力和在全球文化互動語境中重構國家文化形象，制定國家文化發展戰略時把文化產業發展戰略提到適當高度，已到時不我待的峻急時刻，惟此，須要明晰發展文化產業的戰略意義。
首先，發展文化產業對捍衛國家經濟安全和文化安全，維護國家文化主權的意義。隨著全球經濟壹體化進程的加快，以美國為首的強勢文化借助全球化平臺從經濟領域開始全方位向外擴張滲透。在開放語境下，中國文化市場已成為具有誘惑力的龐大國際市場的壹部分，尤其在當前文化需求、文化消費與供給在總量和結構性矛盾形成“戰略性短缺”的現實境遇中，更是為國外文化消費品進入提供了市場。隨著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人均 GDP 超過 1000 美元，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以及隨著產業結構下遊化帶來的需求的上遊化、高檔化、文化化，特別是伴隨具有相當強消費欲望和自我想像能力的中產階層的崛起，使我國文化產品的供給相對於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產品的現實需要，與 2020 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之間，已經形成明顯的“戰略性短缺”。也就是說，我國文化市場的實際供給量與居民文化消費實際增長速度及居民尚未實現的文化消費潛力，形成巨大落差，我國文化市場存在“戰略性短缺”已是極嚴峻的客觀現實。據有關專家預測，“假定繼續按照 3 年來第三產業發展的平均速度增長，到了 2020 年，我國第三產業占 GDP 的比重將達到大約為 42% 左右，低於標準值 13 個百分點，大約會出現 41000 億元的缺口。”①面對這龐大的文化消費市場，任何壹個國家的文化企業尤其是文化產業發達國家都會虎視眈眈，千方百計把文化消費品傾銷到中國市場。因著文化市場的“戰略性短缺”，大量海外流行文化（大眾文化、消費文化）就成為大眾的日常消費品，受眾（尤其是青少年）長期浸淫其中不但養成崇“洋”（美國貨、哈日、哈韓）媚俗的口味，久之還會產生認同其價值觀、以其為行事參照的思維意識，不自覺地抵消民族文化的影響。
除卻借助全球化平臺培育中國消費者，直接將其文化消費品傾銷到中國市場，壹些實力強大的文化產業集團和外資也瞄準中國市場。早在 1995 年索尼唱片就開始進入中國市場，“鐵達尼號”只是冰山壹角，“貝斯塔曼”僅是大幕拉開的序曲，星空衛視的“合法”進入只是前奏，國外文化產業集團和外資正憑借全球化平臺伺機大規模擴張。與直接傾銷文化消費品不同，這些外資和文化企業集團為了長遠利益和較大利潤空間，往往采取如尋求代理、合作等“本土化”策略。這樣，悠久豐富的中國文化資源就不再為中國文化企業獨有，作為人類精神遺產和財富固然有利於傳播中國文化和審美經驗，滿足世界人民的文化消費。但也加劇了文化資源的爭奪，強化了文化資源的有限性，尤其是憑借科技、經濟優勢在再度創作加工，特別是數字化空間拓展方面幾近完美程度的能力，由此經由整合開發獲得高額附加值的知識產權，反過來以高額利潤再傾銷回該國，直接威脅著我國的文化主權。如美國迪斯尼集團對中國傳統故事《花木蘭》的開發包裝，重新投入中國市場，獲得了高達數億美元的利潤。這壹方面其文化產品占據了中國市場，因其“接近完美”的技術制作，使得我們對此題材的再開發幾乎不可能，因為消費者特別是青少年已經認同了該款產品，只能聽之獲取高額利潤由此危及我國經濟安全（利潤流失和民族文化產業萎縮）。另壹方面，其在市場條件下的開發不是基於對該民族文化的真正尊重和理解，而是為著追逐利潤的“好玩、好看”，在這樣的開發中除迎合市場的平面化商業邏輯外，還內蘊著開發者以我為主的價值觀。這樣，人們在消費該產品時就不自覺地接受它的價值觀，於是先入為主的接受就影響人們對真實歷史的領會和理解，消費性的“戲說”就替代了嚴肅性的歷史訴說，壹旦對其價值參照系獲得根深蒂固的認可，而社會上所應當的內蘊民族文化理想的價值觀未能涵攝普通大眾，就必然會在壹定程度上影響人們的真實判斷力，久之就會扭曲壹個民族文化傳承的價值觀。更何況壹些西方國家從未放棄對我國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和平演變”，及其別有用心的“選擇”與滲透，再加上其強勢文化主宰世界文化產品的標準，和文化產品生產與消費的單壹性機制，從而在根本點上危及了我國的文化安全（生產方式、發展方向、表現樣態等）。尤為重要的是，豐富文化資源和龐大文化市場優勢的喪失，以及國外資本和文化企業進入的結果，就是文化產業利潤的巨大流失，這不僅危及到中國文化產業領域，同時，這種因“戰略性短缺”而不能使中國文化產品滿足市場需求的境遇，所造成的經濟安全和文化安全，必然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穩定以及在多元文化消費中培育文化理想產生極大影響，其結果就不是文化產業壹個領域所能承擔的。就消費內容而言，文化產業生產的內容產品，具有典型的文化商品二重性，基於經濟利益、文化傳承和意識形態考慮，不但發展中國家，甚至歐盟各成員國，也都通過對投資、節目進出口等鼓勵加限制政策，對文化產品進行調節，從而達到刺激和保護本國文化產業發展的目的。法國、加拿大甚至基於“文化多樣性”立場訴諸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文化例外”原則以對抗世貿組織中的服務自由貿易。
其次，文化產業的發展對促進“中國制造”向“中國品牌”轉向中起著積極作用，經由文化的產業化、集約化、規模化效應，增強文化影響力，以提升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隨著世界性產業結構調整、產品更新換代以及經濟形態的升級，我國已成為世界的“加工工廠”，成為制造大國。但在當前語境中，廉價低附加值的產品並不能為我國企業贏得較大經濟利益和發展空間，切合整個世界經濟形態的飛躍，以及我國經濟快速平穩運行，我國企業面臨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品牌”的轉向。就世界性潮流而言，這契合了當前世界文化的發展趨勢，即文化經濟化和經濟文化化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的壹體化趨勢。在此，僅就經濟文化化對提升產品“品牌”意識做壹提示。相對於文化經濟化著重於文化的經濟維度而訴求產業化的經濟利益，經濟文化化主要著重於經濟的文化維度，它更看重的是超越於單純實用的符號及其象征功能即“品牌”意識，在壹定意義上正是對符號的“品牌”消費決定了產品的利潤。在這裏，文化與經濟的融合已經密不可分，它有兩層含義：“首先，就經濟的文化維度而言，符號化過程與物質產品的使用，體現的不僅是實用價值，而且還扮演著‘溝通者’的角色；其次，在文化產品的經濟方面，文化產品與商品的供給、需求、資本積累、競爭及壟斷等市場原則壹起，運作於生活方式領域之中。”全球性大眾文化產品互動及消費文化“均質化”語境下，廣泛滲透和侵蝕日常生活領域的文化產品不僅扮演“溝通者”角色，還以其“生活在別處”的夢幻強化著大眾對某些“品牌”的認同意識，培育和引領著時尚性的消費———品牌消費。恰恰是對文化功能的強化以及文化經濟的融合，使得“品牌”從普通制造中凸顯出來，成為消費社會時尚。在“品牌”意識中實際上蘊含著對該民族文化的認同和信任度，以及文化的輻射力和影響力。消費者對某“品牌”的接受和認可程度與該民族文化的競爭力有密切關聯，為制造“品牌”、推銷“品牌”，各個國家紛紛打出文化牌，通過文化影響力擴大該國產品“品牌”的知名度。如日本每年春季在世界各地舉辦的“櫻花節”活動，就是壹次極好的推廣宣傳日本文化擴大日本產品知名度的好機會。還有英國近年來為改變古老保守形象，而在世界各地舉辦的壹系列“創意英國”活動。都旨在通過文化及其文化消費品來提升國家的文化影響力、競爭力，改善國家文化形象。美國更是憑借文化產業雄霸國際市場為其產品的銷售鋪路，使消費者增加對其產品的認同力和信任度，以帶動美國經濟迅猛發展，及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形態升級。鑒於此，通過發展文化產業輸出文化產品，借助中國文化推銷中國“品牌”，並增加產品中的文化和科技含量來提升產品品位，依托海外 7000 多萬人的華人圈，培育消費中國“品牌”的消費者，樹立消費中國“品牌”觀念，培養對中國“品牌”的認同感和信任度，使得中國從“制造大國”向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品牌”地位提升，進而借助文化競爭力立足世界市場。在此進程中文化產業是否具有競爭力將對此進程起不可低估的推進作用。
再次，發展文化產業有利於文化體制改革走向深入，在實踐中進壹步理清理論上難以說清而又相互纏繞的問題，通過調整文化政策和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提升文化在兩個市場的涵攝力和輻射力。市場機制下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區分及邊界厘定？文化產業發展中的政府作為？產業化運作過程中精英文化、文化遺產的保護等？是理論要關註和探討的，但又不僅僅是理論的，它更取決於實踐效果及其生成性，並由實踐來推動理論研究。往往理論上存在爭執和難以理清的問題，反而經由實踐提供解決問題的思路和視角，通過政策調整來促進整個文化事業的繁榮。發展和提升文化產業的目的是為了增強文化競爭力，促進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同繁榮，相互推動、協調發展，使先進文化建設的兩個輪子轉動的更有力、有效。對於壹個國家或民族文化競爭力的培育來說，公益性文化事業與經營性文化產業的關系，不是簡單此消彼長而是良性互動相互補充***生***榮。實際上，文化產業的競爭不僅直接體現為文化產品、服務、人才的競爭力，更間接地反映出文化力特別是文化創新能力的強弱，而文化力的強弱需要公益性文化事業與經營性文化產業***同推進。文化事業的繁榮是文化產業具有強大競爭力的基礎和依托力量，當前要加強公***服務職能，優化教育結構，重點抓好基層文化建設；同樣文化產業的發展壯大又推動了文化事業的繁榮和保護，當前重要的是加大技術含量和文化創新力度，提升文化產業的競爭力。如果說文化事業的發展是對隱性文化資源公益性的培育，文化產業則是對現行文化資源的市場化整合開發，兩者相互運作，***生***存。
文化產業作為高科技、高品位文化相結合的知識經濟中的新型產業形態，是 21 世紀的朝陽產業，代表著先進生產力，承擔著民族文化的創新功能，是應對現實展示文化活力的重要途徑之壹。尤其當前處於躍升階段依托技術支持的“內容為王”的文化產業，已成為整合、拉動國民經濟和爭奪海外市場的主要驅動力。發達國家都積極主動地把高科技應用於文化產業，以其通過科技在文化產業的應用進壹步推動文化產業和帶動國民經濟發展。如迪斯尼將高新技術引入娛樂業，1993 年銷售額為 85 億美元，到 1997 年僅近 4 年時間就達到 225 億美元；百老匯音樂劇生產中的高科技含量，使許多傳統表演藝術無法比擬，其美輪美奐的表演場景，輔之高品質的燈光、音響，使人猶如身臨其境。而我國文化產業不僅總量偏小，市場化、集約化程度偏低，且大多停留於傳統技術或傳統文化工業，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都較低。在國外文化產品、文化集團和外資逐步進入我國允諾開放的文化領域及其市場，以及對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降低門檻和放開限制的當下，文化政策的制定和調整就不能僅局限於國內和當前，文化體制改革就要有全球性戰略眼光，文化產業戰略就不僅關乎國內和文化領域，還要關乎整個世界文化發展走向和文化秩序重組。當前，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全成熟，文化市場規則滯後於市場化運作，市場化運作又滯後於思想觀念。在文化市場化並不充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不能充分發揮的前提下，政府就要通過政策、經濟、法律等杠桿積極引導，來提升文化產業競爭力，使之在當下混亂、失序狀態下的文化重新有序化中發揮積極作用。
最後，發展壯大文化產業並采取“走出去”的文化輸出策略，主動參與世界文化秩序的重組，在全球化平臺上鑄造和展示中國“和平崛起”的國家文化形象，以及復興中華民族精神的偉大工程中起積極作用。在全球壹體化進程中，信息及其物化形式就整體趨勢而言呈現由西到東的單向流動，由於信息不對稱性，必然導致文化交流不對稱，而交流不對稱就造成文化市場不平衡，必然使處於弱勢交換中的主體喪失市場主動權，其結果，廣大發展中國家都處於弱勢的“無聲”地位。就我國實際情形而言，雖然有多年來經濟持續增長，及對國外優秀學術成果、先進技術和智力的引進，但在文化貿易方面則明顯處於逆差狀態，這壹局面在短期內還難以改觀（這與文化產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過低以及增長過緩有關）。僅據國家版權局的不完全統計，2001 年中國圖書、報紙、期刊出口額為 1764 萬美元（比上年增長 5、5%），而進口額為 6904 萬美元（比上年增長 19%），進口是出口的 4 倍。而音像制品、電子出版物的進口額為出口額的 14 倍。中國文化產業的貿易逆差如此之大，使得中外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嚴重失衡，不僅與我國文化資源大國的地位不相稱，還因聲音弱小影響在全球化平臺上對中國剛健清新形象的建構，弱化了我國在整個世界文化格局和秩序重組中的地位及影響。雖然輸入的文化消費品部分地滿足了大眾的文化消費權益，有的還對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提供資源，對更新思想觀念如自由、民主以及市場經濟制度建設等，都有積極建構價值。但有些則對民族文化的生存根基、道德倫理乃至執政基礎都構成挑戰，並對現有政治文化秩序有相當的破壞性，萎縮民族精神，瓦解奮鬥意誌，“戲說”或歪曲民族歷史，導致個體人格扭曲或分裂（沈溺幻象中的自我感的喪失）。這些披著審美外衣的文化消費品往往僭越原初界域，而向不同生活群體、生活層面和生活領域侵蝕，張揚享樂主義原則和赤裸裸的叢林規則，追逐快感凸顯感官欲望的滿足，培育自我表現的生活方式，生成自戀、自私的人格。文化貿易逆差更負面的影響還不止於對消費者“趣味”的培育，更是左右大眾文化的生產機制和模式，出現大量仿制、跟風現象，萎縮了民族文化產業的創新能力，以及整個文化切合當下生活的傳承、整合和原創能力，長此以往就會出現“腰斬”文化的斷裂現象，從文化傳統厚土中“拔根”的功利現象。在文化貿易中，“所謂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實際上反映和揭示了當代世界文化力量的壹種對比關系的存在性狀況，反映的是當代世界文化力量的壹種對比關系。……衡量的標準，不僅是文化本身，而且還包括壹種文化背後的政治、經濟；包括文化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文化傳播力的水平和文化影響力的水平等等。而所有這些能力指標都與壹定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水平相壹致。文化力量失衡下文化貿易逆差的存在，和在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的現實，嚴重影響我國文化競爭力的提升，在文化霸權的喧囂聲中抑制了中華文化在世界格局中的聲音，阻礙了現代化中國“和平崛起”中的國家文化形象的建構和展示。
文化產業以其生產內蘊價值觀和審美經驗的產品的被消費來參與國家文化形象建構，並成為展示國家文化形象的途徑和載體。尤其在海外市場，人們是通過文化產品的消費來了解這個國家和民族，只有基於壹定了解和相互文化交流才能形構真實的國家文化形象。因而，我們亟需提升文化產業在國民經濟格局中的戰略地位，生產出具有民族特色和代表中國發展水平的文化產品，不但輸出優秀的傳統文化，還要把現代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和經驗展示給世界，把新中國取得的現代文化推向世界，使世界各民族人民了解、理解現代中國，以去蔽其心目中“妖魔化”的中國形象，構建清新剛健奮發有為負責的“和平崛起”的中國形象。文化產業的發展要立足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國內要在繁榮文化的大格局中，在市場環境中最大限度地整合資源、凝聚力量，滿足人民大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費，生產出健康有益抵禦媚俗、低俗之風的優秀文化產品，配合文化事業以擔當校勘社會發展航向，及中華文化所應當的走向及其應對現代生活的智慧，成為在政府引導下使文化格局走向有序化的重要途徑之壹；國外主要輸出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審美經驗、人生智慧，以及我們現代化探索的獨特經驗，及其所持守的信念和文化理想，以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能夠接受的形式，尤其以人類社會應堅守的公***價值為底線來制定“走出去”策略，以真誠有為參與世界文化秩序重建，在全球化進程中發出中華民族的聲音，展示與我國在世界戰略格局中地位相匹配的文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