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創造不了價值，第壹是缺少土壤，這個土壤就是產權保護制度。在矽谷，大家拼命地加班，說不定哪天就壹夜暴富了。我有壹個朋友，當年我去美國的時候，他的公司比華為還大，他抱著壹夜暴富的想法，二十多年也沒暴富。但像他壹樣的千百萬美國人，有可能就這樣奮鬥畢生，也有可能會擠壓出某壹個人的成功，比如喬布斯，比如紮克伯格。也就是說，財產保護制度，讓大家看到了壹夜暴富的可能性。 異軍從何突起 沒有產權保護，創新的沖動就會受抑制。Facebook的出現並沒有什麽了不起的，但要是在中國出現的話，有可能被拷貝抄襲多遍，不僅原創者會被拋棄，連最先的抄襲者也會家破人亡。但在美國有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妳是不能抄的，妳抄了就罰妳幾十億美元。這麽嚴格的保護制度，誰都知道不能隨便侵犯他人。實際上保護知識產 權是我們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別人用來打壓我們的手段，如果認識到這壹點，幾十年、上百年後我們國家的科技就有希望了。 科技不是壹個急功近利的問題，壹個理論的突破，構成社會價值貢獻，需要二三十年。雅各布突破CDMA的時候是上世紀60年代，是我們搞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們怎麽能壹看到高通(微博)賺錢了，就感慨怎麽我們不是高通呢？二三十年前我們還在搞文攻武衛，高通CEO那個時候，流行誰讀書誰愚蠢，所以我們今天把心平靜下來，踏踏實實做點事，也可能四五十年後我們就有希望了。但是現在我們平靜不下來。中國的大學教授，要比論文數量，但又產不出這麽多來，就只能去抄，抄論文還能有什麽創新獲得諾貝爾獎呢？我們必須要改變的是學術環境。 在我們公司的創新問題上，第壹，壹定要強調價值理論，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壹定是為了創造價值。但未來的價值點還是個假設體系，現在是不清晰的。我們假設未來是什麽，我們假設數據流量的管道會變粗，變得像太平洋壹樣粗，建個諾亞方舟把我們救了，這個假設是否準確，我們並不清楚。如果真的像太平洋壹樣粗，也許華為押對寶了。如果只有長江、黃河那麽粗，那麽華為公司是不是會完蛋呢？這個世界上完蛋的公司很多，北電就是押寶押錯了。中國的小網通也是押錯寶了，押早了。小網通剛死，寬帶就來了。 英雄常常是生不逢時。有壹些人性格很剛烈，大家不認同，如果生在抗戰時代說不定就是英雄，說不定就能當將軍。我們是從人類社會的需求和價值基礎上，假設將來數據流量會越流越大，但這不壹定符合社會規律。馬克思理論假設的前提是那時候沒有汽車、沒有飛機，他說的物質極大豐富，準確定義是什麽呢？因為馬克思沒有拿出標準的數學公式來，我們還以為有更高的標準。所以我們現在的假設是要接受長期批判的，如果假設不對，那我們就要修正。首席科學家要決定帶領我們往哪裏突破。 第二，在創新問題上，我們要更多地寬容失敗。寬容失敗也要有具體的評價機制，不是所有的領域都允許大規模失敗。我們是高端研究領域，模糊區域更多。有壹些區域並不是模糊的，就不允許他們亂來，比如說工程的承包等都是可以清晰數量化的，做不好就說明管理能力低。但我們進入的是模糊區域，我們不知道它未來會是什麽樣子，會做成什麽。因此，在思想上要放得更開，妳可以到外面去喝咖啡，與人思想碰撞，把妳的感慨寫出來，發到網上，引領壹代新人思考。也許不只是華為看到妳了，社會也看到妳了。當妳的感慨可以去影響別人時，別人就順著壹路走下去，也許他就成功了。所以在創新問題上，更多的是壹種承前啟後。 作為科學家，也許妳對人類的預測，妳最終也看不見，但是我覺得這並不壹定錯誤。 比方說中國人吳仲華在上世紀50年代寫了渦輪機械三元流動的方程，發表了論文。英國按照這個理論做了第壹代斯貝發動機。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訪問英國，問我們可不可以引進生產，英國說可以呀，小平很高興，就站起來向英國科學家致敬。而英國的所有科學家都站起來向中國致敬，因為這個技術是中國發明的。這時吳仲華正在湖北五七幹校養豬。 還有壹個例子，就是漢語拼音。1979年，復旦(微博)大學教授周有光認為要到國際標準化組織去陳述中國對文字的觀點，別人就邀請他去了。上飛機之前，單位告訴他，因為妳是外方邀請的，單位不負責所有差旅費。於是，他壹分錢補貼也沒有就去了巴黎。他用了三年的努力，從國際標準化組織那兒爭取到中國要使用的拼音文字。不然，我們的漢字就無法融入電腦時代。因此，要構成壹個突破，需要幾代人付出極大的努力。 現在到處都在討論自主創新的問題，我特別不同意，為什麽壹定要自主？自主就是封建的閉關自守。我們為什麽要排外？我們能什麽都做得比別人好嗎？我們在創新的過程中強調只做我們有優勢的部分，別的部分我們應該更多地加強開放與合作，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構建真正的戰略力量。我非常支持異軍突起的創新，但要在公司的主航道上才好。所以，壹定要避免建立封閉系統，而是要建立壹個開放的體系，特別是硬件體系更要開放。不開放就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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