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70年代末
新中國成立後，模仿蘇聯電影的管理體制，建立起了壹個從管理到生產、經營的完整配套的新中國電影事業體制。
1953年，在蘇聯專家幫助下，我國制訂了第壹個五年計劃中的電影管理計劃。其中，對制片廠實行行政指令性管理，建立了攝制工作制度和制片主任制度及制片生產的各項規定。在發行方面，把中國影片經理公司改組為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將各大區公司建制為各省、市發行機構，並建立完善了發行放映經營管理的各種規章制度，在電影局設立了電影放映管理處，各省、市、自治區文化管理部門亦成立相應的各級機構，有壹級政府就有壹級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加強放映工作的統壹管理。這壹整套設施的建立，都是以行政化機制為依據和功能目標的，而市場效應和市場運轉則作為輔助的手段，因此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的政企合壹的電影發行體制。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逐步完善起來的電影產業結構體制，以它特有的規律運轉，除了1958年和1976年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發生過幾次動蕩外，30年來，其基本架構和內部經濟關系未有任何本質上的變化。同其他行業壹樣，電影業走的是計劃經濟體制，統壹由國家預算撥款和專項撥款維持其建設、生產和流通。制片方面，制片廠根據上級對數量及題材的嚴格計劃接受影片拍攝任務。發行方面，作為全國發行放映總代理的中影公司負責收購影片，之後通過等級分明的各個發行放映公司以業務和行政相結合的手段從省、市、縣往放映單位發放拷貝。
（2）20世紀80年代
改革開放後，電影業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出現了幾次改革浪潮。1979年的《關於改革電影發行放映管理體制的請示報告》，調整了發行收入分成比例，增加了用於發行放映事業的生產基金。1980年，文化部又以1588號文件的形式規定，中影公司根據發行需要所印制的拷貝量按壹定單價與制片廠結算，使制片廠產量增加，利潤上升。1984年5月，文化部正式提出成立中國電影總公司的體制改革方案。1985年1月，電影局在廣州召開電影體制改革座談會，提出簡政放權、政企分開和擴大制片業與發行業經營自主權的精神。同年，同意在壹些地區對部分影片的票價實行浮動，以緩和電影收入的下降趨勢，電影的價格體制在經歷了35年之後（始終維持在50年代的0.20-0.35元之間），終於在市場競爭的沖擊下出現了初步的松動。
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進展，錄像業、歌廳和綜合文化娛樂業開始興盛，電視日漸普及，使電影觀眾出現了明顯的分流。1984年僅壹年時間，電影觀眾就減少了52億人次。迫於市場壓力，電影制片迅速走向娛樂化類型化。
1986年1月，電影局從文化部劃歸廣播電影電視部領導，加強影視統壹領導和統籌規劃是合並的初衷，但電影局合並到廣電總局後，各地電影單位特別是省、市、縣級發行公司仍由地方文化部門領導和管理，以至形成“上合下不合”的現象，對電影全行業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困難。1986年，全國電影市場進壹步萎縮，全國三分之壹左右的發行企業虧損，許多放映單位該營它業，反過來又影響到了電影制片企業的嚴重虧損。針對這種情形，1987年曾經提出了代理發行、壹次性賣斷和按比例分成等五種結算方式發行影片，但1989年又很快倒退回來，頑強地按拷貝結算的方式。
（3）20世紀90年代後至今
20世紀90年代的電影改革以1993年元月以“廣電字（3）號文件”即《關於當前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幹意見》及其《實施細則》（征求意見稿）為標誌。自此，40多年的計劃經濟下電影的統購統銷以及由此形成的制片、發行、放映三者之間經濟分配上的不合理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其中重要壹條就是中影公司的全國壟斷經營被打破。但是問題緊接而來，各省級公司在自己的行政區域內獨家經營、壟斷發行以及發行行業中間環節過多的局面仍然普遍存在。經過發行影片直接面向地市級公司的“江蘇突破”、“山東突破”後，制片廠、中影公司與省級公司在發行上的矛盾更加突出。
1994年8月1日，廣電部電影局下發了《關於進壹步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通知》（94年348號）。這個文件按照中華人民***和國《著作權法》和國務院《關於進壹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決定》精神，明確影片（著作權）發行權擁有單位可以直接向北京等21家省市（11家老、少、邊、窮省、區除外）的各級發行、放映單位發行自己的影片。這壹指導思想使得電影全行業所有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得到認可，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市場多主體的形成。
1995年1月，隨著當時廣電部《關於改革故事影片攝制管理工作的規定》（廣發影字[1995]001號）的出臺，昭示著制片行業幾十年壹貫制的計劃管理模式的改革終於邁開了小小的、但卻極有意義的壹步。根據文件規定，全國擁有故事片出品權的不再僅僅是原來的16家制片廠，壹大批壹直未得承認的省級電影制片廠終於贏得了自己的影片出品權。很快，壹方面省辦廠的積極性很快調動起來。山東廠、浙江廠、山西廠等分別投拍了《孔繁森》、《信訪辦主任》、《劉胡蘭》等重點題材影片。但由於其他配套設施的缺乏，制片行業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復興。
由於市場上影片節目的嚴重缺乏，使得改革必須往前邁進壹步。1997年，制片（出品權）進壹步放開，無論“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社會團體”，甚至“個人以資助、投資的形式”都均可“參與攝制電影片”。1995年的改革還僅僅是打破原16家制片廠的壟斷，而1997年的改革則是完全取消了國有制片企業的壟斷保護權力。改革方案很快得到執行，北京紫禁城率先嘗到了改革所帶來的實惠。因《離開雷鋒的日子》壹炮走紅的北京紫禁城影業公司，得到了廣電部電影局果斷給予的極高獎賞——影片制作企業生產的出品權。
也是在1997年，單片發行權開始放開。《鴉片戰爭》以民間集資方式操作並以此成立四川《鴉片戰爭》影視制作有限公司，這壹舉動在電影界引起強烈反響。發行上，電影局則對這家沒有單獨出品權的公司首次給予了影片單獨發行權，政策方面享有同峨影廠發行此片時壹樣的權利。同年，地處深圳的南國影聯開始了從放映行業爭取單片發行權的第壹步。這家以放映為主的股份公司，於1997年10月以委托代理方式購買了合拍影片《聯合出擊》的國內版權。
2002年開始，以新的《電影管理條例》頒發為總標誌，中國電影業開始了新壹輪的體制改革和產業化進程。其中重要壹個環節是制片業的初步放開，壹些民營機構也擁有了獨立拍攝電影的條件。這進壹步促使民營資本註入到電影制片業中來，從而為電影制片業帶來新鮮血液。以往，民營機構拍攝電影是比較困難的，因為缺乏“資格”，所以必須與電影制片廠合作，使用廠標。近年來，廣東巨星、華誼兄弟、北大華億、中博時代、海潤等壹些民營影視制作機構迅速成長，它們以其獨特的理念和手法成為壹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但是，由於政策上的限制，他們只能以影視界“遊擊隊”的身份存在。而此次改革意味著民營機構無需再買廠標，可以獨立投資拍攝電影。該措施適應社會主義文化市場規律要求——此次形成的制片格局打破了舊有的國有制作機構壹統天下的格局，呈現出了多元化的特點（雖然現在這個多元懸殊還很大），將更具有競爭性，因為它們都將在市場規律下平等坐次，優勝劣汰。
發行放映業的機制改革同樣激烈，主要體現在“院線制”的推廣上。經過近半年時間的醞釀組建和緊鑼密鼓的運作，2002年6月1日，全國23個省（市）的30條院線正式掛牌營業。其中，11條為跨省院線，19條為省內院線。同時，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廣東、四川、江蘇、浙江等8省（市）已率先完成了兩條院線的組建工作，而江蘇和浙江則分別組建了3條院線。
院線制的生命力在短時間內顯示出來，7月中旬上映的分賬大片《星球大戰2：克隆人的進攻》僅10天，30條院線的票房就突破2000萬元，院線制的威力可見壹斑。上海聯合院線成立伊始，壹個接壹個創造票房佳績，遠遠超過院線制之前的票房指數。北京新影聯院線成立以來也是捷報頻傳，市場走勢強勁。重慶萬和院線所屬6家影院在經歷了6月份市場嚴重下滑之後票房全面回升。院線制最大的直接受益者當屬廣大電影觀眾，電影公司引進分賬大片的速度明顯加快，《精靈鼠小弟2》幾乎與國外同步上映，加盟溫州雁蕩院線的壹家縣城影院，已能與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影院同時上映分賬大片，使小城鎮的觀眾也能在第壹時間欣賞到分賬片，這在實行院線制之前是絕對不可能的。
應該說，院線制是電影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電影發行放映與時俱進的必然。其深刻意義在於徹底改變了電影市場環境，使中國電影市場打破行政分割與封閉狀態，在國內地域間形成壹個整體，從而擴大電影市場規模，促進電影資源的流動性，從而建立起良性運轉的電影市場機制。不過，由於在院線制的推廣上行政措施太多，組建的市場化因素過於弱小，組建時間倉促，目前院線之間實力、規模及運行機制相差較大，有的還不太正規，因此當前所建立起來的院線制僅僅是壹個雛形，只能說它為過去的四級發行劃了個句號，至於院線的發展壯大，尚任重道遠。同樣，院線制中影院所應該享受的自主權，諸如充分的選片權，以影院為主、發行公司指導為輔的票價定價策略，還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改制後的影院位置依舊停留在“壹頭在市場，壹頭在國營”的狀況中，還處於低級運行階段。
同時，引進片的發行壟斷陸續被打破。雖然引進片依然由國家統壹進口，但是開始調整了進口影片的供片機制，實行影片進口與發行分離。中國電影集團在2002年5月宣布將美國影片《浩劫驚魂》的播映權出售給上海嘉禾——壹家由香港嘉禾部分所有的公司。這是該集團公司首次將電影發行權出讓給帶有外資色彩的非大陸中國公司，這在中國電影發行業中具有重要意義。同時，除中影集團原進口影片發行公司外的另壹家股份制進口影片發行公司——華夏電影發行股份有限責任公司，經過兩年時間的醞釀和籌備，於2003年6月19日正式宣布成立。華夏電影發行公司屬於股份制企業，註冊資本6000萬元，有19家企事業單位***同投資，中國廣播影視集團作為最大股東持有20%的股份，中影集團和上海電影集團各持11%，長春電影集團持10%，剩下的是國內電影系統有影響的制片廠和院線公司。這對進口片發行市場的多元化主體建設將有重要的意義，同時公司內部的多元化產權結構，也有利於公司的效率和良好監督機制的形成。
在農村，發行放映問題隨著改革的深入日漸開放。最基層的農村放映單位或個人拿到了屬於自己的權力。首先，1993年3號文件明確了縣級公司購買農村16毫米拷貝的權力，並壹再強調，縣級公司應該通過更新觀念，轉變機制來成為16毫米的經營主體，而不是通過行政手段賦予。此後，1995年8月，廣電部頒發了《關於改進和家農村16毫米影片發行放映工作的通知》（即474號文件），進壹步放開農村16毫米拷貝經營權，強調任何壹級公司和集體、個體的放映單位都可以自由購買，每個16毫米拷貝均含有全國放映權。這種新的運行機制，引入了社會主義市場競爭機制，調動了農村放映隊的積極性，讓所有的農村電影經營者站在同壹個起跑線上公平競爭，優勝劣汰，激活市場。同時，打破人為的市場阻隔，放開區域限制，讓16毫米拷貝自由流動，以最大限度地實現其價值。文件還明確要求今後每年定期舉辦16毫米影片全國性的交易會。同年11月在鄭州舉行了壹次全國性的16毫米影片交易會。4天的交易會成交16毫米影片節目近400個，現貨、期貨拷貝達3500多個，成交金額為400余萬元。交易會深受基層單位的歡迎，但是在執行474號文件的過程中，由於利益的沖突，仍有壹些地方阻止農村放映隊購買影片和限制放映隊活動區域。而後農村電影放映推行“2331”工程和“西新工程”，都取得了壹定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