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用幾個例子說明瓦爾拉斯序貫均衡概念。首先。看麥當勞連鎖店的創立和發展，在麥當勞連鎖店創立前，飯館的價格相當高。當時市場對飯館的需求也似乎與供給相當。如果飯館服務的價格稍微降低(以經濟學術語而言即為在邊際上調節)，利潤將會減少。因此，用傳統經濟學來指導決策將會導致這樣的結論：市場已在均衡中，利潤已最大化，創辦更多飯館或大規模減價只會造成損失。但是，當麥當勞連鎖店的創辦人認為可能有另壹種市場均衡，在這種均衡中，飯館服務價格比現有飯館低得多，因而很多人會減少自己做飯的次數，而增加對專業飯館的依賴，專業飯館由於生產規模擴大，內部專業化加深，也可以使服務成本大規模地下降，因此大規模降價也會有利可圖。如此壹來，麥當勞創始人就不是以當時市場的邊際調節信息定價，而是將價格訂在普通人能經常上館子的很低水平。麥當勞壹開始就把目標定在大規模經營，用連鎖店的合約形式組織總部與分店之間的分工，使專業化的計劃管理，餐館設計，原料采購，廣告成為總部的專門部門。結果這種 ' 組織創新 ' 成為本世紀最大的商業成功之壹。傳統的經濟學對於分析這類 ' 組織創新 ' 的奧秘完全無能為力。其原因是，傳統經濟學的邊際分析以內點最優決策為基礎，
而決策從壹個角點轉向另壹個角點時，會造成產量和價格不連續地大幅跳躍，所以邊際調節根本不能提供最優決策所需的信息。
人們要得到決策所需的所有信息，必須試驗所有不同的角點。這壹方面意味著組織試驗會產生風險，成敗不可能像邊際調節那樣肯定：另壹方面，試驗必須是從壹種組織結構跳躍到另壹種完全不同的結構，而不能只是邊際調節。這就意味著眾多的破產案例其實是人們獲得決策信息所必須的組織試驗。破產企業家的貢獻不見得低於成功的企業家。在這種組織試驗過程中，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如果人人都要等到有十足把握才試驗目前不存在的組織，則人們永遠不能獲得決策所需的信息。如果人口中相當壹部分人在沒有十足把握時就去試驗各種不同的組織結構(不同的角點)，則很多不同的角點就是會被試驗，其中大部分當然不是最優結構，而破產就提供了有關最優結構的信息，使成功的組織得以被人模仿和發展。
所以，看看經濟發達的美國，我們可以看到其破產率也是最高的國家之壹。這說明有很多企業家冒風險在試驗不同的組織，因此成功的組織出現的概率就會上升。法人制度和股市的發展，使這種組織試驗的風險分散，因而加速了組織試驗和企業家精神的發展。從這點而言，社會對失敗的企業經驗應非常重視和給以適當的尊重，不要簡單地將經濟理論性與成功劃上等號。
這個例子說明，企業家要搞組織試驗必須借助大量資本。因為新的角點均衡並不存在於現有市場中，而人們壹般只相信現有市場的邊際調節提供的信息，企業家要說服人們與他壹同去進行這種冒險的組織試驗，只能以錢把他們引出來。而壹旦新的角點均衡不如現有均衡，則這筆投資就會血本無歸。因此，資本和風險是組織試驗不可或缺的兩個特點。這種對資本的看法與傳統經濟學對資本的看法很不壹樣。傳統經濟學中，資本是壹種生產所需的資源，資源越多，則產出也越多。而用角點分析方法來看資本。我們對經濟的最優決策有賴於我們對組織的信息，這信息的獲得卻依賴足夠多的組織試驗，而進行組織試驗卻是要用錢把人們引來與企業家***同進行，這試驗的成本就是資本，而資本的收益就是通過試驗所獲得的有關組織的信息而賺的錢。
在有專業化加速學習速度的效果時，天生的比較優勢並不重要，而進入專業化與學習加速的良性循環(正反饋)卻非常重要。壹個先天不足的人，壹旦通過廣告或自我推銷的成功而進入某個專業，專業生產會提高他的學習能力，這反過來用高效率擴大了他的市場，使他有機會加深專業化，進壹步加速學習過程。這種自我加速的過程往往能使某些沒有先天優勢的人在短期內超過壹些有先天優勢，但卻沒進入這個良性循環過程的人。有人將這種良性循環過程稱為 ' 自我發現 ' ，實際上這種過程是 ' 自我創造 ' ，而不是發現先天就存在的自我。
正因為組織試驗是人們獲取經濟信息所必需的，而可能的角點之間的組合造成的可能的組織結構和產權結構無窮多，人們不可能窮盡所有組織試驗，因此，人們對組織的信息總是有限的。在這種信息不夠的情況下，人們不應對經濟理性過於迷信，而應對看似無理性的組織試驗充分開放頭腦，不要有預先的成見。充分認識盡可能試驗不同的組織，在充分多試驗中靠碰運氣發財的態度，比預先算計清楚穩操勝券的態度更可?000年前，商人曾被人認為是壹種對社會沒有貢獻的行業，這種預先的成見曾大大阻礙了經濟的發達。問題不是商業這個專業究竟是否有其價值，而是這種不開放的頭腦。現在，我們也聽到人們在談論臺灣的 ' 產業空洞化 ' 如何對經濟有害，中國的勞力密集工業的發展如何不利於技術的提升，以及景氣循環如何有害生產力。所有這些似是而非的論調與當年重農抑商的論調都是同樣的思想方法。妳怎麽知道臺灣的 ' 產業空洞化 ' 不好？壹種組織結構在市場競爭中自發地出現，必有其生存的理由，對這種復雜的理由，我們最好不要輕易下結論，而是對各種組織試驗開放自己的頭腦，讓時間去對不同的組織試驗下結論。以產業政策而言，目前香港和以前臺灣沒有產業政策的效果，看來比新加坡和韓國的產業政策就不見得差(不少經濟學者論證香港的無產業政策比新加坡的產業政策效果為好，而臺灣也勝過韓國)。
20 世紀50年代香港政府沒有如何產業政策，而開創了世界上第壹個成功的外向型出口勞力密集產品的工業化模式。臺灣在50年代，政府強制推行進口代替，成效不彰，在國際競爭壓力和美國壓力下，50年代末改取香港式的
自由化，國際化政策，市場自動采用了香港式的出口導向工業化模式，創造了臺灣奇跡。後人稱這是政府有意設計了這個工業化模式，實際上沒有任何政府有能力設計此模式，而是香港市場自發地創造了這個模式，然而其他三小龍的政府加以模仿。這些經驗說明了市場在組織試驗方面比政府要高超得多。市場為什麽在組織試驗方面比政府的能力高超得多？
這是由於經濟發展的實質在於分工專業化的發展，隨著分工的演化，每個專家所知道的信息相對於全社會的知識越來越少，信息越來越分散在不同的專業中，而市場的功能壹方面是促進這種信息的分散化和信息不對稱(壹種專業產品的買方和賣方對生產過程的知識差別增大)，以促進社會獲取知識的總能力和增進生產力；享受所有不同專業的信息帶來的生產能力。市場並不是讓所有人分享所有信息，而是讓人們在不必知道他的專業之外的生產知識時也能享受社會的生產力。正因為市場上的公平競爭能將分散的專業知識加以綜合運用，所以市場所利用的信息比任何專家所知道的信息都多。因此，市場所利用的信息也比經濟學家或政府官員所知的信息多。加上迷信政府或經濟學家的經濟理性會限制經濟組織試驗，所以，市場試驗經濟組織的能力比政府和經濟學家要高超得多。因此，我勸讀者對目前壹些經濟學家批評臺灣 ' 產業空洞化 ' 或中國 ' 產業低級化 ' 的論調千萬不可輕信。其理由就是，市場上出現的組織模式所包含的信息，比這些經濟學家知道的多得多。
由於根本的不確定性，人們不可能算計自己決策與其他人決策的交互影響，只能依賴瓦爾拉斯定價機制通過社會試驗逐步了解所有人決策互動及決策與價格互動的後果。在這個動態過程中如果價格信號與決策之間有時間滯後，則反饋機制會產生市場價格不是高於就是低於靜態均衡水平的波動，也就是金融家索羅斯所說 ' 市場永遠是錯的 ' 。如果市場上所有決策的交互依賴程度很高或用數學語言；來描述，代表這個機制的微分-差分方程是高度非線性的。這個瓦爾拉斯價格機制會產生有名的紊亂系統，這種紊亂系統雖然由確定性微分-差分方程產生，但其唯壹可預測的特性就是不可預測性。筆者將在另文中討論這種 ' 市場永遠是錯誤的 ' 和 ' 市場不可預測 ' 問題，它們正是人的有限理論造成的根本性社會不確定性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