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他們的前輩壹樣，艾萊斯那和格萊澤也認為，有多種原因造成了歐美之間的這種差異。但多少出乎他們意料的是，他們發現，經濟學家們原本認為能加大財富再分配力度的那些因素並不具有很大的解釋力。例如，我們可能會推測，為了減小貧富差距，稅前收入差距越大的國家越需要進行收入再分配。然而，不管從哪種尺度衡量，美國的稅前收入差距都比歐洲大陸國家要大。如果這種推理正確，美國的收入再分配力度會更大，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情況卻正相反。
類似的理由還有，收入再分配需求可由社會流動性決定。壹個國家人口構成中那些終其壹生可在收入分配階梯上往上爬的人越少，這個國家就越有必要在經濟方面積極幹預。
從經驗上看，這種說法有壹定的道理。美國中產階級向上的流動性比歐洲大。但妳若觀察社會中最貧困的成員，情況卻完全不同。歐洲貧困人口逐漸改善經濟地位的可能性超過美國的窮人。所以，艾萊斯那和格萊澤逐漸確信"歐美之間存在的差異並非由於美國存在更大的流動性"。
還有壹個經濟學解釋，或許能解釋歐洲收入再分配程度較高的原因，那就是稅務系統的相對效率。如果歐洲稅收過程中造成的社會損失較少，那麽建設福利社會的成本就會較低。但艾萊斯那和格萊澤用壹個很有說服力的問題否決了這個理由："難道意大利稅務官員的效率真的比美國國稅局官員的效率高如此之多嗎？"
最後，本書兩位作者認為經濟穩定性可能是壹個原因。福利制度常被視為保護人民免受經濟突變的沖擊，因此頻繁發生劇烈經濟動蕩的國家似乎應該有更好的福利制度，然而美國的經濟增長和失業率的變動比歐洲更為劇烈，但我們卻看到美國的福利制度遠不如歐洲慷慨，所以這個理由也站不住腳。
政治因素
"從純'經濟'的角度探求這個問題的解釋，讓我們幾乎落了個兩手空空，"艾萊斯那和格萊澤總結道。接下來，他們轉向"政治的"解釋——那些"強調國家、政治舞臺和政治制度"的因素--在這裏，他們的收獲多了壹些。
起初，這不像是能出多少研究成果的領域。畢竟，艾萊斯那和格萊澤所研究的美國和歐洲大陸國家都是自由民主國家。既然如此，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怎麽可能解釋它們之間福利制度規模的差異呢？
答案就在於大部分歐洲民主國家執行公***政策的方式與美國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大部分歐洲國家施行比例代表制，這使得邊緣黨派——如社會主義和***產主義政黨——得以進入政體並與更居主流的中左政黨結成聯盟。壹旦這些聯盟執政，邊緣政黨就可影響泛左翼聯盟的政綱，推動其接受更激進的政策，使得收入再分配力度加大。
相比之下，正如經濟學家安東尼·唐斯在其1957年那本開創性的《民主的經濟理論》中所闡釋的，美國贏家通吃的選舉制度驅使候選人向中間選民靠攏。這壹制度使第三黨候選人很難贏得公職選舉，而且使得兩大黨內部意識形態比較極端的候選人也很難掌權。
考察壹下美國眾議院就能看出這壹點，435名議員中有434名都分屬於兩大政黨，佛蒙特州的獨立人士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是唯壹的例外。不過，這還是沒有揭示問題實質：是什麽促使歐洲大陸采納了各種比例代表制？畢竟，這些制度相對來說都很新，大都是在20世紀開始實施的。艾萊斯那和格萊澤對此提供了兩個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