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被告負舉證責任的原則；我國的行政訴訟制度采取被告負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行政訴訟法第32條對此有極為明確的規定，即“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作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範性文件。”而且，由於行政訴訟法的立法者清楚地意識到個人、組織在面對行政機關時所處的“弱者”地位，有意通過舉證責任的分配來使雙方在訴訟中的地位趨於平等，因此，非常有意思的是行政訴訟法本身除了第32條以外，再無任何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行政訴訟之所以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理由：(1)原被告舉證能力的對比要求被告承擔舉證責任原告提起行政訴訟，質疑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可是，壹方面，具體行政行為畢竟不是原告而是被告作出的，被告是根據哪些事實、考慮了哪些因素作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被告最為清楚，原告很難完全了解或者掌握。在此情況下，壹定要讓原告承擔舉證責任、證明具體行政行為的違法性，會使原告處於非常不利的境地。另壹方面，在大多數行政管理案件發生時，行政機關收集、調取、保存證據的能力要遠遠強於行政相對人，許多相關的證據更有可能是在行政機關的掌握之中，行政相對人能夠收集、掌握的證據相對而言是非常少的。讓原告承擔舉證責任、證明具體行政行為的違法性，意味著原告需要舉出證據來反駁行政機關的證據，這是明顯不公平的。(2)行政法治原則要求被告承擔舉證責任行政法治原則的基本要求是行政機關必須依法行政，其作出的任何具體行政行為都必須建立在有充分證據證明的事實基礎之上，否則，行政機關就是在憑臆測辦事、就是屬於專斷、甚至有濫用權力的惡意。因此，行政法治原則對行政機關的行政管理活動提出了比較嚴格的證據要求，行政機關必須為作出合法、合理的決定而收集、調取充分的證據，必須遵循“先取證、後裁決”的程序。當行政決定的相對人對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並質疑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的時候，行政法治原則在行政管理階段提出的證據要求，反映到行政訴訟中來，就是要求行政機關提出自己在作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時所收集、調取的證據，來證明具體行政行為是合法的。行政法治原則對行政機關的嚴格要求，加上行政機關本身具有較強的收集、調取證據的能力，當然應該讓被告為具體行政行為承擔舉證責任。2.原告負舉證責任的情形。在行政訴訟制度運作過程中，法院發現行政訴訟被告負舉證責任原則不應成為絕對的，否則，在某些問題上，就會出現十分荒謬或者對行政機關也非常不公的現象。參考其他國家的訴訟制度，似乎也沒有把舉證責任分配單壹化的作法。因此，最高法院通過司法解釋第27條，明確規定針對以下三種事項，原告承擔舉證責任：(1)證明起訴符合法定條件，但被告認為原告起訴超過起訴期限的除外根據行政訴訟法和司法解釋，行政相對人提起訴訟必須符合壹些法定的條件，如原告是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明確的被告、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根據、屬於人民法院受案範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在法定起訴期限內提起訴訟、遵循了法律關於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關系的規定，等等。司法解釋第27條第(1)項要求原告必須舉證證明起訴是符合這些條件的;只是，如果被告主張原告起訴超過起訴期限，那麽，被告就必須舉證證明之。(2)在起訴被告不作為的案件中，證明其提出申請的事實這是司法解釋第27條第2項的規定，目的在於解決實踐中存在的這樣壹個問題：行政相對人曾經向被告行政機關提出申請，請求行政機關依法履行職責，但行政機關始終未給予明確的答復。待法定的行政機關履行職責期限(若法律、法規、規章未作明確規定，依照司法解釋第39條，行政機關應當在接到申請之日起60日內履行法定職責)屆滿，行政相對人提起行政訴訟，而行政機關卻在應訴時有可能提出自己並未收到此類申請。若雙方當事人就行政相對人是否提出過申請存在不同主張，那麽，根據舉證責任壹般分配給持肯定性主張的壹方這壹原理，應該由行政相對人來證明其確實提出過申請。因為，行政機關既然主張自己“沒有”收到申請，要求其承擔舉證責任證明這壹點，是比較荒謬的。當然，司法解釋的這壹規定，實際上要求行政相對人在提出申請的時候能夠保留相應的證據，而如果要做到這壹點而又不致於給行政相對人增加過多的負擔，就應該適當地改革行政管理制度。比如，規定行政機關在行政相對人提出申請的時候必須給予行政相對人壹個憑證表明行政機關已經收到此申請。不過，司法解釋此舉仍然有壹疏漏之處，忽略了緊急情況下有的法定職責的履行並不以行政相對人的申請為前提。比如，壹個人的生命安全正在遭到非法分子的侵犯，而此時某正在值勤的巡警經過當場，那麽，其法定職責要求他及時制止這壹違法行為，而不管受侵害人是否提出“申請”。(3)在壹並提起的行政賠償訴訟中，證明因受被訴行為侵害而造成損害的事實司法解釋第27條第(3)項的這壹規定，主要是考慮到：當行政機關的違法行為造成行政相對人損害、行政相對人提出賠償請求時，通常情況下，行政相對人更有能力證明自己受到損害的事實情況。個人的身體受到傷害，可以通過醫院出具的診治單據證明傷害情況;個人或者企業的貨物因被行政機關非法變賣而受到損害，可以提供表明貨物原價值的材料或者證人證言，以證明損害的大小;等等。此時，若要行政機關去證明行政相對人賠償請求中提出的損害事實，也是比較荒謬的。但是，復雜的現實又要求我們不能壹概而論。由於司法解釋規定原告必須“證明因受被訴行為侵害而造成損害的事實”，這就意味著原告必須提出兩個層次上的證明：壹是損害事實;二是損害乃被訴行為所致，即存在因果關系。然而，現實中曾經出現過這樣的事例，行政相對人被傳喚到公安機關，後其家屬接到通知，行政相對人因某疾病突發而在公安機關當場死亡，家屬懷疑公安機關工作人員違法使用警械，但公安機關始終未肯進行屍檢，並責令盡快火化屍體。屍體火化後，家屬提出行政訴訟和賠償請求。此時，若機械地運用司法解釋的規定，家屬就無法證明行政相對人的死亡是由於公安機關工作人員違法行為所致。有的國家的證據法，推定在此情況下公民的死亡乃行政機關違法行為造成的;有此推定就可以解除行政相對人壹方的舉證責任，並把舉證責任轉移給行政機關，由行政機關證明公民的死亡確實屬於自然疾病;若行政機關不能證明，則其承擔敗訴後果。如上所述，我國證據規則還在發展之中，“推定”和“轉移舉證責任”的理念尚未完全制度化。司法解釋第27條除了明確規定以上三種事項由原告承擔舉證責任以外，又在該條第(4)項規定了壹個兜底條款，即“其他應當由原告承擔舉證責任的事項”。這應該是在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配規則上壹個較大的進步，因為它意味著最高法院認識到，在舉證責任的分配方面尚有許多需要視具體情況而定的問題，原告需要負舉證責任的情形絕對不止司法解釋現在所列舉的情形。最高法院已經從行政訴訟法的舉證責任分配單壹模式中解脫出來，以更加現實的態度來對待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當然，法院在分配舉證責任方面的任何新的探索，都應該盡可能快地以規則或者判例形式出現，以保證法律制度運作的統壹。
法律客觀：《中華人民***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六十四條
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觀地審查核實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