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檢疫法律制度
如前所述，《SPS協議》為促進農產品、食品國際貿易的健康發展，為農產品、食品衛生與植物衛生檢疫的國際規範化，為削弱並減少技術貿易壁壘以確保農產品與食品市場的公平競爭和正常秩序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證。最為重要的是，該協議建立了壹個對抗某些部門（如海關、衛生或農業部門）以不符合標準為由拒絕進口貨物的武斷行為的機制。 可以預見，中國入世後，作為發展中國家和農業大國，可以有效地利用協議，改變以往完全被動挨打的狀況，在享受發展中國家特殊的差別優惠待遇、及時獲取技術信息、進入進口國質量認證體系以及利用WTO爭端解決機構方面都應當能夠產生積極的影響。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後，已經結合WTO規則的實際要求，采取了壹系列與國際通行做法相壹致和逐步向國際標準靠攏並與之接軌的措施。在立法上，《標準化法》、《國境衛生檢疫法》（以下簡稱《衛檢法》）、《進出口商品檢驗法》（以下簡稱《商檢法》）、《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以下簡稱《動植物檢法》）以及《食品衛生法》等構成了我國技術性貿易措施體系的主要法律根據；在體制上，根據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由原國家進出口商品檢驗局、原衛生部衛生檢疫局和原農業部動植物檢疫局***同組建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站局，建立起了“三檢合壹”的新型管理體制。它標誌著我國檢驗檢疫行政執法管理制度在與市場經濟相適應、與國際通行做法相符合方面前進了壹大步。
但毋庸諱言的是，無論是作為動植物衛生檢疫制度基礎的我國技術性貿易措施體系，還是動植物衛生檢疫制度本身與WTO相關協議的規則、原則之間尚有較大的差距，而且國內立法彼此之間也存在著諸多的不統壹、不協調之處。就動植物檢疫制度而言，新舊體制的轉換並未完成，準確地說，“三檢合壹”體制的確立只是實現了部分執法主體的壹體化，其他相配套的制度建設還沒有完全到位，特別是作為執法根據的三檢法律、法規所表現出的嚴重滯後與不統壹狀況尤為令人擔憂：
（1）與WTO規則之間的差距。
我國現行“三檢”法律、法規基本都制定於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其中相當壹部分內容反映了計劃經濟體制下內外貿管理截然分離的立法思想，並由此形成“內外有別”的檢驗檢疫法律制度。根據現行法律，對有關技術法規、標準實施的檢驗監督分為國內市場和進出境兩塊，分別由國家技術監督局和出入境檢驗檢疫局負責，並分別遵循不同的法律、法規要求。這樣壹來，進出口商品與國內市場中生產與流通的同類產品之間，在所依據的檢驗範圍、檢驗標準以及檢驗征收費用方面都形成壹些差別，從而明顯地違背了WTO各相關協議中的國民待遇原則。此外，由於現行“三檢”立法的大量規定較為籠統，缺乏必要的可操作性，因而在實施檢驗檢疫的具體要求和方式上還存在著以內部紅頭文件替代技術法規的情況，這也與WTO各協議所規定的透明度原則不符。
（2）“三檢”立法“各自為政”的不協調狀況。
三檢立法制定於不同時期，由不同部門負責起草，並且是在“三檢”分離的大背景之下完成的，所以，這些法律彼此之間存有不協調之處也就在所難免。以有關行政復議程序的規定為例，《衛檢法》沒有關於行政復議的條款，直接規定了“當事人對國境衛生檢疫機關的處罰不服，可以向當地人民法院起訴”；《動植物檢法》規定的是復議選擇程序：當事人不服動植物檢疫機構處罰決定的，既可以申請行政復議，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商檢法》則規定了復議前置原則：即必須先申請行政復議，對復議決定不服的才能向人民法院起訴。不僅如此，《動植物檢法》對於申請復議、提起訴訟的時限規定為15日，而《商檢法》規定為30日；《動植物檢法》規定的復議主體為“作出處罰決定的機關的上壹級機關”，而《商檢法》的規定則為“作出處罰決定的商檢機構或者其上級商檢機構或者國家商檢部門”。 不難想象，在“三檢合壹”的新體制下，統壹的執法主體面對如此不統壹的執法依據將很難協調壹致。
（3）“三檢”立法內部存在諸多有悖管理規律與國際慣例的規定。
在這方面，較為突出的問題，壹是出入境檢驗檢疫職能的分離。例如，《動植物檢法》規定，出口貿易性動物產品的檢疫工作由國務院指定商檢部門負責，而進口貿易性動物產品的檢疫工作由動植物檢疫部門負責；《食品衛生法》也規定，出口食品的檢驗監管工作由商檢部門負責，進口食品的檢驗監管則由衛生防疫部門負責。二是沒有充分利用已有的國際慣例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機制。據資料介紹，按照國際慣例，進口國檢疫機關有權對出口國產品產地、加工廠家，進口後的生產、加工廠家，貯存、運輸部門進行考核和註冊登記，給合格者發放許可證，但我國的法律卻沒有規定完善的檢疫許可制度。又如，按照國際慣例，各國有權根據本國情況立法，以行政或技術措施對入境動植物或動植物產品等進行強制檢疫，但《動植物檢法》第30條雖然作了申報規定，但缺乏可操作性規範，因此無法對入境旅客行李物品中的動植物、動植物產品實施全面檢疫，也無法對違法者追究法律責任。
入世在即，面對全球經濟壹體化與多邊貿易法律體制的雙重挑戰，結合《SPS協議》的具體內容，中國建立與完善動植物檢疫法律制度體系之路任重而道遠。就立法而言，目前迫切需要集中精力，在以下方面有針對性地作出努力。（1）全面清理不符合WTO相關原則、規則，入世後容易引起貿易爭端的制度、條文。針對我國目前內外貿分頭管理、分頭執法，並由此可能引起違背WTO國民待遇要求的問題，其最終解決須有賴於內外貿管理體制的徹底並軌；當前則只能依靠各職能部門相互間的協調與合作——在制定相關規章與政策時，註意內外統壹、彼此銜接，盡量避免出現明顯違反國民待遇義務的情形。（2）充分吸納並利用WTO規則、國際通行做法中有利於發展中國家，有利於打破國外技術壁壘，有利於保護國內產業與市場的制度內容。與實現這些目標相適應，在立法中（包括國內立法與對外締結條約），應當合理利用我國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根據我國國內各部門各產業實際發展水平，循序漸進地確認和完善國際上通行的進口商品質量許可制度，把涉及安全、衛生、環境和勞動保護及社會公***利益和有關國計民生的大宗、重要進口商品納入監管範圍；有必要對進口食品、化妝品等實行衛生註冊管理制度和標簽審核檢驗制度；並有必要把建立與完善檢疫許可證制度、產品認證制度以及通關憑證制度等提上議事日程。（3）從內容到形式上及時調整、完善國內法律、法規，真正建立起壹整套科學、統壹、高效的產品標準化與檢驗檢疫法律制度體系。如前所述，現行國內立法從內部結構、內容到外部體系、關系方面都存在著諸多矛盾與混亂之處，對我國經濟發展、深化改革以及適應多邊貿易法律體制的阻礙作用日趨明顯，亟待全方位加以調整與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