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北朝末期，隋文帝楊堅準備進攻南方的陳國。當時有個名叫高頰的臣僚獻策說：
“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積儲皆非窖地。(宜)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茸，更燃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尺”。
可見南方住房和倉庫與北方不同，多為易燃建築，容易發生火災。隋文帝利用這個特點，采納了高頰的縱火計，致使陳國實力漸衰，陷入困境。
繼隋朝之後興起的唐朝，逐漸達到經濟繁榮，文化發達，是我國封建社會中壹個空前的強盛時期。我國在唐代是世界上的先進國家之壹。唐朝國都長安是全國的政治、文化教育和陸路交通的中心，它和東京開封都是全國最大的貿易中心。長安城自隋朝定都後開始興建，經過唐朝屢次修築逐步完善起來，規模宏偉，布局嚴整。皇城位於城內最北部的中，建有許多宮殿、宗廟及衙署。皇城外的朱雀大街縱貫南北，將城區分為兩半，分別設有東市和西市。城內居住區***有壹百零九坊，布列十分勻整。
像唐代長安這樣氣象雄偉的大城市，當時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它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曾經吸引了外國許多學生、官吏、僧侶、商人和遊客前來學習、旅遊或僑居。廣州、揚州和泉州也是中外貿易的重要商埠。成都、洪州(即南昌)、荊州、明州(即寧波)等地都是著名的城市。唐代人口據稱天寶年間（742年至756年）全國***有九百余萬戶，五千二百余萬人。
關於唐代的火災情況，在當時壹些著名詩人的作品中曾有反映。
劉禹錫在《武陵觀火詩》中指出：
“楚鄉祝融兮，炎火常為虞”，
說明湖北、湖南壹帶經常發生火災（武陵即今湖南常德）。柳宗元晚年任柳州刺史時，曾在《還畢方文》的序中寫道：
“元和七年(812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鹹無安處，老弱燔死。晨不爨（意為炊），夜不燭，,皆列座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
可見當時柳州火災發生很頻繁，使居民晝夜不得安寧。
從隋唐五代時期的火災情況來看。壹、長安、揚州、金陵、洪州、杭州等城市曾發生壹些大火。
《唐會要》記載，唐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
“京師(指長安)西市火、焚死者眾”。
《新唐書?五行誌》記載唐會昌三年(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
“東市火，焚廬甚眾”。
當時正在長安的日本和尚圓仁看到了這起火災，據他記錄：燒了東市曹門以西的肉行、鐵行等二十四個行業，***計四十多家。
《新唐書?五行誌》記載揚州於834年3月發生大火，
“燔民舍千區”；同年十壹月又起火，“燔民舍數千區”。
唐開成四年（839年）二月，“揚州市火，燔民舍數千家”。按《十國春秋》記載，吳大和六年（934年）三月，金陵(即南京)連續發生二起重大火災。南唐定都金陵後，保大十壹年（953年）春三月，《南唐書?元宗本紀》記載：
“金陵火，逾月，焚官寺民廬數千間”；保大十五年（957年）十二月，“都城(指金陵)大火，壹日數發”。
《新唐書?五行誌》記載洪州(即南昌)於唐貞元二年(786年)七月發生大火，
“燔民舍萬七千家”。
杭州在隋代還是壹個不出名的小城市。唐代由於治理西湖修建水井等原因使該城逐漸擴展，在開元年間（713年至741年）已有八萬四千余戶，約四十萬人。五代十國時，吳越國在此定都，並修築錢塘江石堤，阻止海潮沖擊，使農業和交通業有了很大發展，加之大規模地擴建城市，興建宮室、衙署、臺榭等，使杭州成為江南的壹個名勝地區。與此同時，杭州的火災也逐漸增多。
據《新五代史?吳越世家》記載，後晉天福六年（941年）七月甲戌，
“杭州大火，燒毀官室迨盡。錢元瓘(吳越王)避之，火輒隨發，錢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即當年死去)。
又據《十國春秋》記述，後周顯德五年（958年）四月辛酉，
“杭州城南火，延於內城，官府廬舍幾盡，吳越王錢出居都城驛；壬戌旦，火將及鎮國倉，王親率左右至瑞石山，命酒祝之曰：‘不谷不德，天降之災，倉廩積儲實軍旅之備也，若盡焚之，民命安仰’。乃命從官伐林木以絕其勢，火遂止。是時被火毀者凡壹萬九千余家”。
其實，當這把大火即將延燒國家糧倉時，吳越王祈禱上天保佑也無濟於事，而砍伐林木以建立隔離地帶，才是阻止火勢蔓延的壹種有效的方法。
二、宮殿、寺廟和武庫等發生壹些重大火災。
據記載，隋煬帝楊廣在位時，由於橫征暴斂，殘酷統治，對農民造反極為恐懼。唐證聖元年（695年）正月丙申，皇城內明堂發生火災，至天明才熄滅。《新唐書?五行誌》記載828年11月甲辰，
“禁中昭德寺火，延及宣政殿東垣及門下省，宮人死者數百人”
唐代佛教極為盛行，寺廟頗多，火災也不乏其例。《舊唐書?五行誌》記載大歷十年（775年）二月，
“莊嚴寺佛圖(即佛塔)火。初有疾風，震雷薄古，俄而火從佛圖出，寺僧數百人急救之，乃止，棟宇無損”
此外，《舊唐書?五行誌》記載唐天寶十年（751年）八月六日，
“武庫火，燒二十八間十九架，兵器四十七萬件”
三、倉庫和船舶火災曾造成嚴重損失。
《新唐書?五行誌》記載唐貞元元年（785年），江陵度支院(即稅務機關)起火
“焚江東租賦百余萬”。
《南唐書?烈祖本紀》記載南唐升元二年（938年）五月丁卯，廣濟倉發生大火，
“焚米二十萬石”。
隋唐時期隨著水上運輸的發展，船舶火災較前增多，而且發生過壹些大火。唐天寶年(751年)正月，有天刮“大風，陜州(今河南省陜縣)運船失火，燒二百壹十只，損失米壹百萬石，舟人死者六百人，又燒商人船壹百只。
《舊唐書?五行誌》記載唐廣德元年（763年）十二月辛醜夜，
“鄂州(今武昌)大風，火發江中，焚舟三千艘，延及岸上民居二千余家，死者四、五千人”。
這兩起船舶火災蔓延之廣、燒船之多、損失之重，在我國火災史上是罕見的。
隋唐五代的防火措施。隋唐以來，在經濟發展和火災增多的形勢下，進壹步加強了同火災的鬥爭。如唐朝的左、右藏署負責掌管國庫，“四方所獻金玉，珠貝、玩好之物”均在庫中貯藏。《舊唐書?職官誌》記載當時朝廷規定：
“凡藏院之內，禁人燃火，及無故入院者。晝則四面常持杖為之防守，夜則擊柝(即打更用的梆子)，分更巡警之”。
唐朝還設有左、右金吾衛(武官)，負責掌官中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有些官吏曾經因為當地發生火災或救火不力而受到處罰。例如，元和四年(809年)三月，禦史臺佛舍火，當值禦史李應罰壹季俸(即罰去壹個季度的俸祿)。元和十壹年十壹月，
“元陵火，罰李佑壹月俸”。
壹、從防火技術方面來看，隋代已開始註意解決防止摩擦起火的問題。
大業二年（605年），隋煬帝征發二百萬人營建東都洛陽，派出許多民工到江西壹帶砍伐巨木，運往洛陽。唐代《貞觀政要》記載，
“隋室初造此殿(指洛陽乾元殿，楹棟宏壯，大木非近道所有，自豫章采來。二千人拽壹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中間若用木，輪動則火出”。
就是說在木柱下墊壹排木輪，由於滾動時劇烈摩擦會起火燃燒，因而用生鐵鑄的輪子代替木。當時運送的巨木十分沈重，拖拉壹、二裏鐵滾就會被摩擦損壞，還要及時予以更換。采取這個辦法，既能使民工們拖拉木材時省力些，又可以防止木料因劇烈摩擦而起火。它反映了隋代勞動人民的聰明才智。
二、唐代以來，某些有識之士已經在城市建設中重視防火問題，並采取了壹些有益的措施。
例如，唐代宗年間，李泌任杭州刺史時，發動居民在城內開鑿了六口大井，類似地下蓄水池。這不僅解決了居民飲水問題，也便於壹旦發生火災用以滅火。另據《舊唐書?宋璟傳》記載，
“廣州舊俗，皆以竹茅為屋，屢有火災”，
唐玄宗開元年間初期，宋璟任廣州都督
“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復延燒之患，人皆懷惠，立(碑)頌以化其政”。
廣州百姓懷念宋璟的功德，說明他推行的火政得到了群眾的擁護。後來任過唐朝宰相的杜佑，在他擔任嶺南節度使(管轄廣州、桂林等地)期間，曾經通過開辟寬闊的街道和疏通裏巷的辦法，來防止火勢蔓延。開元以後壹百多年間，廣州經宋璟、杜佑、楊於陵等幾位地方官的宣傳和治理，許多百姓逐漸以瓦房代替竹屋茅舍，從而減少了火災的危害。
唐朝末期衰落以後，長安積洛陽城遭到很大破壞。汴州(即開封)在唐代由於交通和商業發達而成為壹個大都市。五代十國時期，後周定都汴州，使之成為政治、經濟中心，該城原有建築已不適用，而且火患較多。後周世宗柴榮關於擴建汴州城的兩份詔書，反映出他對解決城市防火問題的重視和決心。後周顯德二年（955年）四月，柴榮在詔書中指出：
汴州“諸衛軍營或多狹窄，百司公署無處興修，加之坊市之中，邸店(即商店、貨棧)有限，工商外至，絡繹無窮，就賃之資增添不定，貧缺之戶供辦實艱。而又屋宇交連，街衢秋入夏有暑濕之苦，居常有煙火之憂”。因此，決定“將便公私，須廣都邑，宜令有司於京都四面別築羅城，先立標幟，候將來冬春初農務閑時，即量差近甸人夫漸次修築……未畢則迤邐次年……今後凡有營葬及興置宅竈並草市，並須去標幟七裏外，其標幟內候官中畫定街巷、軍營、倉場、諸司、公廨院務等，即任百姓營造”。
次年春季，官府召集民工大舉興建外城。同年六月，柴榮又下詔書進壹步指出：
“京都人物誼闐（即喧囂擁擠），閭巷隘窄，雨雪則有泥濘之患，風旱則多火燭之憂，每遇炎熱，易生疫疾。近者開廣都邑，展引（即展寬）街坊，雖然暫勞，久成大利”並規定“京城內街道五十步者，（準）許兩旁人戶各於五步內取便種樹、掘井、修蓋涼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步者，各於步，其次有差”。
由此可以看出，後周世宗柴榮把“常有煙火之憂”、“多火燭之憂”，當作城市建設中的壹個重要問題，連同官署、商店、民舍等房屋建築以及街道交通、環境衛生等市政問題加以通盤考慮和綜合治理，使建築布局與街道寬度不僅適應市政管理的需要，也有利於城市防火,減少火災危害。柴榮是壹位有遠見的人，他堅持推行這些正確的措施，從而使汴州建設成為壹個具有京城規模和嚴整規劃的繁榮城市。因此，後來宋朝即定都於汴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