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認為，民生問題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中國作為壹個貧窮落後的國家，需要采用歐洲的生產方式，發達資本，振興實業，以達到繁榮富強的目的，同時避免歐洲資本主義制度的種種弊端。民生主義包括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兩項內容。平均地權是通過核定地價，照價收稅，照價收買，把因社會改良進步造成的土地增價收歸國家，不使地主坐享地價增長之利；節制資本是通過大企業國有，發展國家資本和既允許私人資本發展又限制其獨占壟斷的辦法，達到既振興實業，開發富源，又防止私人資本操縱國計民生而造成貧富懸殊。
而平均地權是孫中山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主要內容為“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歸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為國民所***享”。
看待這壹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案
中國是壹個農業大國，歷史上，無論是政權更叠，還是社會形態的變遷，土地問題始終是壹個根本性的問題。土地問題是民生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問題，孫中山先生自己也認為：“土地問題能夠解決，民生問題便可以解決壹半了。”
孫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的主張，既希望千百年來中國農民所期盼的“耕者有其田”變為現實，保障農業大國最廣大階層的權益，解除農民痛苦，實現社會公道；也希望通過自定地價、照價征稅、照價收買、漲價歸公的辦法，避免不勞而獲、平均社會財富、防止土地投機、確保國民生計、促進工商業發達。
孫中山先生提出解決土地問題時，國內已經有壹股土地炒作的風氣：“許多人把土地當賭具，做投機事業，俗語說是炒地皮，原來有許多地皮，毫不值錢，要到十年二十年後，才可以值高價的。但是因為有投機的人，從中操縱，便把那塊地預先擡高，這種地價的昂貴，更是不平均。”
更為主要的是，他奔波於發達的歐美國家，目睹了這些國家的種種弊端。在這些國家，少數人因土地獲厚利、甚至富可敵國，已經是司空見慣。他在民生主義的演講中，講了當時在歐美流傳甚廣的壹則故事：
澳洲有壹處地方，在沒有成立市場以前，地價是很平的，有壹次政府要拍賣壹塊土地，這塊土地在當時是很荒蕪的，都是作垃圾堆之用，沒有別的用處，壹般人都不願意出高價去買。忽然有壹個醉漢闖入拍賣場來，當時拍賣官正在叫賣價，眾人所還的價，有壹百元的，有二百元的，有還到二百五十元的，到了還到二百五十元的時候，便沒人再加高價。拍賣官就問有沒有加到三百元的？當時那個醉漢，醉到很胡塗，便壹口答應，說我出價三百元，他還價之後，拍賣官便照他的姓名定下那塊地皮，地既賣定，眾人散去，他也走了。到第二天，拍賣官開出賬單，同他要地價的錢，他記不起昨天醉後所做的事情，便不承認那壹筆帳，後來回憶他醉中所做的事，就大生悔恨。但對於政府，既不能賴賬，只好費了許多籌劃，盡其所有，才湊夠了三百元來給拍賣官。他得了那塊地皮之後，許久也沒有能力去理會。相隔十多年，那塊地皮的周圍，都建了高樓大廈，地價都是高到非常。有人向他買那塊地皮，還他數百萬的價錢，他還不放手。他只是把那塊地分租與人，自己總是收地租。更到後來，這塊地便漲價到幾千萬，這個醉漢便變成澳洲第壹個富家翁。
這種圈地、炒地，造成少數人富可敵國，社會沒有了平等可言，會滋生許多的社會弊病。在中山先生看來土地增值的部分是社會帶來的財富，無論是上海還是廣州，如果不是人口的聚集而帶來商業的繁榮，土地價格就不會大漲，因此，必須把溢價部分收歸國家，用於社會事業的投入。
孫中山先生提出的土地問題的命題，與封建時代的帝王不同，與揭竿而起以變更土地制度為號召的農民起義領袖也不同，孫中山提出的核定地價、增價歸公的辦法，是在目睹了歐美國家工業文明發達，“地價日漲”，以至於“富者愈富，貧者益貧”的社會病之後，對未來中國可能重走別人的老路發出的預警。孫中山先生認為歐美的這些社會問題，“在中國還在幼稚時代，但是將來總會發生的。”他希望中國能夠以歐美為鑒：“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便要趁現在的時候，如果等到工商業發達以後，更是沒有方法可以解決。”等到工商業的發達，“文明進步，地價日漲”，造成的“富者日富，貧者益貧”，會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他甚至認為，會引發社會革命。他擔心中國壹旦“到那時收拾不來，又要弄成大革命了”，而“革命的事情是萬不得已才用，不可頻頻傷國民的元氣”。在孫中山先生看來，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須同時想法子改良社會經濟組織，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這是他“最大的責任”。
孫中山先生環顧歐美發達國家，未雨綢繆，從土地問題入手，對中國社會可能產生的問題發出預警，提倡調節土地資源所帶來的利益，改良和完善社會經濟組織。今天我們重溫孫中山先生八十多年前的預警，再直面我們所處的現實，除了增添對孫中山先生的敬佩，更多的是感慨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