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政策 同治朝遇上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在國內處於“太平天國”與“義和團”兩次重大社會動蕩之間，在國際處於英法聯軍與八國聯軍兩次入侵之間，如同處在兩次大風暴中間的緩沖期。同治之前的道光、鹹豐，之後的光緒、宣統，都沒有這樣的有利條件。這就給同治朝實行新政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日本明治維新也正在此時。兩宮太後垂簾聽政、議政王奕?主持政務，互相配合，推行新政。在奕?集團的主持下，新政的主要措施是：成立總理衙門、設立同文館、辦新式學校、派人出洋、辦廠開礦、修築鐵路等，實行學習西方近代化舉措，開始走向開放、進步。 設立總理衙門 全稱為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壹般稱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於鹹豐十壹年（1861年）壹月二十日正式批準成立。它的實際職能是總攬新政的中央政府機構，是面對世界局勢、完全創新的機構。它不僅掌管清廷與各國間的外交事務，而且包括對外貿易、海關稅務、邊疆防務、海軍建設、新式工礦業，以及建新式學校、興修鐵路、礦務等，實際上它相當於清廷的內閣兼外交部。這是兩千年來第壹個專門處理外事的中央機構。
總理衙門下設獨立公所，計有英、法、俄、美和海防五股等機構。 最初清政府設立總理衙門時，又在其下設三口通商大臣，駐天津，管理天津、牛莊（後改營口）、登州（後改煙臺）三口與外通商事務。同治九年（1870年），同治帝將其改為北洋通商大臣，管理北方直隸（約今河北）、山東、奉天三省對外通商、交涉事務，兼辦海防和其他洋務，駐天津。 修園之爭 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載淳親政，時年18歲。他親政時，詔“恪遵慈訓”，就是要遵守聖母的懿旨。他親政後也辦了些事，如在西苑紫光閣會見日本國大使副島種臣、俄國大使倭良嘎裏、美國大使鏤斐迪、英國大使威妥瑪、法國大使熱福理、荷蘭國大使費果蓀，並接受他們呈遞國書。同治親政只有壹年多的時間，他親自主持經辦的壹件大事就是重修圓明園。
慈禧退簾後，想到宮外遊冶愉悅，回憶起當年的圓明園生活，她懿旨重修圓明園。這是重大的工程，至少要花幾千萬兩白銀。九月，載淳發布上諭：興修圓明園以為兩宮太後居住和皇帝聽政之所，讓王公以下京內外大小官員量力捐修。恭親王不好完全拒絕，報效銀2萬兩，指令戶部先撥銀2萬兩。撥款之後，朝廷震動。接著百官疏奏，反對重修圓明園。禦史沈淮疏請緩修圓明園工程。同治覽奏大怒，立即召見沈淮，嚴詞申責。接著禦史遊百川再上疏諫阻，同治又下諭將遊百川革職。經過壹段準備，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圓明園重修工程正大光明殿、天地壹家春（原慈禧住處）等處先後開工。四月，同治視察圓明園，慈禧親自看取圖樣，應修殿宇不下3000余間。七月初六日，發生廣東商人李光昭自稱“圓明園李監督”，借購修園木料詐騙白銀30萬兩的事件，引起朝臣反對。載淳仍不載淳繪《祝萬年圖》理睬，繼續其工程。七月十八日，恭親王奕欣、大學士文祥等十人（三位親王郡王、三位禦前大臣、三位軍機大臣、壹位師傅）聯銜疏奏，請停止圓明園工程：“宜培養元氣，以固根本；不應虛糜帑糈（xǔ），為此不急之務。”載淳與十重臣幾番面對面地辯論，他明知錯誤，仍不悔改。
當大家壹再反對時，載淳準備發上諭，以十大臣“朋比為奸，謀為不軌”的罪名，宣布將十大臣革職。兩宮太後見事情鬧大，只好出面調解。據吳汝綸日記載：召見時“兩宮垂涕於上，皇上長跪於下。謂十年以來，無恭邸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諭著即撤銷雲雲”。其結果是：革十大臣職的上諭沒有發布，重修圓明園改為修葺三海。在奕等諫阻下，同治說：“我停工何如！爾等尚何嘵（xiāo）舌！”二十九日，停止圓明園工程。重修圓明園工程是慈禧的懿旨，奕等的諫阻，觸怒了慈禧。三十日，載淳上諭：“著革去親王世襲罔替，降為郡王。”此次補蓋、添建、粘修、揭瓦後基本成型的殿閣亭榭等100座500間。八月初壹日，同治發出上諭：“朕奉慈安端裕康慶皇太後、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後懿旨：皇帝昨經降旨，將恭親王革去親王世爵罔替，降為郡王，……著加恩賞還親王世爵罔替”雲雲。諭修葺西苑三海工程。 主詞條：洋務運動 興辦洋務 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在上海、南京、福州相繼辦起了近代軍工廠，多聘請洋員充當技術指導。這就是所謂的“洋務運動”，它包括舉辦新式軍用工業，編練新式軍隊，加強國防建設等，其宗旨是“求強”與“求富”。奕強調學習“西學”，制造“西器”。他認為，“采西學”、“制洋器”早在清初康熙大帝時就進行過了，如今再搞是發揚光大祖制和傳統。 同治三年（1864年），清政府才開辦大型兵工廠，計有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西安機器局等20余個。而規模大、有典型性的為江南、金陵、福州、天津、漢陽等幾個兵工廠。
江南制造總局。是由曾國藩規劃，後由李鴻章實際負責的壹個規模最大的軍事工業。同治四年（1865年），李鴻章委托海關道員丁日昌買下設立在虹口的美商旗記鐵工廠，把上海、蘇州兩個洋炮局搬至上海，成立了大型軍事工業制造局。同治六年（1867年），曾國藩主張在該廠制造輪船，又在上海海關撥出兩成關稅，為造船經費之用。此後，工廠逐年擴充，計有洋槍廠、洋炮廠、炮彈廠、火藥廠、輪船廠、煉鋼廠、子彈廠、水雷廠，並設有學校和翻譯館，其規模較為宏大。同治七年（1868年），造船廠造出了第壹艘輪船，取名“惠吉”，至中法戰爭前***制出15艘軍艦，最大者為2800噸，小者只有數百噸。 培養洋務人才 開辦外國語學校、實業學堂、近代軍事學校、派遣留學生等。同治朝新式學校最早者是京師同文館。從京師八旗子弟中選出10名學生，教員則由英國教士包爾騰擔任。同文館除了聘請洋人教授外語，還請徐樹琳教授儒家經典。
同治朝開設的新式學校，還有江南制造局附設的機械學堂、福州船政局附設的船政學堂等。福州船政學堂又稱“求是堂藝局”，是同治五年（1866年）由左宗棠主持福州船政局時附設。這所學校是近代較早開設的壹所以學習自然科學為主的新式學校，同時又有軍事學校的性質，以培養海軍和造船人才為目的之壹。 派留學生出國 同治十壹年（1872年），首批30名“幼童”奔赴美國留學，史稱“幼童出洋”。同治年間留學之風興起，與容閎（hóng）分不開。容閎（1828—1912年），廣東香山（今中山）人，道光二十壹年（1841年）入澳門馬禮遜教會學堂讀書，家長想讓他學成後做買辦。後該校教員、美國人布朗回美國時，容閎隨他去了美國，成為近代早期留學生之壹。容閎提出並把他們分別安排在美國平民家庭中生活。美國的教師、醫生、紳士們紛紛把中國幼童領到自己家中，每個家庭對幼童都關懷備至，為他們提供較好的吃住條件，關心他們的學習和生活。他們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 但是，清政府派往美國監督留學的官員陳蘭彬等，以留學生學運動、學跳舞，不穿長袍馬褂而穿西服，不行跪拜禮而行握手禮，甚至於有的學生剪了辮子等，認為“他們縱能學成歸國，非特無益於國家，亦且有害於社會”，向清廷建議將留美學生撤回。他們在美國雖未完成計劃的學業，但都受到西方的教育。這些留學歸國的青年，後來逐步成為中國政界、軍界、學界、工商界等方面的知名人物和科技骨幹，為中國近代建設做出了貢獻。據不完全統計：從事行政和外交者24人，其中成為領事、代辦者12人，外交次長、公使2人，成為總長者1人，內閣總理1人；加入海軍者20人，其中成為海軍將領者14人；從事教育者5人，其中成為大學校長者2人；從事實業者30人，其中成為工礦負責人者9人、工程師6人、鐵路局長3人等。 主詞條：中法戰爭、牡丹社事件 應對日法 第壹，同治處理了壹些外交事務。同治十二年（1873年）六月十三日，他在紫光閣接見日本特派大使。之後，俄國、美國、英國、荷蘭等國公使向他遞交了國書。
第二，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二月，應越南國王要求，載淳派遣兩廣總督瑞麟幫助越南抗法。
第三，由於臺灣高山族人誤殺漂流到臺灣的琉球人，日本以此為借口侵略臺灣。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二十九日，載淳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赴臺灣部署防務，少年載淳寫字想抵禦日本侵略。後來通過談判，訂立《北京專款》，日本撤出臺灣，清政府賠償白銀50萬兩。要是說載淳在外交方面還算做了點事的話，那麽內政方面他就什麽成績都沒有。要說有，那就是他制造了麻煩。 出洋考察 西方國家兩次破門而入，清朝才被迫開門而出。中國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中國。清朝向西洋考察，開始於同治五年（1866年）。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二十壹日，斌椿率三名同文館的學生及自己的兒子廣英（為照顧其父同行），離京從上海乘輪船出洋，經過壹個月零八天的航程，到達法國馬賽。他在歐洲遊歷110多天，訪問了法國、英國、荷蘭、丹麥、瑞典、芬蘭、俄國、普魯士、挪威、比利時等國，於九月十八日回到北京。斌椿寫出《乘槎筆記》，第壹次記錄下親眼所見諸如火車、輪船、電報、電梯、機器印刷、蒸汽機、攝影、起重機、抽水機、顯微鏡、幻燈機、紡織廠、兵工廠等。還第壹次參觀並記述了歐洲博覽會、芭蕾舞、大英博物館、國家議院、近代報社、高等學院，以及法國的凡爾賽宮、凱旋門等。他看到了西方近代的科技與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