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舊稱“同光新政”。1860年後，在中外聯合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過程中，清朝封建集團中逐漸形成了壹批具有買辦性和近代性的官僚和軍閥。他們在與外國資本主義列強打交道的過程中，不但認為清政府與外國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調解和妥協，“借洋助剿”，鎮壓國內人民的反抗，而且還可以采用壹些資本主義生產技術，以達到維護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的目的。這部分人就是當時清政府內當權的洋務派，他們從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所從事的洋務，史稱洋務運動。所謂“洋務”，是指諸如外事交涉、訂條約、派遣留學生、購買洋槍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練軍隊（北洋，福建，南洋艦隊）、學習外洋科學、使用機器、開礦辦廠等對外關系與外洋往來的事物有關的壹切事情。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朝內外交困。統治集團內部壹些較為開明的官員主張利用西方先進生產技術，強兵富國，擺脫困境，維護清朝統治。 1860年12月曾國藩上奏折說，目前借外國力量助剿、運糧，可減少暫時的憂慮；將來學習外國技藝，造炮制船，還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對上述看法加以發揮，主張購外國船炮，訪求能人巧匠，先演習，後試造，不過壹、二年，火輪船必成為官民通行之物，那時可以剿發（指太平軍）、撚（撚軍），勤遠略，這是救時第壹要 務。1862年李鴻章到上海後，得到外國侵略者幫助訓練洋炮隊、設洋炮局。他認為，清軍作戰往往數倍於外敵，仍不能勝，原因在武器不行，槍炮寙（yǔ）濫，如能使火器與西洋相埒，則“平中國有余，敵外國亦無不足”，今起重視，最後可達自主 （《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第3卷）。奕?看到曾李兩人學造外國船炮，決定派員前往學習，在奏折中說，治國要做到自強，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我能自強，可以彼此相安”《籌辦夷務始末》鹹豐朝）。洋務派
奕?等人認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進壹些西洋先進技術，可以鎮壓人民，可以自主自強，封建統治便可長治久安，並認為籌辦洋務，必定能得到列強的支持。 為了挽救清政府的統治危機，封建統治階級中的部分成員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主張引進、仿造西方的武器裝備和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創設近代企業。如曾國藩的安慶內軍械所，李鴻章的江南制造總局、輪船招商局（上海），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張之洞的漢陽鐵廠、湖北織布局等。這些官員被稱為“洋務派”。
守舊派
慈禧照片
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高唱“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主張“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幹櫓”，抵禦外侮。洋務派反對守舊派,認為守舊派“陳甚高，持論甚正”，然而“以禮義為幹櫓，以忠信為甲胄，無益於自強實際。二三十年來，中外臣僚正由於未得制敵之要，徒以空言塞責，以致釀成庚申之變”。洋務派與頑固派互相攻擊，鬥爭十分激烈。總理衙門是推動洋務運動的中央機構。但洋務派勢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實權的總督和巡撫。慈禧明白，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要保持清朝的統治地位，必須依靠擁有實力並得到外國侵略者賞識的洋務派。所以她暫采取了支持洋務派的策略。
編輯本段發展過程
主持和提倡辦洋務的洋務派，是在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過程中，在外國侵略者扶 李鴻章府
植下發展起來的清朝統治集團中的壹個派別。起初人數不多，但他們的勢力與日俱增。在朝廷裏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大臣奕祈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實權的大官僚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其中以曾國藩為首的湘系集團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集團，以及後起的張之洞集團影響較大。
編輯本段代表人物
愛新覺羅·奕欣
愛新覺羅·奕欣（1833－1898年），愛新覺羅氏。道光帝第六子，鹹豐帝異母弟，1851年（鹹豐元年）封為恭親王。1860年9月，鹹豐帝於英法聯軍攻陷通州八裏橋後逃往熱河，令奕欣留守北京，“督辦和局”。10月24日、25日，奕欣先後與英、法代表交換《天津條約》批準書，並訂立《北京條約》。1861年1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奕欣、桂良、文祥受命為總署大臣。8月，鹹豐帝在熱河病死。11月，奕欣與慈禧勾結，利用領有重兵駐紮北京壹帶的勝保，發動政變，摘掉了當權的以肅順為核心的贊襄政務八大臣。從此，慈禧垂簾聽政，奕欣為議政王，掌管軍機處及總理衙門。奕誴力主“借洋兵助剿”，鎮壓太平天國革命；支持地方實力派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舉辦近代軍事工業，開展洋務活動，成為清廷中樞主持洋務的首腦人物。1865年，因受慈禧猜忌，被罷去議政王職務。1884年中法戰爭中，被免去壹切職務。1894年，重新起用為總理衙門大臣，後又受命督辦軍務。1898年戊戌變法之初病死。
曾國藩
曾國藩
曾國藩（1811—1872年），湖南湘鄉人，出身於地主家庭。1838年中進士，1839年任侍郎。他崇尚程朱理學。1853年，鹹豐帝任命他為幫辦團練大臣，在湖南督辦地主武裝團練。他建立了壹支地主武裝，兵勇及其將領全用湖南人，因此被稱為“湘軍”或“湘勇”。湘軍以地域的、封建的關系為紐帶來鞏固內部；以程朱理學作為思想武裝；以戰利品和官爵鼓舞士氣；將領大多數選自所謂“宿儒”、“生員”等地主知識分子。1854年2月，湘軍練成水陸兩軍約壹萬七千人。 江南大營潰散以後，清政府升任曾國藩為兩江總督，節制浙、蘇、皖、贛四省軍務。曾國藩對鎮壓太平天國軍提倡“捕人要多，殺人要快”。曾國藩被太平天國軍稱為“曾剃頭”。他舉辦洋務，建立新式軍火工業，制造武器，武裝湘軍。1864年，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成功。曾國藩為首的湘系成為地方上勢力最大的實力派。1870年，他在直隸總督任內查辦天津教案，被認為媚外賣國，屠殺人民，激起公憤。1872年初，病逝於南京。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1823—1901年），清末大臣，洋務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進士。1853年，在籍辦團練，協助鎮壓太平軍，屢遭失敗，投靠曾國藩當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軍編制，組織淮軍。1862年4月，李鴻章和他的淮軍調赴上海。4月25日，清政府任命李鴻章代理江蘇巡撫。在上海，李鴻章雇用外國侵略軍頭目訓練淮軍，招募外國工匠制造近代化的軍火，加強了淮軍的軍事力量。1862年，淮軍配合“常勝軍”在江浙地區鎮壓太平軍。1865年，清政府派李鴻章任兩江總督。第二年11月，他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去鎮壓撚軍。鎮壓撚軍起義以後，淮軍勢力越來越大，大批淮軍盤踞在長江中遊，另壹部分淮軍駐紮在直隸、山東等地。李鴻章的勢力遍及了長江和黃河壹帶。1870年，在曾國藩推薦下，李鴻章代替曾國藩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掌管軍事、經濟、外交等大權，成為滿清統治階級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從70年代開始，他陸續開辦軍火工廠和籌建北洋海軍，同時，又開辦壹些民用工業，如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天津電報局、津榆鐵路、上海織布局等。對於外國侵略，在大環境下，他不得已妥協退讓，被認為投降賣國。從19世紀70年代起到他臨死前，清政府同外國侵略者簽訂的壹系列喪權賣國條約，大多是委托他參與或親手簽訂的。如中英《煙臺條約》《中法新約》《馬關條約》《辛醜條約》等。在90年代，他被認為先後兩次收受沙俄以總計350萬盧布的巨額賄賂，與沙俄簽訂出賣中國領土主權的《中俄密約》和《旅大租地條約》。阻礙了民族復興的發展。但現今也需要客觀的從多方面評價其人。從某些方面來說他可以算是慈禧太後的替罪羊。據聞在簽訂馬關條約後他曾發誓此生不再踏上日本國土，即使後來路遇日本，日本官員請他入陸休憩小許也被他拒絕。但不管如何，滿清政府的覆滅是歷史的必然。
左宗棠
左宗棠（1812—1885年），清末大臣，洋務派地方代表。字季高，湖南湘陰人。1860年為曾國藩推薦，統領部分湘軍，曾自募約五千人，組成“楚軍”，左系湘軍形成。1862年初，經曾國藩舉薦，升任浙江巡撫，與法國組織“常捷軍”，陷寧波、紹興等地。1866年以閩浙總督身份創辦福州船政局。次年調任陜甘總督，“身雖西去，心猶東註”。督陜甘期間，曾辦蘭州制造局，因西北盛產羊毛，又辦蘭州織呢局。1875年任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次年率軍入疆，進攻阿古柏反動政權。1878年收復除伊犁以外新疆全境，建議設立新疆行省，開發新疆。1881年升軍機大臣，調兩江總督。1884年中法戰爭中是主戰派，督福建軍務。次年因病退職死。他創辦的福州船政局，在70年代以後裁撤洋員，與李鴻章的江南制造總局的“非洋人洋匠不可” 的情形有所不同，反映了他具有壹定的自力更生辦洋務的思想特點。
張之洞
張之洞
張之洞（1837—1909年）字孝達，號香濤，直隸南皮（今河北南皮）人。1863年成進士，先後任湖北學政，四川學政，翰林院侍講學士等職，1882年任山西巡撫。中法戰爭爆發，張之洞力主與法決戰，清廷授以兩廣總督之職，張捐銀三千兩獎給抗法將領劉永福，並奏請起用前廣西提督馮子材督師。馮子材在鎮南關、諒山大敗法軍，張之洞名聲大增。他於1889年任湖廣總督，在湖北建成湖北織布局，漢陽煉鐵廠，漢陽兵工廠等，成為與李鴻章齊名的洋務要人。在維新運動中，張之洞加入“強學會”，當獲知慈禧太後反對變法時，張之洞便退出“強學會”。並下令禁查上海《強學報》壓制湖南維新運動。義和團運動興起後，張之洞力主痛剿。清庭發布宣戰諭旨後，張之洞與兩江總督劉坤壹等人同英國等訂立所謂“東南互保” 的章程。1908年，張之洞受命督辦粵漢鐵路和湖北境內的川漢鐵路，次年10月病死。謚號“文襄”，其文稿輯為《張文襄公全集》。
編輯本段涉及內容
中國第壹條鐵路誕生
洋務運動的內容很龐雜，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教育，外交等，而以“自強”為名，興辦軍事工業並圍繞軍事工業開辦其他企業，建立新式武器裝備的陸海軍，是其主要內容。從60年代開始開辦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慶內軍械所等近代軍事工業。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國第壹個較大的官辦軍事工廠，1865年由李鴻章在上海創辦，全廠約2000余人，主要制造槍炮、彈藥、水雷等軍用品，同時還制造輪船，1867年後開始制造船艦。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創辦的規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廠，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創辦，全廠約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戰艦為主。安慶內軍械所是清政府最早開辦的近代兵工廠，1861年12月由曾國藩在安慶創建，廠子規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彈、火藥、炮彈等武器。除創辦上述壹類工廠外，還派遣留學生學習技術。但是，洋務派興辦軍事工業的過程中，遇到了難以解決的問題，最主要的就是資金、原料、燃料和交通運輸等方面的困難。 於是，洋務派在“求富”的口號下，從70年代起采取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等方式，開辦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天津電報局、唐山胥各莊鐵路、上海機器織布局、蘭州織呢局等民用企業。與此同時，洋務派還開始籌劃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軍。在洋務派控制了海軍衙門以後，又進壹步擴建北洋艦隊，修建旅順船塢和威海衛軍港。
編輯本段重要項目
安慶內軍械所
1861年，曾國藩在安慶創設的制造近代武器的軍事工業，也是洋務派創辦的仿制西式武器的第壹個軍事工業。主要制造子彈、火藥、炸炮等。“內”，表示這個軍械所屬於安慶軍內的設置。1864年，清軍攻陷南京後，該廠由安慶遷到南京，改名為金陵機械制造局。
江南制造總局
致遠號全體將士合影
又稱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李鴻章在上海創辦。1867年，由虹口遷至高昌廟，經過不斷擴充成為清政府最大的軍事工業。該廠技術和機械設備主要依靠外國，除制造槍炮彈藥外，也制造機器和修造輪船。1905年造船部分獨立，稱“江南船塢”，兵工廠部分人稱制造局。後分別改稱“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廠”。它是洋務派開辦的最大的近代工業，它用自煉鋼材仿制的毛瑟槍，趕上19世紀後期德國新毛瑟槍的水平，它研制的無煙火藥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但是，江南制造總局是官辦的，經費由清政府調撥，生產不計成本，不考慮經濟效益，缺乏發展的動力。它采用封建衙門式的管理，用管軍隊的方法約束工人，工人缺乏生產積極性，產品質量得不到保證。
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經營的設備最齊全的新式造船廠。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馬尾創辦。聘用外國人擔任技師。主要由鐵場、船場和學堂三部分組成，1884年馬尾海戰中遭到嚴重破壞。後雖經恢復但大不如前，辛亥革命後，改稱海軍造船所。
漢陽鐵廠
洋務運動
1889年春，兩廣總督張之洞籌劃在廣州建立煉鐵廠，同年他調任湖廣總督，籌辦的煉鐵廠也隨遷漢陽，1890年在大別山下動工興建，1893年漢陽鐵廠基本完工，***有六個大廠，四個小廠，煉鐵爐兩座。1894年投產，開始均為官辦，從籌辦起至1895年，***用經費五百八十余萬兩。中日甲午戰爭後，清政府因無力籌措經費，於1896年改為“官督商辦”。辛亥革命前夕，漢陽鐵廠工人約三千人，每年出鋼七萬噸。抗日戰爭時期，漢陽鐵廠部分設備被國民黨政府遷往重慶成立大渡口鋼鐵廠。解放後收歸人民所有。
輪船招商局
輪船招商局的輪船
簡稱“招商局”。中國最早設立的輪船航運企業。1872年（清同治十壹年）李鴻章招商籌辦。1873年1月成立。總局設上海，分局設煙臺、漢口、天津、福州、廣州、香港以及橫濱、神戶、呂宋、新加坡等地。1885年（光緒十壹年）改為官督商辦。1909年（宣統元年）歸郵傳部管轄。1912年改為商辦，更名商辦招商局輪船公司，後又改稱商辦招商輪船有限公司。1932年國民黨政府收歸國營，更名國營招商局，歸屬交通部。抗日戰爭期間，總局先遷香港，後移重慶。戰後遷回上海。1947年***有船460艘，33萬余噸。1948年成立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1951年改稱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香港仍沿舊稱。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
同文館
我國歷史上很早就有人從事翻譯工作，但正式設立外語學校卻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設立的同文館。在清政府與外國訂立《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時，竟連壹個懂得外文的中國人都找不到，任憑侵略者的蒙騙。 1861年奕?奏請設立外語學校，培養外語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 同文館中的學生
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準成立“京師同文館”。學員學習漢文外，主要學習外文。聘有外籍教師英國人包爾騰，法國人司默靈、畢利幹，俄人柏林，美國人丁韙良、傅蘭雅、海靈敦等先後任教。丁韙良從1869年任總教習，總管教務達30年。總稅務司赫德兼任監察官，實際控制了經費和人事大權。 同文館完全按正規學校來辦，陸續開設英文館、俄文館、德文館和東文（日文）館。只招收13、14歲以下八旗子弟，後又招收15—25歲的滿漢學員，也招收不限年齡的滿漢學員。學習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為兩種：壹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學、測地等科的學生學制8年；壹是年齡稍大、僅借中文譯本學習天文、化學、測地等科的學生，學制5年。1867年時增設算學、化學、萬國公法、醫學生理、天文、物理、外國史地等。學生最多時達120人。畢業生大多任清政府譯員、外交官員和其他洋務機構官員。設有印刷所，翻譯印《萬國公法》及數理化和文史等方面書籍。1902年同文館並入京師大學堂。
新中國開國以後，在50年代，前述範文瀾、胡繩兩本書中全面否定洋務運動和洋務派的觀點，理所當然地占有了統治地位。1954年8月，《中國近代史》又出了第9版，範老在說明中又特別強調指出：“《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壹生》是1944年我在延安時寫的。曾國藩是近百年來反動派的開山祖師，而他的偽善喬裝卻在社會上有很大的影響。他的繼承者人民公敵蔣介石把他推崇成‘聖人’，以為麻醉青年、欺騙群眾的偶像。為了澄清當時壹些人的混亂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國藩這個漢奸劊子手本來面目的必要。這篇文章便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寫出的。現在仍把它附在書後”。1956年12月，牟安世的《洋務運動》問世。該書在導言中即開宗明義地指出：“所謂洋務運動（或稱‘同光新政’），乃是清朝統治者在漢族地主官僚和外國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賣中國人民利益的辦法，換取外洋槍炮船只來武裝自己，血腥地鎮壓中國人民起義，借以保存封建政權的殘骸為目的的運動。毫無疑問，這是壹個反動的、賣國的、並以軍事為中心的運動。”這就進壹步給洋務運動宣判了死刑。這壹時期，雖已有不少論著對洋務運動的經濟活動給予相當重視，但均不占主要地位。值得註意的是，當時陸續出版了不少有關洋務活動的歷史資料，為後來開展深入討論準備了條件。
60年代論爭：
這場論爭，是由我在《文匯報》理論版1961年12月28日、1962年1月12和21日，連續發表的《試論洋務運動對早期民族資本的促進作用》、《試論洋務運動的經濟活動和外國侵略資本的矛盾》、《試論洋務運動中洋務、頑固兩派論爭的性質》三篇文章所引起的。這三篇文章，原本是壹篇文章的三段，因太長而分成三篇發表的。我在1957年才從機關調到上海經濟研究所從事科研工作，當時正在主持編寫《江南造船廠廠史》，並負責執筆撰寫江南制造局的壹章，由此我開始接觸到洋務運動和洋務派問題。由於對洋務運動素無研究，所以我在從事這項工作的初期只能依據範文瀾、牟安世等人的全面否定觀點，竭力貶低江南制造局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後來，我認真翻閱了1959年由中國史學會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冊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在史實面前，我開始對全面否定論有所懷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寫出文章初稿，並在經濟所內會議上提出討論。當時有不少同事勸我不宜輕易發表，避免自找麻煩。那時候黨中央正在籌備召開七千人擴大會議，政治空氣較為寬松，《文匯報》理論版負責人鄭心永，為了活躍學術空氣，前來征稿，我便把文章初稿加以修改後交給他發表了。
個人看法：
當時對洋務運動的主要看法，已初步形成後來壹直堅持的兩點論，即它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動與消極的壹面，又存在進步與積極的壹面，應同時兼顧，不可偏廢。我之所以選擇以上三個題目，片面突出它的進步與積極壹面，目的是為了便於打破全面否定論壹邊倒的沈悶局面，以利於展開深入討論而已。平心而論，這種兩點論，並不是什麽“發明創造”，如前所述，早在40年代呂振羽便已提出；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的序例中，也同樣提到：“為期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對十九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歷史，也產生過壹定的作用”；我的文章只是加以強調和突出罷了。文章發表後，如所周知，引起新中國史學界的壹場大論爭，在全國各報刊陸續發表和我商榷的文章近50篇，多數不同意我的意見，支持者只是少數人，可見全面否定論的影響之大。這壹討論開始還是正常的學術爭鳴，後來由於黨中央毛主席在北戴河會議和北京會議上，壹再強調了階級和階級鬥爭，政治空氣緊張起來，壹些文章便無限上綱上線，變成了圍攻和批判，迫使我只得沈默不言，這壹場論爭，只好不了了之。但盡管如此，這場論爭還是對全面否定論產生了很大沖擊，為下壹階段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洋務運動提供了基礎。關於這場論爭，在前述章徐文第四節中也做了詳盡而恰當的述評，我是贊同的。到了十年動亂期間，在“四人幫”的“影射史學”的惡劣影響下，我和黃逸峰被扣上“美化洋務派”的帽子而受到種種折磨，那就已經不是學術範圍的事情了。
新時期新論爭：
1978年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提倡的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精神，不僅為全國四化建設開辟了新的歷史時期，而且為洋務運動研究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使這壹研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論爭、新局面和新成果。 先說新論爭。這次新論爭，是60年代論爭在新時期的必然繼續和發展。事有湊巧，這次新論爭的導火線，又是黃逸峰和我合寫的《重評洋務運動》（《歷史研究》1979年第2期）點燃起來的。1978年下半年，《歷史研究》編輯部向黃逸峰和我約寫重評洋務運動的文章。交稿後，他們不太滿意我們的兩點論，建議將反動消極的壹面刪掉或壓縮，以便突出進步積極的壹面。我們不同意改動，他們便組織徐泰來寫《也評洋務運動》，和我們的文章同期發表，同我們商榷。緊接著我們又在《歷史研究》1980年第6期發表《要恰當地評價洋務運動的積極作用——答徐泰來同誌》。於是便展開了這場新論爭。新論爭的陣容是：徐泰來和他的老師李時嶽、以及胡濱等為壹方，認為洋務運動是近代中國的進步運動，和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並列，批評了我們提出的洋務運動反動消極的壹面——五個罪惡產物和三大惡果等等。黃逸峰和我等為另壹方，主張洋務運動同時存在進步與反動的兩面，而反動的壹面則是主要的，不同意稱作進步運動。就這樣，我在新論爭中的位置，從60年代反對全面否定論的“激進派”，壹變而成為反對全面肯定論的“保守派”，這是多少帶上壹點戲劇性的變化。在這場新論爭中，比起60年代，學風上有很大進步，真正出現了百家爭鳴暢所欲言的可喜局面。這是壹種有益於學術發展的良好學風。
學術研討會：
次說新局面。這主要指的是連續召開七屆全國性的洋務運動學術研討會的盛況。首屆洋務運動學術研討會，是1980年12月由吉林大學歷史系和該校學報編輯部發起，在長春舉行，會議主題是洋務運動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到會學者近50人，主持人李時嶽，會後出版了《洋務運動討論專集》，收錄論文24篇。第二屆會議是1982年冬天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舉行，主持人夏東元，到會學者100余人，提交論文70余篇，會議主題仍是洋務運動的歷史地位和作用，討論氣氛之熱烈，超過首屆會議。第三屆會議於1985年8月在蘭州舉行，主持人杜經國，會議主題是洋務企業的性質和作用，到會學者近90人，提交論文60余篇。第四屆會議是1987年12月在汕頭大學舉行的，由調到汕頭大學擔任副校長的李時嶽和調到汕頭大學擔任歷史系主任的杜經國***同主持，到會學者近80人，提交論文50余篇，會議主題是評論洋務派人物。第五屆會議於1989年10月在山東東營市舉行，由山東大學孔令仁主持，到會學者130余人，提交論文90余篇，會議主題是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化進程，會後出版了論文集。這是五屆會議中比較盛大的壹次會議。第六屆會議於1992年5月在宜昌水利學院舉行，由武漢市社會科學院皮明庥主持，會議主題是洋務運動與早期城市發展，到會學者10余人，提交論文80余篇。
洋務運動是中國現代化的最早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