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四年九月，命太監“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十月“命太監監軍，王應朝往關、寧，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邵希詔西協”。十壹月，以太監吳直監視登島兵餉。崇禎六年五月，明思宗諭兵部：“流賊蔓延，各路兵將雲集，壹切功罪勤惰，應有監紀。特命內中軍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與山西內中軍陳茂霖，會同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玘軍中，監紀功過，督催糧草。”除去監軍督餉之外，宦官們還被派去督察錢糧稅務、茶馬、司法等政務。如崇禎四年九月，以太監張彜憲“有心計，令鉤校戶、工兩部出入”,“為之建署，名曰戶工總理”。同年十壹月，“以太監李奇茂監視陜西茶馬”。
崇被六年四月，“命司禮監太監張其鑒、郝純仁、高養性、韓汝貴魏伯綬等赴各倉，同提督諸臣盤驗收放。崇禎九年六月，“命司禮監太監曹化浮同法司錄囚。崇禎十二年二月，以司禮太監崔琳清理兩浙鹽課及各項賦稅。崇禎十四年八月，明思宗臨太學，“先期”令司禮監太監王德化“率群臣習儀於太學”。宦官之出，侵奪了官吏將領的職權，也不利於統治集團內部正常秩序的維持，因而遭到朝臣的反對。而明思宗卻堅決不改，凡與宦官發生沖突者，明思宗在處理中總是偏向宦官方。如崇禎七年二月，監視登島太監魏朝，因給事中莊鰲獻所上“太平十二策”內有撤監視的內容，於是要求將自己罷免；而明思宗卻駁回魏朝的申請，將莊鰲獻謫為浙江布政司照磨，不久，“復下刑部獄”。但明思宗對宦官也不是信而不疑，其性格既然多疑，對宦官也不可能例外。
然而，他在實踐上對宦官的確是大加重用。其故安在？原來是他以為宦官易於對付，不足為慮。時人楊士聰在明思宗死後曾就此評論說：“先帝既以獨斷誅魏忠賢，收倒持之柄而自操之，遂謂此輩由我操縱，故厭薄朝臣，則以中官參之。”同時人談遷也曾指出：“直謂三尺在我，此曹亦何能為！”明思宗既然對宦官並不是徹底信任，這就使之在重用之中，也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加以防範。這防範的重要手段之壹，是加以監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