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源型產業集聚主要是抓住國際產業轉移機遇，利用政策和區位優勢，引進三資企業而形成，廣東的產業集聚展便是其中的例子。
(壹)外源型產業集群的特征和效應
外源型產業集群具有“兩頭在外”的特征，產品銷售基本以國際市場為主，例如石碣生產的110種電子產品中，有8種產量居世界第壹位。東莞大嶺山鎮臺商家具業集群號稱亞太地區最大家具生產基地，但國內知名度卻不高，主要是因為該集群產品基本出口，不在內地銷售。外源型產業集聚由境外企業轉移加工制造環節而形成，以OEM為主要業務，企業的研發、銷售等戰略環節基本留在境外，產業鏈並不完整，產業價值鏈缺乏戰略環節，整體處於低端層次。例如，東莞電子信息產業集群擁有3000多家相關企業，但擁有研發機構的卻鳳毛麟角，東莞能夠生產壹臺計算機95%的配件，卻無法生產具有核心技術的關鍵組件CPU。規模生產並沒有帶來高額利潤，如東莞電子信息產業集群，壹般只賺取5%的加工費。產品品牌基本屬於外資企業，難以形成自主品牌。
外源型集群雖然屬於嵌入式集群，但嵌入行為主要是基於降低成本和獲取資源，與當地經濟、社會、文化網絡的聯系相對松散，嵌入程度有限，產業關聯度較低，企業間缺乏緊密的分工協作體系，相互依賴程度小，臺商、港商、日商等各自形成自己的社會協作網絡和人際交往圈子，彼此間及與當地社會之間存在壹定的文化隔閡，集群內的龍頭企業向外轉移，往往也會導致為其配套生產的壹批中小企業隨之遷走。
外源型企業雖然地區根植性不及內源型產業集聚強，但卻起了母細胞效應，其效應便像矽谷的仙童半導體公司，矽谷之內的七十余家專門從事半導體技術的企業中，約有壹半是從仙童直接或間接衍生出來的，母細胞效應對區域經濟的起飛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壹是快速帶動當地經濟。對於經濟基礎薄弱的地區，自發式的產業集群發展進程往往非常緩慢，而引進外源型產業集群，尋求嵌入式發展是可供選擇的壹條重要快捷方式；二是促進技術進步及轉變觀念。借助外部力量，擴大利用外資，不僅解決資本不足的問題，同時促進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升級和出口擴大，對於轉變觀念和企業經營機制，對於管理體制創新和制度現代化建設，都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三是在地理區位上，集群多產生於城市邊緣地區或鄉鎮，在城市化過程中，很多產業集群所在地成為城市中心區的重要組成部份；四是在經濟上，產業集群現已成為很多地區加快經濟發展、解決就業、增加稅收和財政收入的重要載體。
在市場競爭上，產業集群已成為當地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重要力量，雖然在產業單項競爭上，廣東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尚有較大的差距，但憑借產業集群帶來的整體競爭優勢，廣東電子信息、紡織服裝、工藝陶瓷等產業正逐漸成為國際市場的重要力量。美國《紐約時報》在深入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區傳統產業在生產成本上漲後，為何產品還能統治國際市場時，曾指出，這些地區的制勝之道在於強大的配套優勢，這是越南、印度等更低成本國家目前難以達到的。
(二)外源型產業集聚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外源型產業集聚的發展主要是靠臺灣及港商企業，雖然有親緣、鄉緣等社會關系網絡，但不同的制度環境及技術水平往往妨礙了企業家之間的溝通以及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壹是外商制造業采購非本地化，大部分原料仍然靠進口，外源型集群與當地相關產業前向、後向關聯效應不太強，例如臺商到大陸投資後，仍然與臺灣的原材料、設備供貨商等上下遊企業以及其他支撐體系保持著相當緊密的供貨商——生產——貿易商的網絡聯系；二是外源型集群很多時是所謂“復制群居鏈”，壹些有著產業聯系的上下遊生產企業壹窩蜂地相繼前來辦廠，以維持原來的生產聯系。如制鞋業，臺灣的制鞋商、原材料供貨商、包裝商、機器維修店以及外包廠商在廣東形成了壹個新的企業網絡。“群居鏈”復制過來後，與當地的交流就少了，因為它們可以不依賴當地的供貨商網絡。而這種“群居鏈”又是可以到處流動的，這容易造成當地經濟的空洞化；三是外源型集聚的技術溢出不明顯，港資及臺資企業在大陸多以獨資形式出現，為保護先進技術，外資企業往往竭力避免核心技術過快外溢，例如壹般情況下核心技術是在臺灣研究開發，然後直接移植到大陸進行生產，它們的技術創新與改造僅與臺灣母公司發生縱向聯系，而不與當地同行發生橫向聯系，僅僅將部分技術單項、分散地傳給中方技術人員。因此外源型集聚比較難植根於當地。 地區自發型產業集聚，可以說是自發形成的壹種產業集聚，這在浙江壹帶的產業模塊最為常見。
(壹)自發產業集聚模式形成過程
浙江歷史上是壹個商業較為發達的城市，唐朝便開始與日本通商，北宋時被辟為對外貿易口岸，因此在商業發展的歷史上形成了壹種有別於傳統儒家文化的商業文化，構成特有的文化遺傳基因。對外貿易口岸及航海的傳統，不僅有利於發展工商實業、海外貿易和運輪業，更重要是孕育了浙江人敢於冒險和善於應變的企業家精神特征，這是農民的創業精神和初期資本積累轉化為發展產業集群的動力。
浙江傳統上是壹個手工業發達地區，由於可耕種土地不多，為了生存，當地手工業得到發展，編織、彈棉、刺繡、雕刻等工藝發達，出現了壹代代能工巧匠，產業集群就是在這種富含工商素養的歷史和文化土壤中萌生發展的，利用制造小商品的工藝技巧，發揮會經商、肯鉆研、善模仿的優勢，逐步形成了有鮮明區域特色的產業集群。早期的工業大多孵化於家庭，工人或小業主分散在自己的家裏，按照中間商的定貨要求生產所需產品，漸漸由分散的手工工場，孕育出集中的手工工場，之後形成集體企業。
促成工業化快速起步的因素，壹是大量勞動力的出現，這些農村勞動力必須離開土地從事非農產業，例如溫州“人耕三分地”意味著鄉村存在大量過剩的勞動力，因而大批勞動力成為家庭工業的支柱；二是龐大銷售網絡的形成，將日用小商品與全國市場聯結起來，溫州大批勞動力出外經商，迅速形成壹個銷售大軍，將溫州農村的勞動力與國內市場聯系起來便是壹個例子。
(二)自發型產業集聚的特色
首先，自發型產業集聚模式壹般是由高度專業化分工的中小企業集聚而成，集群中的企業通過高度專業化分工或轉包結成壹種長期的穩定生產關系；其次，大部分企業都是本地自發產生的企業，地區植根性強，人們雖然在不同企業裏工作，但都具有相同的價值觀和行為規範，各企業不論其規模大小，不論處在哪個生產環節，都相對獨立，沒有支配與依附的關系，都以平等的地位參與區域性生產體系；第三，自發型的產業集群，主要是生產小商品，小商品生產成本低，經營風險相對較少，適合中小企業，而且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技術要求不高，工序相對簡單，適合個體私營生產，最重要是小商品都是日用消費品，市場大，利潤高，如壹個紐扣，成本2分，可賣1毛，正是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小商品，匯集成高額產出，支撐起整個地區經濟。
尤其值得壹提的是，很多自發性產業集群都是在家族團體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基本上是沿著血緣、親緣、地緣關系向外擴散的。以血緣、親緣為紐帶的人文網絡是產業集群的無形精神脈絡，尤其在產業群落成初期，這種以血緣和親緣關系為紐帶的產業擴散現象更是屢見不鮮，有的集群幾乎百分之百是同壹家族，因而使企業間的協作及信任得以加強，促使中小企業有效掌握商機、降低風險，遇到困難時能***度難關，在生產、技術及市場三種結構都不太穩定的大環境裏，這種家族團體的產業集群更具靈活應變能力，往往既具彈性又富效率，使小企業擁有頑強的競爭能力。
(三)自發型產業集群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自發型產業集群由於是地區自身發展而成，因此開辟了壹條促進農民迅速脫貧的道路。由1978年至2000年，溫州市的GDP從13.21億元增至825億元，工業總產值從11.12億元增至1807億元，財政收入由1.35億元增至73.9億元，外貿出口由無到有，1999年出口總額達到8.23億元。改革以前，溫州經濟發展緩慢，人民生活比較困難，11個縣(市、區)中就有3個貧困縣，人均收入水平低於全省平均水平。通過發展特色產業集群，各縣、鄉、鎮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由1981年的423元和270元提高到2000年的12051元和4298元，超過了全省的平均水平。
自發型產業集群的另壹個作用是促進農村工業化進程。浙江特色產業集群的發展，以小企業、家庭工業為主，技術含量不高，吸納了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促進了由傳統農業向現代工業的轉變。壹村壹品、壹鎮壹品的特色產業，帶動了相關產業及交通、服務等設施的發展，促進了人口、資金、技術、信息等生產要素向農村小城鎮集聚，促進社會全面進步，蒼南縣龍港從壹個小漁村崛起成為壹個擁用15萬人口的中國第壹座農民城，便是壹個例子。
但自發型產業集群的主要缺點在於它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來發展，較難推動產業升級，創新力不強、國際視野不足，面對日新月異的國際市場環境很不利，像這壹次的金融海嘯，如果本地企業缺乏國際觸角、缺乏對國際市場的認識、缺乏應變能力，便很容易使區域經濟毀於壹旦。 工業園區(開發區)，是壹種由政府為實現工業發展目標而創立的有地理界限的特殊環境，由政府主導，給予包括用地、稅收、金融、財政、海關、外經貿、人才等優惠政策。往往形成壹種快速吸引外資或建立地區龍頭產業的政策工具，在區域發展的過程中，建立開發區的做法被廣泛采用。工業園區的產業形態與內源型和外源型的產業集聚很大不同。
(壹)工業園區的特點/優勢
內源型的產業集聚帶有很大的偶然性，某壹地區能否發展成為壹定規模的產業群落，有很多因素，即使具備了所需要的生產要素和條件，其發展歷程壹般也比較曲折和漫長，特別是經歷壹些產品質量及企業行為規範過程。但政府主導的園區，能很快建立產業集聚，且具有規範作用。由於園區由政府主導，由相關政府部門規劃管理，在資金、政策、人才、信息等方面都具有較大的優勢，也較容易整合地區資源。另外政府是站在地區發展的戰略高度來建設園區，這有助於優化整個地區的產業結構，並對區域經濟發展起到戰略性帶動作用，政府的參與能夠減少集群內企業發展中的壹些盲目性。
首先，工業園區壹般強調土地、水、電力、能源等生產要素的集約利用程度，使區內的單位面積土地利用效率、萬元產值耗水和電力能源達到最大效率，同時亦可以統壹綜合處理汙水等“三廢”問題，降低治理成本，促進對環境的保護。以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為例，工業用地容積率從0.6-1.2提高到0.8—1.5以上，可建設用地的建築密度從45%提高到55%。蘇州工業園區亦積極探索“清淤、治水、取土、擴地”相結合的土地綜合開發利用新模式，並註重生態環境保護，確立“綠色招商”理念，堅持環保部門“壹票否決”制，從源頭控制汙染項目的進入。
第二，工業園區具有高效的管理模式。以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為例，它用跨國公司的視角來審視政府行為，用小政府來營造大市場環境，率先推行市政基礎設施的社會融資，打破壟斷，弱化傳統的政府行為，精減機構，簡化辦事程序，設立招投標中心、政府項目評審中心、采購中心、結算中心，實現統壹財務監管，避免政府經濟行為暗箱操作，推進體制創新。現在企業進入開發區的平均周期由壹個月縮減到10個工作日，最快可以5個工作日領到批準證書，7個工作日領到營業執照，在審批制度改革方面，取消了所有行政性收費項目，只保留14項資源性收費項目。蘇州工業園區在物流通關方面亦建有全國現代物流試點地區、首家電子報關區，擁有十分完善的物流配送體系，入區的企業可以享受與國際接軌的海關、物流服務。
第三，具有城市化經營模式。雖然是工業園區，但大部分園區走的是城市化規劃思路，比如將公***區放在園區中部，住宅和工業區放在兩側，在道路建設上借鑒國外的400米×400米的網絡式設計，以國際化宜工作、宜居住城市的標準來塑造。
第四，集群內的創新優勢比內源型和外源型集聚強，由於園區的產業大部分以高新產業為主，高學歷及高技術人員含量高，研發及創新氣氛濃厚，園區壹般設有企業孵化器，鼓勵高科技產業的創業，並舉行各種討論會、講座等正式和非正式的活動，有效擴散知識和技術，更有利於創新。
(二)開發區模式的制約及發展障礙
1 開發區壹般是集合型產業集群，有多種主導產業，因而使主導產業集群缺乏區域特色，主導作用被淡化，不利於形成區域競爭力。
各開發區之間存在著與其他地區的同構現象，例如北京開發區目前發展的汽車產業、移動通信、微電子等產業集群，明顯與相鄰136公裏的天津開發區相似。在江蘇，除了蘇州工業園區外，既有浦東新區，又有南京高新區、無錫新區及滬寧地區國家級高新區。據統計，53個國家高新區中，近30個高新區發展重點是電子信息，近20個高新區發展重點是生物工程，25個是光機電壹體化，24個是新材料。產業結構趨同導致產業發展資源(包括人才及資金)分散度趨大，不能有效發揮，反而形成競爭。經濟技術起點不同，資源環境工業基礎各異的工業園區，如果生產相同產品，彼此間欠缺合理分工與合作，便會造成低水平的重復生產。
2 各集群產業關聯度不高。
產業集群之間的聯系不強，例如汽車制造、生物技術、裝備制造等產業之間沒有形成產業相關性，產業群之間難以在合作中尋求***同發展的力量，很多園區的企業關系如同現代高樓公寓裏的鄰居，即使在同壹工業園內，亦未建成壹批高新技術產業群，像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形成諾基亞星網企業模式的不多。
3 企業根植性不高。
政府主導的園區發展，具有開放及外向的特征，壹般以引進外資為主，這些企業的地區根植性不高，壹旦成本上升，或優惠政策到期，較容易出現“飛地”或“分廠經濟”現象，用建立分廠或代工生產方式轉移加工基地，離開園區尋求更低生產成本的地區，對當地帶來產業轉移或產業空洞化威脅。
4 後續力不足。
由於園區的建設與發展過於依賴地方政府，缺乏自主發展能力，在政府支持乏力或規劃出現失誤時，園區發展可能停滯或者衰落。另外，過度依賴土地經營和優惠措施，使園區缺乏產業特色，也缺乏專業化生產性服務，無法形成有效的持續發展力。目前很多園區的規劃用地已基本用完，大部分園區己完成了90%的用地，能再開發的土地不足，更由於中國國土資源緊缺，工業園區擴大土地使用面積的審批條件越來越嚴格，且在不惡化農業基礎和兼顧農民利益的前提下，土地開發成本越來越高，因此工業園區的後續開發得不到保障，陷入難以進壹步發展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