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中國社會結構的分化過程中最值得關註之處是：
1.體制改革始於農村，其對農村社會結構變遷的最大貢獻是推動了農村工業化的迅速興起和蓬勃發展，這壹農村工業化進程導致農村原同質均等的社會結構發生劇烈的分化，新的角色群體和組織大量湧現，如鄉鎮企業家、近 1億的鄉鎮企業工人和新的合作企業、私營企業等等。
城鄉原社會結構的二元特征決定了城市社會結構的分化過程不同於農村，城市社會分化主要是體制內外的分化。改革後城市社會分化首先發生在原體制的最邊緣部分，其結果之壹是壹部分處幹體制邊緣的社會力量率先從體制內分化出來，如個體工商業者、民營企業、三資企業等。隨著分化從體制邊緣向體制中心部分的不斷推進，體制外力量亦不斷增強，他們以不同於體制內的規則和方式組織與運行，這壹過程壹方面不斷地受到體制內社會分化的影響，另壹方面也不斷地受到農村社會分化的影響。壹些橫跨兩個體制和城鄉兩大社會系統的交叉性群體和邊緣性群體開始出現，如個體戶、進城作工的農民工等等。上述各種新的結構要素的出現和增加，有力地推動了民間社會的發育。
2.改革後隨著各類社會主體（個人、組織、政府）自主權的擴大和利益的明確化，原由行政級別和身份等級決定的等級式社會分化逐漸轉變成壹種由類屬和單位邊界決定的四塊式分化，決定社會成員地位與利益差異的原等級要素，如所有制類型、家庭階級出身、政治身份、行政級別等的作用大大削弱，而個人所在單位和社區的發展狀況，個人所屬職業類別和部門（如汽車司機、稅務部門）等集團性要素的作用增加。社會結構從等級性分化到團塊式分化的轉變意味著中國社會的階層化過程將是緩慢的。
3.與改革前相比，現階段中國社會的分化速度大大加快，分化程度大大加深，但不同地區、不同社會系統、不同社會群體間在分化速度和分化程度上有著很大的差異，例如沿海地區分化速度快於中西部地區，同處東部的溫州地區分化程度大於蘇南地區。又如經濟系統的分化快於權力結構的分化，農民群體的分化大於城市居民群體的分化，狹義社會結構的分化深於廣義社會結構的分化等等。這種不平衡分化導致整個社會原相似同構的社會結構多樣化，以及原高度整合的三大結構，即收入、權力與職業聲望結構的錯位，社會成員的各類社會位置間的整合程度也因而大大降低。社會結構形態的多樣化和各類社會結構的錯位增加了社會結構的張力並因而增加了結構整合的難度。
4.在大多數市場國家，社會成員按勞動分工的需求在市場的作用下分化與組合，社會結構的分化主要體現為壹種功能分化。隨著勞動分工的不斷深化所發生的這種功能——結構的分化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條件和必然過程。改革後我國社會結構的分化壹方面體現了這種功能分化的過程，如國家與社會職能的分化，黨政、政企職能的分化，以及職能單壹化、專門化組織的發展等。但另壹方面由於現階段我國的社會分化主要是體制變革的結果，而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之壹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與調整，從而結構分化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壹種利益分化，政策因素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因此，現階段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出現壹種矛盾的現象，即社會結構在改革後發生了劇烈深刻的分化，但各類社會組織不但沒有隨著分化程度的加深和速度的加快使其功能更加專門化、單壹化，反而出現了全面“經濟化”或“企業化”的趨勢。功能分化對社會結構的影響主要是增加異質性，而利益分化則主要是擴大不平等，改革後中國社會結構分化中利益作用使得結構的縱向分化快於橫向分化。
壹、中國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源泉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壹種社會意識形態，來源於諸多方面，其中，中國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構中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
第壹，中國傳統文化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形成提供了豐厚的文化基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屬於社會意識的範疇，是壹種社會主義的觀念體系。這種觀念體系是在特定的民族文化環境中發展起來的。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任何時代的社會意識，都和以前時代的社會意識有著聯系，它的產生和發展都要以前人所積累的思想材料作為前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正是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沃土中，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合理成分，才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第二，中國傳統文化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構建提供了思想文化傳統。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密切關聯又不相同。傳統文化是區別於外來文化、當代文化，指壹個民族、國家或地區在歷史上曾經存在的種種物質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實體和文化意識；文化傳統是文化在歷史的發展中壹代壹代的積澱，是文化的“活的靈魂”。中國傳統文化在幾千年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中國文化傳統，它貫穿於中國人的價值觀、思維方式、風俗習慣、道德禮儀等各個方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主導價值觀的理論體系，其中的各個方面都貫穿著中國文化傳統。如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剛健有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包容會通”、“見利思義、誠信為本”“勤儉廉政、精忠愛國”、“仁愛孝悌、謙和好禮”、“克己奉公、修身慎獨”等精神，通過改造融入了中華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之中。
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升華和創新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並非中國傳統文化的全盤繼承，而是吸收其精華、剔除其糟粕，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升華和創新。
首先，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吸收、改造、融合了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新壹屆黨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毛澤東思想在形成過程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吸收和改造表現得非常充分。以“群眾路線”為例。西周政治家周公提出的“敬德保民”等思想，開啟了中國民本思想的先河；孟子提出了“民貴君輕”思想，並在此基礎上總結出了“政得其民”的歷史興亡規律；荀子進壹步提出“君舟民水”，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民本思想，都被毛澤東思想改造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點。新壹屆黨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文化”的主張，也吸收和改造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貴和尚中”思想。孔子在創立儒家學說時，十分重視“和”的價值與作用。他強調“和為貴”，把“和”視為做人處事、治國理政的價值判斷標準。他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和同”思想，也是既承認差異，又要求和合，通過互補互濟，達到事物的矛盾統壹，形成和諧的狀態。老子在《道德經》中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他認為，萬事萬物都包含著陰陽兩個矛盾的方面，陰陽相互作用構成“和”。“和”是宇宙萬物的本質以及天地萬物生存的基礎。充分認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貴和尚中”思想的現代價值，提煉出適合當代社會發展的“和諧文化”，提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是壹個創造。
其次，在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形成的過程中，吸收和借鑒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內容，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綜合創新。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靈魂。它圍繞愛國主義這個核心，包含了團結統壹、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等內容。民族精神這些方面的內容，都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發展中凝練下來的，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結晶。比如，愛國主義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永恒的主題。愛國主義作為壹種體現人民群眾對自己祖國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同民族的發展歷史聯系在壹起，體現為壹種文化。中國歷史上無數的愛國誌士，用他們的英勇事跡譜寫出了愛國主義的光輝詩篇。中國***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革命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革命和拼命的精神，嚴守紀律和自我犧牲的精神，大公無私和先人後己的精神，壓倒壹切敵人、壓倒壹切困難的精神，堅持革命樂觀主義、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精神，也都是在汲取傳統文化養分的基礎上，由中國***產黨人在波瀾壯闊的革命實踐中提煉出來的。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內容十分豐富，它圍繞改革創新這個核心，包含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知難而進、壹往無前，艱苦奮鬥、務求實效，淡泊名利、無私奉獻等精神。這些精神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改造和創新。
再次，社會主義道德建設過程中對傳統文化的改造與創新。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是壹個艱巨的系統工程，它同樣需要繼承前人思想道德中有價值、適應當代社會發展的積極因素。當前思想道德建設的壹個重要內容就是大力倡導社會主義榮辱觀。胡錦濤同誌提出來的“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榮辱觀，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極因素，結合我國道德建設的具體實際情況，為我國道德建設提供了重要的道德原則和價值尺度。社會主義榮辱觀繼承了中國古代的“知恥”文化傳統，吸收了中國古代思想家所提出來的“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仁則榮，不仁則辱”、“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等榮辱思想的精華，把這些思想改造成為易懂易記、朗朗上口的“八榮八恥”的社會主義榮辱觀。社會主義榮辱觀擺正了個人在他人、社會、國家中的位置，體現出中國文化智慧中深刻的生命意識和精神追求，表現出人格的“自我的創造性轉化”。
三、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五千年悠久燦爛的中華文化，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國脈傳承的精神紐帶，是中華民族面臨嚴峻挑戰以及各種復雜環境屹立不倒、歷經劫難而百折不撓的力量源泉。中國傳統文化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提供了豐厚的精神資源，是中國優秀文化傳統和中華民族精神的堅實基礎。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過程中，我們要學習和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吸收其精華，剔除其糟粕，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培育和弘揚中華民族精神，構建適合中國實際的、能夠形成國人***識的、反映中國現實發展的、引導中華民族積極向上的價值觀體系。要達到這個目標，應註意解決好以下問題：
第壹，充分重視我國的傳統文化資源，處理好批判與繼承的關系。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瑪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古印度文明都中斷、失落了，唯有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生生不息、承前啟後、薪火相傳。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於中華文明有著豐厚的中國傳統文化資源作基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沃土中。沒有中國傳統文化之根，就沒有中華民族精神之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就無法建立。關於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問題，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需要解決的問題。這就說明，我們的和諧社會建設與中國傳統文化有相通之處，我們當代構建的價值體系與中國傳統文化有密切聯系。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壹是要充分重視。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壹百多年間，我們對傳統文化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態度，到了“文化大革命”，這種傾向被推向極致，變成了壹場“大革文化命”的運動，中國傳統文化遭到了空前的摧殘，在中國壹代甚至幾代人的心裏都留下陰影。否定中國文化傳統的結果，最終釀成了壹系列惡果，造成了“斷裂的壹代”、“西化的壹代”，造成了對傳統文化沒有溫情和敬意、失落迷茫的壹代人。改革開放後，黨中央逐漸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危害性，大力倡導學習和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弘揚和培育中華民族精神，收到了顯著的成效。但也不可否認，在壹些國人、特別是壹些領導幹部中間，還沒有對這個問題充分重視起來，更沒有落實到行動中。新壹屆黨中央領導集體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我們重視中國傳統文化、弘揚中華民族精神提供了極為有利的契機。我們要認真對待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把學習中國傳統文化放到壹定的高度上來認識。二是要認真發掘。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乃至人類的瑰寶。它歷史悠遠、博大精深。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許多寶貴的思想資源，如“和合”、“民本”、“天人合壹”、“制天命而用之”、“民胞物與”、“格物致知”、“即物窮理”、“知行合壹”等命題和認識，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價值，都值得很好地發掘。三是要批判地繼承。在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否定中國文化誠然不對，但不加批判地全盤接受也是錯誤的。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不乏糟粕的東西，必須對這些東西加以剔除。比如，儒家學說中的封建禮教、等級觀念、“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官本位”等觀念就是需要剔除的糟粕。法家學說中的“尊君”、權術思想，對現代社會管理也是消極因素。道家學說中的“守拙”、“貴柔”、“無為”等思想，在現代社會中都有壹定的消極意義。我們不能從壹個極端走向另壹個極端。壹說要重視傳統文化，就把古代的經典奉為至寶，認為只要熟讀經書就會無所不通，就是掌握了傳統文化，就可不加鑒別、不加批判地全盤拿來。我們對傳統文化的學習，對中華文化傳統的弘揚，必須采取“揚棄”的辯證態度，才能從中汲取積極的因素，構建出能夠反映國人***識的科學的核心價值體系。
第二，整合與創新中國傳統文化，處理好繼承與發展的關系。中國近現代在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上，曾經展開過幾次比較大的爭論，有過“中體西用”、“西體中用”、“會通以求超勝”、“全盤西化”、“儒學復興”、“民族大眾文化”、“創造性轉換”、“綜合創新”等觀點。筆者認為，張岱年先生提出來的“綜合創新”論在中國文化論爭中是壹種極具價值的學說。這種文化主張，是在研究和分析了中國近現代文化論爭中各種學說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它拋棄了中西對立、體用二元的僵化思維模式，排除了盲目的華夏中心論和歐洲中心論的幹擾，特別是提出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註意吸收“會通以求超勝”論、“民族大眾文化”論中的合理因素，認為只有辯證的綜合創造，才是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坦途。對古今中外有益文化加以綜合，以構建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不是無原則的調和折中，而是發揚壹種創新精神，進行創造性的綜合。為此，我們既要對傳統文化中有益於促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合理成分賦予新的時代內涵和文化樣式。例如，將傳統的重義輕利價值觀創造性轉化為義利兼顧的新型的價值觀；將儒家所極力倡導的“貴和尚中”精神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的和諧理念；同時，我們又要緊密結合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狀況，把傳統文化的主導價值觀與當代中國的現實價值導向、價值理想有機結合起來，創造源於中國傳統文化又高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觀。例如，將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愛國主義觀念發展成為全球化背景下的、具有國際主義精神的當代愛國主義精神，以此豐富和完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