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是什麽？具體對我們老百姓的生活會有什麽變化呢？”“對企業會有什麽影響？”在北京亦莊、中關村、東直門等地，千龍網記者探訪市民和企業對供給側改革的了解時，有8成以上的市民和企業提到這兩個問題。在政協北京市十二屆四次會議上，委員們也對供給側改革提出自己的建議。
2015年，北京全市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由6300多億元增加到1萬億元以上，服務性消費占市場消費總額的比重達到44.6%。面對這樣的現實情況，2016年，將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切實加強供給性結構調整。
“從百姓身邊的小事出發”
改革，無論大小，最終都會落實到群眾的身上。政協委員、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恒告訴記者：“對市民而言，他們更加關註的是自己的需求。壹些冰箱、洗衣機等產品可以在國內買，但是智能馬桶蓋等這些產品，我們需要到日本買，化妝品要到法國、韓國購買，這些我們市民身邊所需的產品，無法在國內購買，這對中國的企業在方向發展上和產品創新上，提出更高的要求。改革需要深入到生活的細節，如果僅僅關註到轉型和高精尖結構調整，是不夠的。簡單的說就是百姓需要什麽，妳就生產什麽。”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與此同時，對於高端生活用品的消費也逐步提高。據統計，目前中國出境人次達1億人次。人山人海的出境人員，境外消費額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這其中既包括當地特產、禮品、奢侈品等，也包括日用生活品。國內代購產業的發展，也從側面說明了國內對國外產品有很大的需求。
產能過剩與需求困境造成結構性矛盾
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國內也面臨同樣的大背景，中國經濟增速放緩，面臨大的改革洪潮。國家戰略層面上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整產業結構向高精尖產業方向發展。具體深入到企業，同樣面臨需求與供給的結構性矛盾。“比如說，中國每年生產7億噸鋼材，但有2億噸是庫存，造成產能過剩。但是，國內每年還需要進口鋼材，因為國內無法生產特殊鋼。這就是需求和供給造成的產品結構矛盾，這種情況就是不適合目前的中國市場，所以要改革。”
改革背後的含義是什麽？是提高產品的質量，轉型產業結構，向高精尖方向發展。“供給側改革對於百姓和企業的意義可能有些差異，但核心都是創新。”劉委員說道。面對變化的市場，需要提供更加適合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產品，其中包括生產要素。
供給問題的研究，最早開始也是由於供給不足，經濟學家逐漸開始關註。目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中國產業結構怎樣適應這壹變化？“比如說我需要A，但妳生產的是B。生產產品的實際使用率低，就會產生結構性矛盾，這和老百姓的生活需求結構是不壹致的。百姓的需求得不到滿足，需要研究的是供給方進行結構的調整，讓產品結構升級，讓產品滿足百姓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供給側改革。”
目前，供給和需求需要***同發力，但是要更側重於供給的結構調整，這便引出供給側結構調整。“如果不進行供給側改革，壹方面產能過剩，壹方面供給達不到百姓需求，就會造成經濟上的困境。”劉恒委員說。
供給側改革：主要發揮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
對於如何推進供給側改革，劉恒委員告訴記者，應該主要靠市場來調節。在介紹過程中，劉委員用壹個形象的例子來解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有壹次我在外面，突然下大雨，5分鐘之內，滿大街都是賣雨傘的，為什麽這樣呢？它有需求。雨壹停，所有人壹下子又散開了。什麽原因？需求。”
其次，在推進過程中，在市場面前，政府應該退居次要地位，實行監管，而非管理。說到政府“監管”和“管理”問題時，“政府‘管理’突出的是政府的主體能力，‘監管’則是讓市場主導，政府退居二線。”實際上供給側改革要解決什麽問題？就是妳讓百姓“用的安心，吃的放心。”“相信市場本身的創造力是無窮的”。
在談到政府的推動作用時，劉恒委員強調政府的服務作用，“供給側改革方面，產業要下功夫，但是政府不需要投資，政府需要做的是完善壹些基礎設施和政策法規，但是具體的投資什麽工廠，投資什麽設備，甚至是發展什麽產品，不需要管理。”
目前，國內民間資產眾多，但投資方向缺乏。現在投資主要集中在股票、房地產等方面，但是這些方面，國內趨勢不明，投資渠道缺乏。在這方面，可以引導投資創新型產業。目前我們要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提高治理水平，這樣就能夠很好的發揮作用。政府需做的是監管，創造條件。
而疏解後做什麽？供給側改革提供了壹個很好的渠道。劉恒委員對此做出解釋，配合政府整個首都的功能定位，可以發展服務貿易型產業，服務業向高端化發展，“能夠有效解決百姓生活中的壹些基本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