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是什麽?具體對我們老百姓的生活會有什麽變化呢?”“對企業會有什麽影響?”在北京亦莊、中關村、東直門等地,千龍網記者探訪市民和企業對供給側改革的了解時,有8成以上的市民和企業提到這兩個問題。在政協北京市十二屆四次會議上,委員們也對供給側改革提出自己的建議。
2015年,北京全市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由6300多億元增加到1萬億元以上,服務性消費占市場消費總額的比重達到44.6%。面對這樣的現實情況,2016年,將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切實加強供給性結構調整。
“從百姓身邊的小事出發”
改革,無論大小,最終都會落實到群眾的身上。政協委員、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恒告訴記者:“對市民而言,他們更加關註的是自己的需求。壹些冰箱、洗衣機等產品可以在國內買,但是智能馬桶蓋等這些產品,我們需要到日本買,化妝品要到法國、韓國購買,這些我們市民身邊所需的產品,無法在國內購買,這對中國的企業在方向發展上和產品創新上,提出更高的要求。改革需要深入到生活的細節,如果僅僅關註到轉型和高精尖結構調整,是不夠的。簡單的說就是百姓需要什麽,妳就生產什麽。”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與此同時,對於高端生活用品的消費也逐步提高。據統計,目前中國出境人次達1億人次。人山人海的出境人員,境外消費額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這其中既包括當地特產、禮品、奢侈品等,也包括日用生活品。國內代購產業的發展,也從側面說明了國內對國外產品有很大的需求。
產能過剩與需求困境造成結構性矛盾
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國內也面臨同樣的大背景,中國經濟增速放緩,面臨大的改革洪潮。國家戰略層面上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整產業結構向高精尖產業方向發展。具體深入到企業,同樣面臨需求與供給的結構性矛盾。“比如說,中國每年生產7億噸鋼材,但有2億噸是庫存,造成產能過剩。但是,國內每年還需要進口鋼材,因為國內無法生產特殊鋼。這就是需求和供給造成的產品結構矛盾,這種情況就是不適合目前的中國市場,所以要改革。”
改革背後的含義是什麽?是提高產品的質量,轉型產業結構,向高精尖方向發展。“供給側改革對於百姓和企業的意義可能有些差異,但核心都是創新。”劉委員說道。面對變化的市場,需要提供更加適合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產品,其中包括生產要素。
供給問題的研究,最早開始也是由於供給不足,經濟學家逐漸開始關註。目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中國產業結構怎樣適應這壹變化?“比如說我需要A,但妳生產的是B。生產產品的實際使用率低,就會產生結構性矛盾,這和老百姓的生活需求結構是不壹致的。百姓的需求得不到滿足,需要研究的是供給方進行結構的調整,讓產品結構升級,讓產品滿足百姓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供給側改革。”
目前,供給和需求需要***同發力,但是要更側重於供給的結構調整,這便引出供給側結構調整。“如果不進行供給側改革,壹方面產能過剩,壹方面供給達不到百姓需求,就會造成經濟上的困境。”劉恒委員說。
供給側改革:主要發揮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
對於如何推進供給側改革,劉恒委員告訴記者,應該主要靠市場來調節。在介紹過程中,劉委員用壹個形象的例子來解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有壹次我在外面,突然下大雨,5分鐘之內,滿大街都是賣雨傘的,為什麽這樣呢?它有需求。雨壹停,所有人壹下子又散開了。什麽原因?需求。”
其次,在推進過程中,在市場面前,政府應該退居次要地位,實行監管,而非管理。說到政府“監管”和“管理”問題時,“政府‘管理’突出的是政府的主體能力,‘監管’則是讓市場主導,政府退居二線。”實際上供給側改革要解決什麽問題?就是妳讓百姓“用的安心,吃的放心。”“相信市場本身的創造力是無窮的”。
在談到政府的推動作用時,劉恒委員強調政府的服務作用,“供給側改革方面,產業要下功夫,但是政府不需要投資,政府需要做的是完善壹些基礎設施和政策法規,但是具體的投資什麽工廠,投資什麽設備,甚至是發展什麽產品,不需要管理。”
目前,國內民間資產眾多,但投資方向缺乏。現在投資主要集中在股票、房地產等方面,但是這些方面,國內趨勢不明,投資渠道缺乏。在這方面,可以引導投資創新型產業。目前我們要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提高治理水平,這樣就能夠很好的發揮作用。政府需做的是監管,創造條件。
而疏解後做什麽?供給側改革提供了壹個很好的渠道。劉恒委員對此做出解釋,配合政府整個首都的功能定位,可以發展服務貿易型產業,服務業向高端化發展,“能夠有效解決百姓生活中的壹些基本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