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我15歲時，姐姐托人把我介紹到安裕綢莊當學徒。我離開了家鄉江蘇常熟，高高興興地進了大上海。當時我的學名叫顧仁祥，工作後更名為顧憶椿。但是僅僅三個多月這家綢莊就停業了，不久我考進了三友實業社當練習生。在家鄉時我讀到小學畢業，進三友實業社後，我進了中華職業補習學校讀夜校，還加入了中***的外圍團體——“蟻社”。“蟻社”有歌詠組、“螞蟻劇團”。“七君子”之壹的沙千裏，是“蟻社”的組織者。我參加了蟻社的話劇組，記得我第壹次登臺是反串女角，在獨幕話劇《壓迫》中飾女房客。
1934年，我被調到“三友實業社”所屬的“生生牧場”當職員，推銷“生生”牛奶，還兼做收賬工作。牧場給了我壹輛自行車，作為收賬推銷專用。我就利用這部自行車，在抗日遊行示威時負責做糾察。遊行隊伍要經過南京路，往往由我先去察看是否有巡捕阻攔。“生生牧場”老板知道我的行蹤後把我叫到經理室，像審犯人似的要我老實交代最近壹個時期在幹什麽。我在經理室跟老板論理，說抗日遊行是每個中國人應該做的事。老板色厲內荏，聲嘶力竭叫道：“給我滾！”於是我便脫離了牛奶公司，將全部精力投入到戲劇運動中去。1936年“螞蟻劇團”排演夏衍、田漢等創作的《走私》、《毒藥》和《號角》等獨幕話劇。我在兩個劇中擔任角色，可是第壹天“蟻社”公演，就來了許多警察，勒令禁演。沙千裏是“蟻社”執行委員，職業律師，就由他出面向英租界當局抗議。
1937年8月13日抗戰爆發。在隆隆的炮聲和激烈的槍聲中我騎著自行車到十九路軍傷兵醫院去服務。該院負責人之壹李伯龍和主持醫生郭星蓀與我熱情握手，稱我“膽大包天，熱血青年”。此時，上海許多戲劇、電影工作者都奔赴內地參加救亡演劇隊，於伶同誌將留在“孤島”的部分話劇編導、演員組織成“青鳥劇社”，在新光戲院演出了《雷雨》、《女子公寓》、《日出》等劇。編導有歐陽予倩、許幸之、吳江帆、顧仲彜、朱端鈞等，演員有藍蘭、夏霖、柏李、張可、舒適等。我也成了專業的話劇演員，參加了《雷雨》和《女子公寓》的演出，並改名為顧也魯。
1943年，中華聯合制片公司組織兩場話劇演出，劇目是《江舟泣血記》。這是根據反英美帝國主義的話劇《怒吼吧，中國》改編的，原作者是蘇聯劇作家塞格·米海洛維奇。故事敘述20年代英國“金蟲號”炮艦，載著壹批美國和英國的商人來到中國，炮艦停泊在揚子江中。船上的人員上岸要中國民船擺渡，壹美國商人不慎掉入江中淹死了。大不列顛艦長提出要絞死兩個中國船夫作為懲罰，不然要把江邊城市轟為平地。這激起了船夫們的抗暴鬥爭。
我在劇中演壹個學生翻譯。他仇恨帝國主義，同情船夫；因為官方的道尹不懂英文，他代表官方向艦長抗議。那天夜裏在大光明電影院彩排，所謂觀眾，大部分是來審查的日本軍官。我演的角色出場兩次，第壹次是隨中國官員與大不列顛的艦長談判；第二次出場，我站在船夫壹邊，領頭呼喊：“打倒英美帝國主義！”船夫們要跟著我喊口號。可我卻鬼使神差地脫口叫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扮演船夫的姜明、徐立、呂玉?等跟著叫了起來，“打倒日……”，忽然意識到不對頭，但演員沈浸在劇中人物激昂的情緒之中，口號也叫得不齊了，有的叫“打倒日……英帝國主義”，有的叫“打倒日……美帝國主義”，在雜亂聲中也點出了英美帝國主義，而日本的“日”字也似是而非，有意無意地夾在壹起叫出來了。臺上演員們腦子裏很清楚：是我叫“錯”了口號。臺下電影公司的經理、制片人也在看彩排，他們聽得也很清楚。
這場戲落幕後，導演李萍倩奔到後臺，喘著氣把我拉到壹邊說：“妳吃了豹子膽啦！”其實我當時是下意識叫出來的。舞臺上換景時，看彩排的日本人都到酒吧間抽煙喝咖啡去了。導演和演員們統壹口徑：萬壹日本人追問此事，誰也別承認叫錯了口號。打這以後，我們壹些演員總怕有壹天新賬老賬壹起算。
那時我們還想成立壹個工會，遇到有困難的時候，大家能有個商量的地方。當時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工會，惟有話劇、電影演員沒有。當年的舒適、嚴化、呂玉?和我都是血氣方剛小夥子，我們向同行遊說此事時，有人告訴我們，日本人正在註意我們的行動，勸我們別組織什麽工會了。於是我們想，作為結義兄弟總可以吧。我們聚合十壹人，義結金蘭，以年齡大小為序：徐莘園、高占非、姜明、戴衍萬、許良、舒適、顧也魯、徐立、嚴化、黃河、呂玉?。成了結義兄弟後，大家常以過生日的名義聚會，有時在飯店，有時在咖啡室，互助交換生活和工作情況，誰有困難，大家出力幫助。
1948年“永華”的《國魂》開拍，聚集了劉瓊、高占非、王元龍、喬奇、孫景路等上海的老朋友和重慶的大明星顧而已、陶金。而已與我都姓顧，兩人相處甚篤。他跟我說：“香港不在國民黨統治下，我和高占非想辦個公司。”因為我學過財務，懂得獨立制片的情況，他們希望我能壹起參加。我喜出望外，答應放棄“永華”較優越的待遇，只要這邊有口飯吃就行。
這天顧而已與我到瞿白音家，聽夏衍先生的報告。這是個小型的敘談會，參加的有葉以群、周而復、韓北屏、高占非、陶金等。顧而已向夏衍匯報了籌備“大光明影業公司”的情況，熱情邀請在坐作家多寫劇本給予幫助。葉以群答應了。不久他拿出劇本，片名是《野火春風》，由歐陽予倩執導。故事以抗日戰爭為背景，寫壹個女藝人的悲慘遭遇和覺醒。這部影片在香港開拍，由舒繡文飾女主角方華，李露玲、顧而已、高占非和我參加了演出。不久我們又在香港籌拍大光明公司的第二部影片——顧而已與瞿白音構思的《水上人家》，資金由我管理。
正當《水上人家》開拍之際，上海物價飛漲，實在難以度日。我妻子買了飛機票，帶著兩個兒女來到香港，全家在九龍落戶了。我考慮借“南洋片場”拍攝內景，每天租金要1000元，就跟導演商議，以外景為主，全片百分之七十的外景都在海上、漁港和山坡下實景拍攝。於是在香港長洲漁港我們租了兩間陋屋，大家睡地鋪，吃大鍋飯。曙光未露，導演和制片乘漁船出海，駕狂風，頂暴雨，在怒潮惡浪中分鏡頭，布置拍攝場面。顧而已見此興奮地說：“這種精彩鏡頭，攝影棚哪能拍得到！真是冒死也值得。”但是主要投資人看到所拍的戲都是破破爛爛、淒淒慘慘的場面，怕觀眾不喜歡，中途退出投資。沒有錢搞後期工作，我們就在房間裏剪接樣片，向人借貸搞後期制作。《水上人家》放映後，香港進步報刊都給予推崇和鼓勵。不少觀眾來信，希望“大光明”再接再厲，拍出更多富有現實意義的影片。
“大光明”第三部影片拍什麽題材呢？當時正巧顧而已的弟弟顧爾鐔去香港探望哥哥，他是個劇作家，而已和我請他就在探親期間寫壹個解放軍渡江的劇本。顧爾鐔慨諾並立即構思，準備描寫解放軍渡江時，江畔村民參加戰鬥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取名《揚子江邊》。可是在香港怎麽能拍出解放軍浩浩蕩蕩戰鬥的場面呢？於是顧爾鐔建議說：“如果妳們要拍短小精幹的作品，可以考慮趙樹理的作品《李有才板話》中的《小二黑結婚》。”
《小二黑結婚》描寫山西老解放區劉家峽，當地有兩個無人不曉的“活神仙”：壹個是前莊的劉修德，凡事都要論壹論陰陽八卦，看壹看黃道黑道，人稱二諸葛；另壹個是後莊於福的老婆，自稱三仙姑。二諸葛的兒子小二黑，是劉家峽有名的漂亮小子，是個人人稱道的好青年，反掃蕩時打死兩個鬼子，曾得到特等射手的獎勵。三仙姑的女兒小芹，是個熱愛勞動，聰明美麗的姑娘，深得村裏青年人的愛慕。小二黑和小芹這對青年人相愛已有三年，可好事多磨，壹直遭到封建思想頑固的二諸葛、三仙姑的反對，以及村裏惡勢力的代表人物金旺兄弟的破壞和阻撓。最後小二黑和小芹這對好青年歷盡曲折艱辛，終於幸福地結合為夫妻。
“好！”顧而已看了小說後心中已拍板了。第三部影片仍由他導演，為了征得趙樹理的同意，他急忙請已經回北京的歐陽予倩去找趙樹理，請瞿白音改編劇本。結果他們都同意了，主要演員也定下由我飾小二黑，陳娟娟飾小芹，孫景路飾三仙姑，鄭敏飾二諸葛。但是資金是個大問題，《水上人家》當時還未發行。
此時，我們每家人家生活都已拮據不堪。高占非回上海拍壹部影片，想拿些錢好調劑生活；而已和我給長城影片公司拍《瓊樓恨》，拿了點片酬，為的是度過這青黃不接階段。“長城”老板知道顧而已的“大光明”皮包公司要拍《小二黑結婚》，有人才，卻沒有資金，便願意投資百分之五十，以“長城”的攝影棚和工作人員作價為資本。初步協商，作為“大光明”出品，國外歸“長城”發行，國內歸“大光明”發行。我去請“金山航運公司”經理董浩雲(即現在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之父)投資。董浩雲跟我在20世紀30年代曾壹起參加進步團體，是“螞蟻劇團”的老友，他壹聽拍進步影片，慨然允諾支持，但要求不作為投資，也不掛名，因為他的“金山航運公司”與世界各國以及國民黨占領下的臺灣省都有業務往來，怕對公司業務不利。但對缺少的資金，他會盡量幫忙解決。
制片資金著落了，大家都很慶幸。可這時香港柯達公司經理跑來告知：香港政府有規定，“不論哪家電影公司，如果拍解放區的故事，壹律不準出售膠片。”這個突如其來的規定，簡直就是扼殺進步影片的屠刀。沒有膠片，豈非無米之炊！還有香港的片場(攝影棚)，也不能租給拍解放區故事的影片公司。沒有膠片，沒有攝影棚，還拍什麽電影？在這困難的當口，“長城”老板感到《小二黑結婚》的故事有票房價值，“大光明”人才出眾，能拍出上乘的好影片。他表示仍願以現金投資，並出了個主意說：“妳們可以去租借拍粵語片的攝影場，他們管得沒有那麽嚴格。”
於是我即去專拍粵語片的“大觀片場”，找場主任李化。李化是戲劇家歐陽山尊夫人李麗蓮的哥哥，我跟李化說：“《小二黑結婚》是個戀愛故事，我們拍的是國語片。”李化睜壹眼、閉壹眼同意以拍粵語片為名，把片場租給“大光明”。柯達公司於是也不再追問是否拍解放區故事的影片，因此膠片問題也解決了。但是，影片中小二黑和小芹被壞人誣告押到區政府壹場戲，區長辦公室應掛毛主席像。李化看到了毛主席像，觸動了他的神經。他怕特務搗亂，不同意掛。導演顧而已說：“不掛毛主席像，怎麽能說明是解放區的區政府呢？”李化越聽越不對頭，原來妳們拍的是解放區的故事啊！但是現在已經是騎虎難下了，他只能在大門口放哨，如果有特務來，即刻停拍。於是我們決定在夜深人靜時，拍掉這場戲。
《小二黑結婚》的攝制，處處都是荊棘、坎坷。影片拍成後，有人到“大光明”找我，拿出他的特務身份證，要我交出趙樹理。我哭笑不得，他哪裏知道趙樹理根本沒有來過香港。他目瞪口呆了片刻，惡狠狠地向我示威：“妳拍小二黑，當心腦袋搬家！”此話倒被他說中了，不久後，我們就將“大光明”整個兒“搬”回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