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經濟方面

近些年，在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過程中出現了壹些矛盾和問題，這些問題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產生了壹定的影響。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1能源消耗過大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雖實現了年均增速超過9%的高速度增長，但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增長方式相對粗放。壹些產業的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雖實現了產量的增長，但卻以消耗大量資源能源為代價，不但不利於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而且也無益於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2006年我國以占世界總量15%能耗、30%鋼材消耗、54%水泥消耗的巨大投入和消耗僅產出了占全球產值總量的5.5%的國內生產總值①。在過去的20年，能源需求彈性系數平均為0.5，“十五”期間卻超過1.0。我國“十五”計劃預測，2005年主要汙染物排放減少10%，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0年的1995萬噸降到2005年的1796萬噸，結果反而增長了27%，達到了2549萬噸②。從我國與西方7個發達國家能源消耗的比較來看(表3壹1)，G壹7國家平均創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為n.7*1O(6)焦，而中國每創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為:69*10(6)焦，是西方7個發達國家平均的5.9倍，是美國的4.3倍、德國和法國的7.7倍、日本的11.5倍。這說明了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是粗放型的③.1.2環境汙染嚴重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沒有把環境汙染問題放在重要的位置，而是延續了西方國家發展初期所走的道路，先發展經濟，後對環境汙染進行治理。工業排放廢氣、廢渣、廢水汙染環境，尤其汙染江河直接危害人們的身體健康。例如:我國七大江河水系，有54%的斷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汙染，76%的河流受到汙染。工業經濟發展，大量消耗資源，導致空氣中二氧化碳劇增，固體廢棄物的大量排放，汙染環境.我國廢棄物排放水平大大高於發達國家，每增加單位GDP的廢水排放量比發達國家高4倍，單位工業產值產生的固體廢棄物比發達國家高10多倍。2006年我國工業和生活廢水排放總量453億噸，其中化學需氧量排放1348萬噸，居世界第壹:二氧化硫排放量2120萬噸，居世界第壹;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2005年年初，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公布了最新的“環境可持續指數”評價，在全球144個國家和地區的排序中，中國位居第133位，在全世界汙染最嚴重的20多個城市中，有16個在中國。根據中國科學院2003年的估計，我國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所造成的損失占GDP的巧%。①目前，我國關於環境保護的各項法律法規不夠完善，財政政策出臺滯後，公***財政政策對循環經濟的扶持力度不夠。如:涉及環境保護的稅種太少，目前只有資源稅和所得稅涉及到環保問題，其他主體稅種對綜合利用“三廢”生產的項目沒有優惠政策，這樣就限制了稅收對環境汙染的調控力度，也難以形成專門的用於環保的稅收收入來源，弱化了稅收在環保方面的作用;對排放汙染項目缺乏制約作用，有些稅種對環保項目本身免稅，卻對排汙項目沒有限制作用，同時，那些有利於環境保護的無汙染的產品和清潔生產，又沒有享受到優惠的稅收政策;就現有涉及環保的資源稅來說，稅率過低，各檔之間的差距過小，征稅範圍狹窄，對資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顯的調節作用，這與我國資源短缺，利用率不高，浪費現象嚴重的情況極不相稱，由於資源稅收入大部分歸地方，在執行過程中又因為是對使用煤、石油、天然氣、鹽等自然資源所獲得的收益征稅，往往起到了鼓勵地方對資源過度開發的作用，反而加劇了生態環境的惡化.1.3投資消費關系不協調我國長期以來主要是靠投資和出口，特別是靠高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消費長期不足。據統計，從2003年以來，我國每年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率都保持在25%左右，資本形成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40%②。但我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消費率)卻從上世紀80年代超過62%，下降到2006年的50%，而世界平均的消費率是80.1%(2002年)，我國低於世界平均水平28個百分點①。從國際比較看，我國消費支出尤其是居民消費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不僅大大低於發達國家，也大大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投資所占比重卻過高，分別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平均比重的2倍和1.6倍(見表3壹2)。從世界上壹些經濟發達、開放度高的國家來看，無論是美國、日本還是歐洲的幾個大國，推動經濟增長的第壹要素都是消費，如美國是國際上進出口第壹大國，但出口對經濟的貢獻率只有百分之十幾，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遠排在國內消費之後。高投資低消費的後果是投資效率低下，部分行業生產能力過剩，影響產業結構調整，影響居民整體生活質量的提升，最終會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1.4產業結構不合理目前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傳統產業仍占主導地位，高技術產業比重低。在三次產業結構方面，仍存在農業基礎薄弱、工業素質不高、服務業發展滯後等問題.自2004年以來，我國鋼鐵、水泥和電解鋁3個行業的投資增長過快，不僅引發了這些產品的輪番上漲，加大了物價全面上漲的壓力，還使得產業結構的矛盾進壹步加劇。由於市場供需矛盾，導致鋼材價格上漲，致使鋼鐵產業盲目擴張，這樣的生產規模勢必造成高投入、資源浪費、環境汙染、效益低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第壹產業所占比重明顯下降，第二產業所占比重基本持平，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大幅上升。三次產業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1.9調整為2007年的11.3:48.6:40.1。與1978年相比，2007年第壹產業比重下降16.9個百分點，第二產業比重上升0.7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大幅上升16.2個百分點。但從國際上看，我國第壹、二產業尤其是物質資本密集的第二產業所占比重仍然過高，而人力資本相對密集的第三產業所占比重仍然過低:不僅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甚至明顯低於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見表3壹3).從三大產業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來看，2003年以來，我國的GDP增長率都在10%以上，但第壹產業的貢獻率都在0.8個百分點以下，第二產業在5.3個百分點以上，第三產業在4個百分點左右。第壹和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比較低，而第二產業的貢獻率過高20世紀80年代，我國鄉鎮企業迅速崛起，同時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大量引進外資，主要發展加工產業。90年代後期，中國更成為發達國家與地區加工產業轉移的主要對象，從而急劇擴展為世界的“加工車間”。第二產業的急劇拓展成為80年代以來促進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主要原因，也是工業化發展階段的基本特征.急劇的工業化發展進程也給社會帶來了諸如資源的極度浪費、環境的嚴重汙染、農業的相對落後、第三產業的發展不足等壹些後遺癥。中國目前正處於工業化中期，服務業占GDP比重較小，還不到40%，國際上比較發達的國家壹般都在70%以上②。三次產業間的不協調，已經到了不僅影響整個社會經濟健康發展，也影響到第二產業本身持續發展的地步.從第壹、二、三次產業的就業比例(各產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看，2007年為40.8:26.8:32.4。與壹978年相比，2007年第壹產業的就業比重大幅下降了29.7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就業比重上升了9.5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就業比重顯著上升了20.2個百分點。但是，我國三次產業的增加值比例與其就業結構嚴重不相稱:第壹產業增加值僅占GDP的11%，卻集中了40%多的就業人數;第二產業增加值占到GDP的近壹半，卻只吸納了l/4多的就業人數;而第三產業的增加值與其就業比重雖然基本相稱，但同國際相比較，其就業比重不到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壹半，也比許多發展中國家低得多(見3壹4)。因此，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不僅是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實現充分就業這丫最大民生問題的主要途徑.1.5城鄉和區域發展不平衡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沿海的東部地區，還是廣大的內陸地區，都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區域經濟的發展為全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在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區域之間市場分割、地方保護、產業結構類同、無序競爭等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特別是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仍然不平衡.據2007年2月國家發改委發布的《2006年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5年，我國東部地區與中部地區、西部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分別比2004年擴大了462元和545元。同時，各地區內部的“城鄉收入差”比上年擴大500元以上;全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不及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①.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加快，社會各群體之間的利益差別已經十分明顯。我國甚至被國際上稱為不平等發展最快的國家，改革已經不能夠普遍提高各群體的“收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布的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中就有對中國的地區差距、貧富差距的描述。據國家統計局披露，內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國財富的45%;而最貧窮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財富僅為1.4%;銀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戶手裏。這些都表明，中國經濟多年高速增長的成果未能被社會各階層***享，而是聚集在少數人手裏。①我國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大量居民屬於低收入或中低收入階層是我國GDP中居民消費所占比重過低的根源。這同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個人所得稅和財產稅等稅制不健全，再分配作用沒有充分發揮直接相關。如:我國個人所得稅實行分類所得稅制，沒有綜合考慮居民家庭的人口、生計、健康狀況和教育支出等實際負擔，稅負分配不公.1.6人力資本資源醫乏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離不開高素質的勞動者，他們是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主體力量。教育投資是人力資本形成和積累的主要途徑。教育不僅要傳授科學知識和技能，還應加強勞動態度和職業道德的教育，為經濟發展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人才基礎和智力支持.目前，我國對科技人才、教育及研究與開發的投入偏低，嚴重影響了科技水平及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從而制約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例如:從教育事業看，2007年發展中國家的教育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平均在4%以上，而我國僅為1.32%。我國“十壹五”規劃提出到2010年前後實現“財政性教育支出占GDP比例達到4%”的目標。同樣是發展中人口大國印度，雖然經濟發展水平不如我國(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2007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為2360美元，而印度只有950美元)，但印度早在2000年就己經達到了該目標，並雄心勃勃地向OECD國家平均為5%的目標努力。②因此，盡管我國政府十分重視教育事業，在財政支出中，教育支出增長速度高於財政支出的平均增長速度，但由於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太低，所以教育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也太低，這必然會制約教育事業的發展。同時，我國勞動力人口眾多，但勞動力的整體素質不高。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提供的研究結果表明，生產率與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呈現高度的正相關關系。與文盲相比，小學畢業生可以提高生產率43%，初中生可以提高108%，大學生可以提高300%.因此，我國人力資本資源是比較匾乏的，我國的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水平急需提高.1.7自主創新能力低下與創新型國家相比，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仍顯薄弱，自主品牌缺失現象嚴重，自主知識產權與主要工業化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將難以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強勁的動力支持，並會造成國家創新地位下滑。據央視報道，2002年壹2003年度中國“全球競爭力”的排名為第33位，2004壹2005年度的排名為第46位①.造成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薄弱的主要原因是研發投入不足、科技人才短缺、企業技術創新的主體地位尚未確立、稅收政策在促進自主創新的應有功能未得到充分發揮。我國現行激勵自主創新稅收體系不健全，稅收政策目標不明確，缺乏.系統性，稅收優惠受益不均。如:在稅收優惠政策支持和鼓勵的科技發展領域缺乏傾向性，在如何協調發展基礎理論研究和應用技術研究、發展高新技術和改革傳統技術等方面目標不清晰;現行優惠政策使科技成果的受讓者受益較多，而科研單位和科技工作者獲益較少。我國對自主創新的稅收優惠政策以事後優惠為主，缺乏事前的鼓勵和支持。如:我國現行的高新技術產業稅收政策激勵的重點在產業鏈的下遊，對於高新技術產業的形成和規模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於缺少了對產業鏈上遊的政策支持，企業自主創新的積極性受到抑制。缺乏針對風險投融資的相關稅收政策。在技術創新的整個過程中，都存在著資金風險，而由於技術創新活動自身所具有的高風險性和收益的不穩定性，壹般難以得到商業銀行的支持，而僅僅利用政府的直接財政支出來資助企業技術創新的效果是非常小的，所以，我國具有核心技術創新項目的高科技企業和擁有核心技術創新項目的個人，在技術創新的起步階段，都面臨著籌資難、利潤低的困難，而我國目前缺乏相關針對風險投融資的稅收政策使其在自主創新方面受到影響。我國現行的稅收政策中，對於高科技人才的收入並沒有明確的個人所得稅優惠，尤其是對高科技人才的創新發明所獲收入缺乏相應的稅收激勵，對高科技人才的技術入股、股票期權的個人所得稅征收等問題也沒有得力的稅收措施。這些問題的存在既不利於調動科技人才的積極性，又降低了高科技行業對人才的吸引力，使得大量人才流向海外.1.8企業海外投資困難國際投資有利於全球資本、資源、技術等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我國政府越來越重視對外投資問題，部分企業也有對外投資的積極性。但是，由於受到諸因素的限制，我國企業在海外投資方面困難重重，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8.1海外投資法規與政策落後我國涉外投資法律體系和結構不盡合理，現行涉外投資立法僅限於有關吸引外商來華投資方面，而有關企業海外投資方面的立法工作幾乎壹片空白。長期以來，我國對海外投資企業發展缺乏總體規劃，海外投資處於企業自我發展狀態.境外投資的政策依據主要是《海外投資項目審批所需主要文件的內容和要求》，它完全是按中央各部委文件的內容要求而制定，政府並未制定《境外投資管理法》.上述《要求》僅僅涉及國有及集體所有制的企業，沒有規定民營、“三資”企業的海外投資審批程序.1.8.2.境外投資手續煩瑣國家有關部門對境外投資項目進行審批的初衷是試圖從嚴把關，為對外投資項目的落實和實施後的經濟效益提供保障。但是，目前參與審批的政府部門層次太多，範圍太廣，環節太多，加上各部門把握的尺度不同，為企業進行項目申請帶來許多困難。這不僅挫傷了企業對外投資的積極性，而且也會延誤商機.1.8.3外匯管制的制約我國迄今沒有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自由化，對境外投資所需外匯的匯出管制嚴格。盡管中央已經定下了促進海外投資的總體方針，但具體的外匯管理措施還沒有相應改變。這對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資本項目外匯管制過嚴，阻礙了境外投資的發展:利潤匯回保證金管理，對企業資金周轉不利;現行《境外投資外匯管理法》提高了企業的用匯成本，加大;海外中資企業融資的難度.1.8.4境外投資缺乏資金支持目前，我國金融保險業的發展還遠遠不能適應海外投資的需要。主要表現在:海外企業獲得的資金支持力度不夠，企業能采用的融資方式不夠靈活，對國際商業融資的控制，阻礙了企業利用國際資金市場;對租賃業務認識和管理方面存在不足，租賃業的經濟地位和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肯定，缺乏完善的租賃立法，影響了企業依靠租賃業務增強資金實力並向海外擴展;投資咨詢業發展滯後.1.8.5政策支持措施不完善我國在對境外投資保護方面缺乏必要的科學機制，利益比較和風險評估方面的工作尚未形成體系，甚至連承擔海外投資擔保的合適機構也沒有，這些問題的存在無疑對我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制約和阻礙.1.8.6信息服務欠缺，境外投資信息不暢政府尚未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資企業服務網絡，境外信息渠道少。海外投資尤其是高科技企業的投資，通常要求企業事先做好充分的調查研究。由於由於我國企業實力薄弱，難以獨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了解國際市場信息，這就要求有關部門建立涵蓋廣泛市場空間的境外投資服務網絡，為國內企業投資提供從考察、調研、註冊到公場所、經營、稅務、法律、會計等全面的咨詢服務.1.8.7對企業海外投資保護力度不夠進入海外市場投資，若遇到東道國經濟政策、政治形式、國際收支和匯率政策等多方面的影響，具有較大的風險，可能使企業遭受重大損失，因此發達國家對境外企業和境外投資行為都有比較完善的風險保障機制。而我國在這方面做得不夠，至今還沒有海外投資保險機構為企業進行海外投資保險.1.8.8企業境外投資實力不足與國內經營相比，企業開展海外經營需要付出額外的成本，因此需要較強的實力。與西方跨國公司相比，我國企業實力比較薄弱，中小企業尤其突出。從海外投資項目規模來看，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平均投資規模為600萬美元，發展中國家為260萬美元，而我國非貿易性企業平均投資額僅為120萬美元。①1.8.9缺乏跨國經營人才成功的跨國企業離不開優秀的管理人才，尤其是高級管理人才。跨國經營更需要高素質的人才，而且要有良好的激勵和約束機制。我國在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人才匾乏的問題己經顯現，國際性、復合型經營人才更是奇缺，這使得我國企業外派人員素質不高。同時，我國跨國經營企業實力薄弱對人力資源的挖掘和培養也產生了制約作用.1.8.10缺乏稅收支持我國對企業“走出去”缺乏系統的稅收促進法律體系。國際上通用的做法是以低稅或免稅方式，鼓勵本國企業到海外進行資源性開發。近些年，我國對境外投資企業開始實施稅收優惠，但優惠政策很少而且零散，原則性規定多，能真正落實到企業的很少，扶持政策範圍有限。另外，現行的對外投資所得稅政策是壹種無投資導向性的無差異政策，對特定項目也沒有給予稅收優惠傾斜，結果導致對外投資地區結構和產業結構的不合理。因此，目前我國在稅收政策上對企業“走出去”的支持，既沒有體現在投資產業上的區別，也沒有體現在投資地區、投資形式上的政策導向。對特定項目和產業對外投資的稅收優惠幾乎空白，體現不出產業發展導向，也不利於促進國內產業升級，從稅收支持形式看，主要是減稅或免稅，形式比較單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