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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的過程

具體可以參考雜誌《百家講壇》2010年第三期

議和大臣被日本拒絕

在李鴻章赴日前兩個月,受命前往馬關議和的是戶部左侍郎張蔭桓與代理湖南巡撫邵友濂。兩位相當於今日之省部級的官員,卻被日本談判代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務大臣陸奧宗光擋了回來。日本人擺在臺面上的理由很正當:事關戰爭與和平的談判,中國的代表未得到皇帝授予的充分權力,不合國際公法。陸奧宗光後來在口述回憶錄《蹇蹇錄》中甚至說,他和伊藤博文對此早有準備,因為“清國予其使臣之所謂全權,往往有不符國際公權上之例規”,他和伊藤博文決定,“首先審察彼等所攜全權委任狀形式如何,如缺國際公法普遍之例規,未進入正式媾和談判之前,立刻拒絕與其繼續談判”,後來“果如吾儕所意料,發現清國使臣未帶國際公法上普通之全權委任狀。彼等首先提出其所謂國書,此只為壹種信任狀,決非全權委任狀。”作為新興強國的日本,處處搬弄所謂國際慣例,有些讓中國人惱恨,但也因此保證了其看似無禮,卻並未在外交上失分。

伊藤博文壹方面把張、邵兩代表拒之門外,另壹方面又在私下裏請中國代表的隨員“轉致我對李中堂最誠實之口信”,希望中國“任命有正當資格之全權使臣”,實際上已經顯示,日本人願意以時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在清廷位高權重且有國際聲望的李鴻章作為談判對手。

李鴻章之所以不得不來馬關,除了日本人的“器重”,當然還因為他在清廷眼裏,應該為甲午之戰的失敗負起責任。甲午之戰前,李鴻章因平太平軍、剿撚等軍功和興辦洋務的實業,被西方觀察家認為是足以和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比美的東方偉人。如果沒有日本,有理由相信,李鴻章會戴著這頂帽子進入歷史。

中日甲午之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也幾乎葬送了李鴻章大半生辛苦積攢的聲名。李鴻章究竟該為甲午之戰負多少責任?不論李鴻章自己和旁觀者意見如何的差別,現實是還得由他來收拾這個爛攤子,只是誰都沒想到,迎接他的除了他的“老朋友”伊藤博文,還有壹名年僅21歲的刺客小山六之助。

暴徒代表了日本民間的情緒

小山六之助之行刺李鴻章,並非仇視李鴻章個人,而是對中日正在進行中的媾和談判不滿。他認為日勝中敗,媾和談判只有利於中國。這種不滿在當時的日本,並不乏民意基礎。

甲午壹戰,北洋水師現出了“紙老虎”的原型,列強對日本贊不絕口,日本人的民族狂熱頓時飆升至沸點。“打到北京,活捉清帝”幾乎成為民眾的口頭禪。

還是引日本人自己的說法作為例證。陸奧宗光,這位“積極促成”中日大戰的日本外務大臣,後來回憶說:“在平壤、黃海戰勝以前,心中焦慮最後勝利之國民,現今深信勝利必歸我國,問題只為我旭日軍旗何時能進入北京城門。至此,壹般氣象壯心快意狂躍,流於驕肆高慢,國民到處凱歌有如亂醉,對將來之欲望日增……在此期間如有深謀遠慮之士倡妥當中庸之說,必被目為怯懦毫無愛國心之徒,幾為社會所不齒。”

在這種情緒的包圍中, 年輕的“愛國主義者” 小山六之助認定,整個中日媾和談判就是中國旨在擺脫戰敗困境的陰謀,認定李鴻章跑到馬關就是專門來忽悠自己國家,乃至憤而拔槍,豈非順理成章?

李鴻章遇刺後,日本朝野大為震驚。天皇遣禦醫軍醫前來為李鴻章診治,皇後特派護士兩名,還送上了據說由皇後親制的繃帶。日本國民中,特地到李鴻章下塌旅館探視、用電報書信等形式表達慰問的,也絡繹不絕。

日本人如此動作,無非害怕這壹兇案授予列強幹涉的口實。中國當時猶如壹個讓人垂涎的蛋糕,日本如果借助戰爭的勝利,在這塊蛋糕上切割過多,勢必成為眾矢之的。這其中又以強鄰俄國的態度最為莫測,讓日本如芒刺在背。陸奧宗光後來坦承:“如李鴻章托其負傷使事半途歸國,大事責難日本國民之行為,巧誘歐美各國再次要求其居間調停,則不難獲得至少歐洲二三國之同情。而若招歐洲強國壹次幹涉,我對清國之要求或將不得不大為讓步。”

在自己家門口險些讓前來議和的外賓喪命,慰問等表面功夫當然不可少,但怎樣才能給世界壹個還算過得去的交待呢?

李鴻章來馬關後,在春帆樓和伊藤博文、陸奧宗光會談三次,會談中,李鴻章提出應先休戰,再談議和條款。這壹年,伊藤博文55歲,陸奧宗光52歲,無論資歷還是聲望,均屬李鴻章的晚輩,但晚輩卻壹點兒也沒給前輩面子。李鴻章的休戰請求被強硬拒絕。現在發生了兇案,日本人立即想到可用同意休戰來籠絡病床上的李鴻章。

當陸奧宗光到李鴻章病榻前宣布天皇的暫時休戰決定時,“李鴻章之半臉綁繃帶,以其繃帶外之壹眼呈十分歡喜之意……並對我謂:其負傷尚未痊愈,雖不能赴會議所商議,但在其病床前談判則無妨。”

暫時休戰,於日本人並無實際損失,但到底能使戰火中煎熬的中國人少受壹點摧殘,李鴻章的“十分歡喜之意”便也在情理之中了吧。

辭銳而氣竭的窘境

敗軍之將不言勇,城下之盟不好簽。伊藤博文赤裸裸地威脅,如果談判破裂,“我命令壹下則北京之安危,有不忍言者,中國全權大使壹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入北京城門,亦屬不能保證。”勝利者的驕橫和戰敗者的窘困,躍然紙上!盡管如此,整個談判過程中,李鴻章還是竭力發揮了其滔滔雄辨之才。

馬關談判正式開始,李鴻章首謂中日“總以永好為是,如尋仇不已,則有害於華者,未必於東(日本)有益”,彼此“應力維亞洲大局,永結和好,庶我亞洲黃種之民,不為歐洲白種之民所侵蝕”,接著對日本的進步和談判對手伊藤博文的功績大表贊賞,又論東西洋形勢,以“兄弟鬩墻”相戒。二次談判,日本提出苛刻的停戰條件,李鴻章再度解說:“中日系切近鄰邦,豈能長此相爭?久後必須和好。但欲我好,須為中國預留體面地步,否則,我國上下傷心,即和亦能持久。”三次談判,他勸日本“回頭”,“少走幾步,不亦可乎?”

正式和約談判中,日本提出割地、賠款、重訂商約等要求,李鴻章在答復的說帖中,謂“如勒令中國照辦,不但不能杜絕爭端,且必令日後兩國爭端紛紛而起,子孫永成仇敵”,“為彼此臣民深謀遠慮,自應立壹永遠和好互相援助之約”,“屹然為亞洲東方築壹長城,不受歐洲各國之狎侮。日本如不此之圖,徒將壹時兵力,任情需索,則中國臣民勢必嘗膽臥薪,力籌報復,東方兩國,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適來外人之攘奪耳。”並提出忠告:“極盼約章壹切妥善,毫無流弊,……兩國民生後來數世之造化命運,皆在兩國全權大臣掌握之中。……今日賠費數目或多或少,今日思得兵力所到之地,以增幅員,或廣或狹,皆屬無關緊要。至於中日兩國官民,日後或永遠和好,或永遠相仇,則有關於日本之國計民生者甚大。”他希望使“將來嫌隙無從而生,釁端無從而起”,兩國百姓“永遠和睦,彼此相安,福澤綿長。”

不能不說,中日必須和好的道理,李鴻章闡述得甚為透徹,可惜打了勝仗器小易盈的日本人哪裏聽得進去?陸奧宗光後來就不屑地說,這不過是“家常茶飯之談”!

為了爭得條款的些小讓步,李鴻章堪稱付出了最大努力,但因底氣不足,不免辭銳而氣竭。陸奧宗光回憶:“起初就償金二億兩,他要求減少五千萬兩,視不能達此目的,他則乞減少二千萬兩,最後他竟對伊藤全權哀求以此些少減額為其歸途之餞別。此等舉動以李之地位而言實有失其體面。”

《馬關條約》對中國的嚴重損害不言自明,日本則借此壹夜之間成為暴發戶。當年日本全國財政收入為1億日元,而《馬關條約》的賠款就合3億日元,還不包括所謂駐軍費。日本通過《馬關條約》獲得的巨額資金,工業和軍事的現代化進壹步加速。現在馬關的春帆樓前還立著壹塊石碑,上面赫然刻著“今之國威之隆,實濫觴於甲午之役”幾個大字,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也成為日本人的民族英雄,春帆樓談判會所外的小院裏,至今立著這兩人的半身銅像。

三月二十六日(公元1895年4月20日),李鴻章離日抵天津,奏報和約已成,哀述“既不免毀傷殘年之遺體,復不能稍戢強敵之貪心”。船到大沽,他派隨員前往北京,將約本送達總理衙門,本人則稱病留津。他知道壹場風暴正等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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