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賦稅收入過低真實原因的分析 二、 黃仁宇對這些事實的解釋以及我對這些解釋相應的駁斥 如果說，以上的部分，大多是引用黃仁宇的研究成果，任何壹個閱讀過黃仁宇著作的人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結論，那麽下面的部分，就是和黃仁宇觀點的分歧所在了。 分歧就在於如何對明代的這三個事實做出壹個解釋。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明代農業稅低，商業稅更低？以及在長時間內，稅收不但沒有隨著人口的增加，生產力的發展而增多，反而有所減少呢？又是什麽原因使得明代晚期稅收負擔實際上低於明初的情況，增加稅收的阻力變的如此巨大。 1、黃仁宇的壹些看法 前兩個問題實際上牽涉到如何看待明代的財政制度,可以放在壹起說。黃仁宇的看法是明代的財政制度並非是中國傳統的延續，並非是前代制度的自然延伸，而是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在他看來是壹種巨大的退步！他在書中反復強調了這點 比如和唐朝比，明代的財政制度不如唐朝 “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在對唐朝財政管理的研究中描述了三個不同的發展時期。在第壹個時期，管理機構仍是相當原始和簡單的，而第二個時期的特點就是財政機構職能的不斷專門化。在第三個時期，連續不斷的制度專門化在新的專門化的權威機構與中央政府的常規組織之間引起緊張狀態。相比較而言，16世紀的財政管理壹點也沒有顯示出這樣明顯的分期。總體看來，明代行政管理沒有足夠的動力來產生類似的制度變化 ”[32]p353 和宋朝比，明代當然也不如。 “毫無疑問，明代大財政管理不如前朝。即使在宋代，財政官員就已經發現要不斷調整政策以利經濟增長，這樣可以在不增加人民稅負的前提下增加國家的收入。王安石的財政改革早於壹條鞭法500年，就已經將民眾之役折成現錢來征收。國家反過來逐步提高銅錢生產，這樣稅收中不斷增加的對貨幣的要求抵消了潛在的通貨膨脹的影響。宋朝不斷地利用它的財政手段來達到它的經濟目標。即使在蒙元，田賦最初也是按照銅錢來估算。當國家需要糧食的時，就依據銅錢反向進行折算。這也有助於保證財政帳目的完整統壹。然而，明代幾乎全部拋棄了這些策略與手段。在唐宋兩代，財政管理趨向於專業化，在明代，鹽務官員名聲不佳。”[32]p421 所以明代的財政管理制度和以前的朝代完全不同，甚至連蒙元都不如，顯然不能用歷史延續來解釋 “很清楚，明朝與以前各個朝代制度相似其實是壹種誤解。唐宋元各代的財政結構從來沒有象明代這樣僵化。它們的高層政府部門也不象明代那樣承擔很少實施責任。明代財政管理具有收斂性，它將其運作能力降到了最低限度，忽視了通過工商業發展來增加收入的策略，拒絕考慮民間、私人方面的幫助。財政管理總的來說是倒退，而不是進步。”[32]p426 怎麽來看待黃仁宇的這個觀點？首先應該承認，黃仁宇說明代的制度實際上和前代有很大的不同，並非是傳統的延續，這點是完全正確的。他把明代財政制度的這種變化，概括為退步，壹定意義上也可以認為正確。但如果認識僅局限於此，而沒有看到背後更深刻的東西，沒有看到這種表面的退步實際上是由於社會的進步甚至是過度的進步、超前的進步導致的結果，則就失之於膚淺。對這壹點，我們後面還會做更詳細的分析，這裏不妨先放壹下。 另外值得壹提的是黃仁宇認為明代是“忽視了通過工商業發展來增加收入”，確實明代政府基本上沒有從工商業中獲得什麽收入，但這其中的原因遠非僅僅是因為“忽視”，真實的原因比這要深刻的多。另外壹點，明代政府沒有從工商業中獲得收入，也並非是因為明代工商業沒有得到發展，恰恰相反，明代的工商業的發展程度是超過了任何以前壹個朝代的。把政府從工商業中獲得收入同工商業發展的程度直線式的掛起鉤來，用這種思維方式去武斷下結論，未免把歷史看的太簡單了。在後面，我們也會對這些問題進行更詳細的分析。 既然明代的財政制度並非是前代制度的壹個自然延續，而是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或者說退步，那麽造成這種變化的原因究竟是什麽呢？ 把黃仁宇對此的論述總結壹下，無非是如下幾個方面的因素，第壹是朱元璋的個人的原因；第二是所謂的重農心理，保守心理或者所謂的儒家觀念，總而言之可以稱為意識形態的原因吧。 關於朱元璋個人方面的原因， 黃仁宇是這麽說的 “洪武皇帝是以簡陋的財政方案來實現其目標。王朝的建立者無意向外擴張其勢力範圍。在國內，他滿足於農村簡單樸素精神的統治”[32] p053 “洪武皇帝反復強調為了納稅者的利益應該減少國家的開支，並譴責以前歷朝主張財政改革以增加國家收入的理財專家，如漢代的桑弘羊、唐代的楊炎、宋代的王安石。”[32]p288 “明朝制度另壹個特點是其管理能力有限，這是開國者有意的設計。洪武皇帝生性多疑，他將財政職權集中於中央，但只是泛泛的集中，缺乏深度。他無意改善財政運作，……因此，從壹開始，財政管理就顯示出簡單、生硬的特點。“[32]p418 “朱元璋所創立的組織機構不切實際，運轉不力，而且流毒之深，回天乏術”[32]p420 從這些言論看，黃仁宇很大程度上把問題歸咎於朱元璋的個人因素。他壹面鼓吹所謂的大歷史，另壹面在具體解釋歷史的時候，仍舊不得不乞靈於個人的作用，這不能不說是思想矛盾和混亂的地方。如果以朱元璋個人之力真的能夠左右整個明代將近三百年的財政制度，那麽這與其說是對朱元璋的貶低，不如說是對朱元璋個人力量不適當的過度贊揚。 很顯然，用這樣壹種方式去解釋歷史是沒有多少說服力的。它很難解答壹些疑問，正如黃仁宇自己所陳述的那樣，唐代的財政制度也好，宋代的財政制度，壹開始的時候都相當原始簡單，工商業賦稅在整個國家財政中占據的比例都是相當的少，那為什麽這些朝代在這以後能夠根據形勢的變化而進行調整，使得財政制度不斷向專門化的方向發展，能夠不斷提高工商業稅收在整個國家財政收入中占據的比例？沒有理由認為，明代僅僅因為朱元璋建立了簡陋的，不切實際，運轉不力的財政制度，在以後的幾百年的時間就不能做出改變和調整！實際上，朱元璋建立的制度有許多，其中相當大的壹部分沒有多久就被他的子孫後代拋棄了。 應該承認，朱元璋是少數幾個當皇帝不僅是為了滿足權力欲更主要的是為了實現政治理想的人物，他出身平民，這壹點對他所實行的政策有相當大的關系。他是按照自己的理想竭力建造壹個合理的社會，他的很多政策其實都是站在平民的立場角度出發的結果，嚴懲貪汙這些都不必說了。農業低稅，商業稅更低，盡可能減少官員數量，實行鄉村自治，把政府職能也壓縮到最低限度，以及嚴禁官員下鄉幹擾民眾等等都足以說明這點。但必須看到，朱元璋實行這些政策並非僅僅是他個人的因素的作用，而是有更宏大的背景，更深刻的原因，否則這些政策是不可能維持兩百年以上的。這個背景和原因究竟是什麽，我們在後面會進行更詳細的分析。 至於黃仁宇所謂的洪武皇帝生性多疑，所以“將財政職權集中於中央，但只是泛泛的集中，缺乏深度”之類的言論則只能看成是毫無邏輯可言的生硬附會。且不必說所謂的“洪武皇帝生性多疑”不過是壹派胡言，試問就算真的“生性多疑”，這與“財政職權集中於中央”之間又有什麽關系？宋代的財政職權比明代要高度集中的多，又是哪個皇帝多疑的結果？至於現代國家，政府的財政職權更比古代政府要集中的多，那又是誰多疑呢？而黃仁宇在詳細分析中所指責的也不是明代“財政職權集中於中央”，而是集中的程度還不夠，效率還不夠！ 接下來看黃仁宇認為造成明代財政制度的第二個原因，也就是農村經濟觀念，或者所謂的重農心理，保守心理或儒家思想， “明代統治的獨特之處在於其農村經濟觀念,這是16、17世紀中國經濟發展情況決定的,我們可以稱之為保守性的,這是壹個時代錯誤。”[32]p1 “明代的統治者缺乏遠見，他們不能預見到工業和商業在現代國家形成中的重用作用。在西歐效果，政府對工商業的鼓勵迅速推動了經濟的資本主義化，而在中國這樣的大國，卻無法實現如此迅速而深遠的變化。……相反，他們有理由繼續推行傳統的方針，不折不扣地以儒家學說為指導，認為農業是國家的根本”[32]p2 “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官員們普遍認為低稅收必然對納稅人有好處，其實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明代的例子就顯示出情況並非總是如此.稅收收入的不足意味著政府不能最充分的管理帝國的資源,這樣實際上會對納稅人不利.16世紀資金不足導致許多政府職能的喪失.其中表現最顯著的方面是金屬貨幣和戶口食鹽鈔制度……”[32]p56 “全部財政機構深受帝國建立者經濟思想的影響，也就是受到節儉的意識和‘認為’利本身是壹種罪惡的觀念的影響。商業營利思想不可避免地與社會和國家這種觀念發生沖突，而且必然受到壓制。同時，國家必須克制‘國富’觀念，因為國富必然意味民窮。雖然這個正統的經濟認識受到以前歷朝的皇帝和政治家們的推崇，但似乎從來沒有象明朝這樣忠實地加以遵守。”[32]p288 “官員沒有長期從事這項工作（指征收商業稅）興趣。部裏的官員僅作為份內之事完成責任，而省級官員卻把征收工作看作是本地區的財政負擔。普遍的反商業思想阻礙了官僚提高商人的利益，拓展他們商業活動的空間。無論是對日常必需品還是奢侈品，沒有人試圖使得貨物在內陸水運網中更加方便的流通。對於大宗貨物和零擔貨物運輸的稅收沒有進行區分……”[32]p304 怎麽來看待黃仁宇的這些說法，明代之所以實行商業低稅政策，難道真是由於所謂的保守觀念，農業經濟觀念，反商業觀念，儒家觀念的作用？我的看法是這樣的壹種說法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想當然的基礎上，而並非是建立在嚴密的分析基礎上。 壹方面黃仁宇通過自己的研究，澄清了壹些事實，糾正了壹些偏見，另壹方面，他自己本人仍舊是陷在傳統偏見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在研究之前，事先就已經認定了壹個結論，中國既然在近代落後於西方，那麽這種落後的源頭就壹定要到中國的傳統中去尋找，壹定要到中國文化自身的根源中去尋找。保守的，小農的，這些廉價的名詞漫天飛舞。結論既然早就認定，那麽無論找到的事實如何，就都可以不管不顧的附會到預定的結論上去。於是相反的事實可以用來支持同樣的結論。 就拿對明代的認識來說，壹些濫調說法通常就是明代是壹個高壓專制的社會，政府的權力滲透到社會每壹個角落，私人經濟的發展受到政府的嚴厲控制，完全幹預之下，商業的發展始終在政府的管制監督之下，並且政府還橫征暴斂，對工商業施加沈重的負擔等等諸如此類，由此得出的結論就是明朝是壹個重農抑商的社會，是壹個反商業思想控制下的社會。黃仁宇對明代財政研究應該說在事實層面上**壹些流行的習以為常的看法，黃仁宇在書中自始自終指責明代的始終是政府的賦稅太低，對私人經濟控制的太無力，對商業的發展過於放任自流，缺乏有效的管制。這樣的指責應該說和流行的對明代的指責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事實基礎之上的。但奇怪的是，這似乎卻不妨礙黃仁宇在最後的結論上保持和傳統流行的看法壹致！於是形成了這樣壹種有些荒誕的情形，完全相反的事實被用來支持壹個相同的結論。 如果壹個中國的朝代，對工商業征收的賦稅很重，政府的私人經濟的發展控制的很嚴密，幹預的很厲害，這會被作為中國重農抑商的證據而提出來，說是政府的嚴厲管制，政府施加的沈重稅收嚴重抑制了工商業順利發展（盡管公認的事實，壹直明滅以前，中國始終是世界上工商業最發達的國家）；如果壹個朝代（比如明朝）對工商業征收的稅收很輕，輕到甚至可以忽略的地步，政府對私人經濟的發展基本上無力控制無力幹預，那麽這同樣可以被作為中國傳統重農抑商的證據而提出來，說是政府既然主要從農業中征收賦稅，這表明國家對商業根本不重視，根本輕視，政府對私人工商業不加以管理控制，則說明政府不扶持工商業的發展，這是反商業思想導致的結果。 相反的事實支持相同的結論，盡管這看起來很荒謬，但卻是中國歷史研究中長期存在的壹種最真實的現象。 這些研究者似乎從來不考慮他們拿出來充當論據的事實和他們想要得到的結論之間有什麽矛盾。 結論是早已經預定好的：中國古代是壹個農業社會，農業思想根深蒂固，反商業思想根深蒂固，所謂的保守心理傳統心理根深蒂固，中國的統治者以及士大夫都是反商業思想的忠實執行者，都是壹些沒有遠見的人（西方人自然天生神明，早有遠見），中國的儒家思想就等於農業思想，和工商業的發展勢如水火等等諸如此類。剩下要做的就是去搜羅中國古代的壹些事實，至於這些事實具體如何全然不要緊，要緊的只是這些是事實，然後用怪異的邏輯，似是而非的論證，把這些事實同他們預定好的結論牽扯上關系，如此這般就算大功告成。就算心得意滿的完成了對中國歷史的解釋，就算解答了為什麽中國在近現代沒有實現工業化，落後於西方的問題。 這時候的歷史與其說是壹門科學，不如說是偽科學，某種論斷已經成為不可打破的符咒，刻印在每個中國歷史研究者的大腦皮層之上，他們需要做的僅僅是尋找到不同事實來印證這個符咒，而全然不顧他們所尋找的事實和他們所附會的那個結論之間究竟有什麽內在的邏輯關系！於是中國傳統是反商業的，中國壹直實行的是重農抑商的制度等命題 成為了根本無法證偽的 宗教命題，因為無論事實如何，論者總可以把事實說成是對這個命題的支持。 這就是彌漫中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風氣，甚至被看成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風氣。 而黃仁宇，盡管他在明代財政問題的事實上，做了許多有益的澄清，但在總體思想格局上，仍舊沒有擺脫這種風氣的束縛。盡管他嘲笑壹些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對歷史的具體細節缺乏耐心，他們研究的出發點是認定明代為封建社會，然後推定階級鬥爭具有‘歷史必然性’”[32]p414。 實際上，他自己也早已墜入彀中。盡管使用的名詞不同，中國那些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使用的名詞“封建社會”“封建主義”，他使用的名詞是“農村經濟觀念”“保守性”、“儒家思想”、“反商業思想”等等，但實質上卻並沒有多大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