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中心有條橫貫東西的石鼓路，它東接新街口，西至漢中門，盡管馬路不寬，卻牽涉到國學中壹段傳奇。要問取名石鼓路的來歷，就要追溯到石鼓文。
石鼓文是我國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稱“石刻之祖”。因為文字是刻在十個鼓形的石頭上，故稱“石鼓文”。石鼓文刻於花崗巖石上，與金文有較大差別，具有明顯的動感。石鼓文比金文規範，但仍在壹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從金文向小篆發展的壹種過渡性書體。傳說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經對金文進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稱“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傳後世，保存比較完整且字數較多的書跡之壹。
石鼓文，亦稱獵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無具體年月，唐人韋應物和韓愈的《石鼓歌》都認為是周宣王時期的刻石。宋人歐陽修的《石鼓跋尾》雖設了三個疑點，但還是認為屬周宣王時史籀所作。宋人鄭樵《通誌略》則認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於惠文王之後，始皇之前。近人羅振玉《石鼓文考釋》和馬敘倫《石鼓文疏記》都認為是秦文公時物，與韋、韓說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據郭沫若考證，《石鼓》作於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於宣王時史籀手筆或秦臣手筆罷了。
《石鼓》於唐代初出土於天興三疇原(今陜西省寶雞市鳳翔三疇原)，以後被遷入鳳翔孔廟。五代戰亂，石鼓散於民間，至宋代幾經周折，終又收齊，放置於鳳翔學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歡《石鼓》，於大觀二年(公元1108年)，將其遷到忭京國學，用金符字嵌起來。後因宋金戰爭，復遷《石鼓》於臨安(今杭州)，金兵進入汴京後，見到石鼓，以為是“奇物”，將其運回燕京(今北京)。此後，石鼓又經歷了數百年的風雨滄桑。抗日戰爭爆發，為防止國寶被日寇掠走，由當時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主持，將石鼓遷到江南，抗戰勝利後又運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宮展出。
石鼓***十只，高二尺，直徑壹尺多，形象鼓而上細下粗頂微圓(實為碣狀)，因銘文中多言漁獵之事，故又稱它為《獵碣》。以籀文分刻十首為壹組的四言詩。目前其字已多有磨滅，其第九鼓已無壹存字。其書傳為史籀手筆，體態堂皇大度、圓活奔放，氣質雄渾，剛柔相濟，古樸而有逸氣。橫平豎直，嚴謹而工整，善用中鋒，筆畫粗細基本壹致，有的結體對稱平正，有的字則參差錯落，近於小篆而又沒有小篆的拘謹。在章法布局上，雖字字獨立，但又註意到了上下左右之間的關系、其筆力之強勁在石刻中極為突出，在古文字書法中，是堪稱別具奇彩和獨具風神的。康有為稱其“如金鈿委地，芝草團雲，不煩整我，自有奇采。”其書體為大篆向小篆過渡時期的文字，學《石鼓文》可上追大篆，下學小篆，百無壹失。後世學篆者皆奉為正宗，無不臨習。楊沂孫、吳大澄、吳昌碩、王福庵等皆得力於此。
石鼓文的拓本，唐代就有，但沒有流傳下來。宋安國所藏石鼓宋拓本，被民國秦文錦售給日本東京河井荃廬氏。此外，社會上所流傳的早期拓本有北宋的《先鋒》、《中權》、《後勁》三種，其中天壹閣藏北宋拓存四百二十二字本為最。然原拓已失，現只能見到郭沫若30年代在日本收集的此三種拓本的照片。安國所藏的宋拓本《先鋒》本，舊商務印書館、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收在郭沫若所著《石鼓文研究》壹書中。上海藝苑真賞社有《中權》本影印本。中華書局、日本二玄社出版的《書跡名品叢刊》中，有《後勁》本影印本。上海書畫出版社《書法》1984年第三期，也刊有石鼓文的宋拓影印本。
石鼓為中國第壹古物，亦為書家第壹法則，具有很高的文史價值和藝術收藏價值。石鼓文被歷代書家視為習篆書的重要範本，故有“書家第壹法則”之稱譽。石鼓文對書壇的影響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書家楊沂孫、吳昌碩就得力於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風格的。
取名石鼓路的全國還有多個城市，北京、廈門、洛陽都有，看到石鼓路，我們應該想到作為國之瑰寶的石鼓曾經歷過的風雨滄桑。鐘罕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