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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海拔2005米以上的植物種類

近代西方人對武夷山的生物學考察[1]

羅桂環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北京 100010)

摘 要 閩西北的武夷山是壹座生物多樣性十分豐富的名山。自19世紀下半葉法國傳教士譚微道在那裏收集到許多動植物新種之後,它就引起了西方生物學界的廣泛關註。此後有眾多的外國博物學者到過那裏進行生物學考察和收集。他們從武夷山的掛墩壹帶收集過數量眾多的動植物標本,其中有大量的鳥類、兩棲爬行類、魚類和昆蟲是此前未被科學描述過的新種。從這裏采集的動物學的標本後來有數百種成為模式標本。20世紀前期分別由英國和美國出版的《華東鳥類手冊》及《中國的爬行動物》等有影響的著作,都與這壹地區有著密切的淵源關系。因為上述原因,武夷山逐漸成為動物研究者的聖地而為世人熟知。

關鍵詞:武夷山;西方;生物

中圖分類號:O15

文章標識碼:A 文章編號:

武夷山是我國東南的壹座名山,坐落在福建和江西兩省的交界處,蜿蜒數百公裏。在福建境內的武夷山有“奇秀甲東南” 的美稱,以風景優美而久為人知。武夷山地勢高聳,其主峰黃崗山海拔2158米,是我國大陸東南最高峰。這裏眾多的山峰和峽谷構成非常復雜的地形。由於山峰海拔較高,形成壹個天然的氣候屏障,在冬季阻擋了來自北方的冷空氣,在夏季則保存了大量溫暖濕潤的海洋氣團,使這裏發育著大片完好的綠葉闊葉林。森林覆蓋率達95%,天然植被是東南地區保存最良好的部分。同時,這裏又是植物區系發生的北極植物區和古熱帶植物區的交匯處。加之,不同的高度有不同的氣候類型和不同的生態條件,因此,不但植物垂直分布帶明顯,而且南北兩面不同類型的動物種類也特別多。動物地理方面很有特色,既有很多屬於東洋界的動物分布,而且也有不少屬於古北界類型的動物種類。從19世紀以來,這裏以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著名。尤其是今天被列為武夷山自然保護區核心地區的掛墩、大竹嵐、三港壹帶海拔壹千多米的地方,更是收集動植物標本的理想處所。這裏的獸類、鳥類、爬行動物和昆蟲種類異常豐富。據有關專家介紹,武夷山有分屬191個科的高等植物約1800種,其中有上了中國植物紅皮書的銀杏、鵝掌楸、南方鐵杉等22種。哺乳動物有約100余種,占全國同類動物的四分之壹;其中有虎、豹、毛冠鹿等珍稀獸類。鳥類有400余種,約占全國同類動物的三分之壹,其中僅掛墩附近就記載有160種,其中包括白鷴、黃嘴角鴞、掛墩鴉雀等40余種本地發現的新種。有兩棲和爬行類動物約100余種,被稱作“角怪”的崇安髭蟾、蠑螈、三港雨蛙、大頭平胸龜、麗棘蜥等都是世界罕見的特有種。還有魚類30余種。這裏的昆蟲尤其多,我國有32目的昆蟲,這裏采到的有31個目,種數估計可達2萬余種 [1]。

近代西方人和中國接觸不久就知道武夷山,當然,他們當初知道這座名山不是因為那裏風景秀麗,也不是因為那裏生物種類繁多,而是因為那裏出產中國重要的出口商品武夷茶的緣故。因此,近代西方人稱武夷山用的是武夷茶的名稱——Bohea[2]。不過,用這個名稱主要指的是武夷山風景區或稱為小武夷山的那塊地方,因為那裏的九曲溪畔是著名的紅茶產區。

1 19世紀中後期西方人在武夷山的收集

最早到武夷山那壹帶收集過生物標本的人是英國的園藝學者福瓊(R.Fortune 1812-1880)。他去的是今天武夷山風景區那塊地方,而且是被那裏的茶葉生產吸引去的。此人曾於1843年受英國園藝學會的雇用來華收集園林植物,並在那以後的兩年中到過浙江的寧波和福州壹帶的茶園了解過茶葉的生產情況。出於這個原因,他被試圖在印度發展茶葉生產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看中,1948年他受該公司的雇用,第二次來華,主要是收集茶種和茶苗送到印度。1849年5月,為了收集最好的茶種,福瓊決定自己去壹趟馳名中外的武夷山紅茶產區考察收集。他先從此次的落腳點上海到浙江紹興,然後到百官,並雇了壹條船進入錢塘江,溯江而上,經嚴州、蘭溪、龍遊、衢州,進江西境內的玉山,再到廣信(上饒),從廣信循道往西南到壹個紅茶大集市河口(鉛山),然後繼續向南到達武夷山區。在閩贛兩省交界山道旁,福瓊收集到不少野生植物。這些植物後來被帶到上海,先暫時存放在英國商人比爾的花園中,後來送到歐洲。他從那裏引進的植物包括很有觀賞價值的經濟植物烏桕。

福瓊進入福建境內後,先在紅茶產區外圍作了壹番考察,然後經崇安西側,來到風景秀麗的武夷山,置身在西方久負盛名的“武夷茶”產地。在那附近茶區了解了有關茶葉的種植和生產情況後,他還參觀了壹些廟宇,最終來到景色宜人的九曲溪畔,並在那裏住了三天。那裏出產最好的的紅茶亦即“小種紅茶”和“白毫”,福瓊不失時機地調查了茶葉的種植和生產資料。經過數天的考察和茶苗收集之後,他往東經石陂街去了蒲城。蒲城也是壹個茶葉產銷中心。在了解當地的茶葉產銷情況後,他往北進入浙江,經廿八都、峽口寨、清湖鎮到江山,沿富春江出浙江到上海[2]。

在福瓊之後,還有壹個英國人叫班德瑞(F.S.A.Bourne)的到武夷山風景區的武夷宮壹帶旅行,在那裏采集過潤楠等植物標本。他還在當地看到過特產於這裏的四方竹,是最早見過這種活植物的西方人之壹。

第壹個在武夷山進行大規模生物學考察和生物學收集的西方人是法國傳教士譚微道(A. David)。這個傳教士在江西九江收集生物標本時,從當地的傳教士那裏聽說與江西毗鄰的福建是壹個動物種類非常豐富的地方,於是在1873年的秋天,從江西前往福建。並於當年10月初到閩贛交界的王毛寨,隨後進入了福建西北地處武夷山區的崇安,並在壹個叫掛墩個小山村的傳教點住下,這塊地方是今武夷山自然保護的核心區域,海拔1800多米,天然植被保存非常完好,位於上述武夷山風景區西北約70公裏。

他們壹行在此發現許多新種,包括少見的只在我國有少數幾個地點呈間斷分布、當時未為人知的豬尾鼠屬的豬尾鼠(Typhlomys cinereus)第壹個標本[3],以及大足鼠和紅腹線鼠的標本。他在那裏收集的鳥類新種也不少,包括壹種地方性的鳥類土著種掛墩鴉雀( Paradoxornis dividianus),以及棕噪鶥(Garrulax poecilorhynchus berthemyi)、赤尾噪鶥(Trochalopteron milnei)、白眶雀鶥(Alcippe morrisonia)、褐雀鶥(Alcippe brunnea superciliaris)、灰頭鴉雀(Paradoxornis gularis fokiensis)[4]等等。在武夷山區他還采得五嶺龍膽(Gentiana davidi)、日本柳杉(Cryptomeria japonica)和香榧(Torreya grandis)[5]等不少新種植物。後來由於這個傳道士在這裏病入膏肓,瀕臨死亡[3],不得不放棄收集,後來取道上海回到法國。由於他在那裏采集所獲的動物新種不少,引起西方生物學界的重視,掛墩因此名揚海外,成為後來壹些博物學家向往的地方,客觀上為這裏成為模式標本的聖地打開了序幕。

受譚微道在掛墩采集到不少鳥類新種的啟發,在我國海關稅務司任職的英國人拉陶齊(J.de La Touche)利用在福建任職的機會到武夷山區收集動物標本。1896至1898年間,他和另壹位叫裏科特(C.B.Rickett)的鳥類學愛好者,到掛墩和大竹嵐進行了壹段時間的動物標本收集工作。那時武夷山區有不少獵戶常利用農閑時間捕獵各種鳥獸增加自己的收入,其中有壹家姓唐的獵戶手藝很出色,拉陶齊於是長期雇用這家給他們在野外采集標本。他們在那裏收集到橙背鴉雀(Paradoxornis nipalensis pallidus)、褐頭鳳鶥(Yuhina brunneiceps pallida)、北蝗鶯(Locustella ochotensis pleskei)和高山短羽鶯(Bradypterus seebohmi melanorhyncha)[同4,692、706、726、730]等許多鳥類新種。還收集到金貓(原貓 Felis temmincki)等貓科動物和缺齒鼴(Mogera robusta)等各種食蟲目動物,以及管鼻蝠(Murina leucogaster)、馬蹄蝠、斑蝠等翼手目動物和竹鼠、松鼠等多種嚙齒類動物[同3, 30-186]。其中也有不少新種。此外他們還收集到各種甲蟲、蝴蝶和蜂類等不少昆蟲標本[6]。在那期間,還有壹個叫斯特揚(F.W.Styan)的英國人也在掛墩收集過動物標本,其中有胡氏管鼻蝠(M. Huttoni)等獸類新種[同3,274頁]。他們收集的標本後來都送到英國自然博物館。隨著有關研究成果的發表,這裏因鳥類和昆蟲類型的豐富進壹步引起世界生物學界的矚目。

2 20世紀前期西方人在武夷山的收集

20世紀初,在我國上海居留的英國醫生斯坦利(A.Stanley)也開始留意武夷山區的動物。這名醫生是壹名業余動物學愛好者。1906至1921年,曾任亞洲文會上海博物館的負責人。在這期間,他曾設法在我國南方收集到不少爬行動物標本。這些標本大部分來自福建,有相當數量是1916年以前在掛墩雇人采集的。其中壹些標本被送到英國自然博物館,含數新種[7]。亞洲文會的博物館在駐華的西方人中有較大的影響,隨著館藏動物的展出,武夷山豐富的爬行動物種類逐漸引起西方人的重視。

1921年,剛從弗吉尼亞大學畢業不久的年輕的美國生物學者蒲伯(C. H. Pope)參加了當時由美國紐約自然博物館組織的中亞探險隊,到中國東部地區進行了廣泛的動物尤其是爬行動物的收集。1925年4月,他到當時已頗有名氣的福建西北部山區采集。他先到閩北的延平(南平),在距離城鎮約25裏的壹個深長而寬闊的山峽中收集了壹個多月,即得27種類型的蛇、20種蛙和約12種蜥蜴,這使得他大為興奮。他在延平的采集持續了壹段時間,在當地采集員的幫助下,收獲非常可觀。除兩棲爬行類之外,還采集得大量的哺乳類和魚類動物標本。後來於6月初他離開延平到了武夷山風景區,他很快發現這裏的人對幫他采集標本沒有興趣,而且那塊地方對於許多大型的野生動物而言,海拔太低,覆蓋的植被不夠理想。雖然他發現那裏有“山羊”(當是鬣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和豪豬等壹些適應灌叢和丘陵次生林的獸類,但不是理想的動物收集場所。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那塊地方的地質學意義大於生物學的意義。因此在6月中旬繼續往西北到了武夷山區較接近主峰的掛墩壹帶。因為那裏不但海拔高,而且原始森林保持良好,更因為譚微道、拉陶齊等人的采集早已名聞遐邇、被譽為動物學家采集標本的天堂[4]。

蒲伯很快到了這個神奇的地方。由於長期與外國動物收集者打交道,那裏的居民不但善於采集動物標本,而且還有剝制標本的行家裏手。他到達不久後,居民就開始給他送來壹些爬行動物的標本。蒲伯隨即雇用了幾個人幫他狩獵、收集和整理各種動物標本。他後來住在三港,想要的動物很快就由村民幫他收集到了。其後村民陸續又給他送來大量的各種動物標本。到7月中旬,由於腳病,又想在福州沿海地區做些收集,蒲伯暫時結束了這裏的采集。

蒲伯離開掛墩往南去了福州,在該市東北的鼓山等地作了數日的旅行和收集。後來又到福清,在壹個寺廟周圍的山區采集,所得與延平的動物種類約略相等。進入10月後由於天氣漸冷,兩棲和爬行類的動物進入冬眠,已經不好采集。所以他在哪裏主要進行哺乳動物收集。

1926年4月下旬,蒲伯又返回到武夷山的三港和掛墩,他原先的那些助手已經很熟悉標本采集和制作,他也能自如地到野外實際考察、收集。他在那裏采集了5個多月,做了他自認為最成功的工作。後來他又到福清收集,試圖在那裏獵獲壹只老虎的標本,但由於不夠走運,盡管有壹次曾發現壹只老虎,最終還是沒能得到。在差不多半年的時間裏,他收集到45個不同類型的獸類標本,其中包括多種的蝙蝠、嚙齒類動物、香貓、野貓、獾、狐貍、貓鼬、鹿和猴子;還有大量的蛇、蜥蜴、許多罕見肥螈(Pachytriton brevepes)和各種類型的蟾蜍和青蛙,以及眾多各種類型的魚類標本[8]。

1926年,英國標本商史密斯(F. T. Smith)在幾個外國人組建的壹個“中國科學和藝術會”[5]的資助下,率人到武夷山掛墩壹帶收集動物標本。與他同行的有壹個英美煙草公司風情圖片部的攝影員。掛墩自譚微道在那裏采集得不少奇異的動物標本後,拉陶齊和蒲伯在那裏的采集又獲許多新種,是著名的模式標本產地。正是出於這樣壹種原因,他們也希望在此揚名。他們於1月份先到福州南面的福清,在離城鎮約20裏左右的海口鎮等地收集到水獺等壹些頗有價值的動物標本。還到福清海邊考察和收集,看到野鴨、天鵝和其它各種遷徙的水禽。並在那壹地方拍攝了不少風景圖片。在福清他們遇到前面說到的美國學者蒲伯。蒲伯很熱情地接待了他們,向他們介紹了當地所見的動物種類和他上壹年去過的閩江壹些地方,以及他的動物收集情況。他們在福清收集了壹段時間後,到了福州,往北沿閩江繼續前行。那個攝影員沿途拍攝了當地的生活場景、野生動物、閩江沿岸各處美麗的山光水色。到建陽後該攝影員返回上海。

史密斯他們在5月中旬到達三港,在那裏再次遇到蒲伯。後者已經在那裏收集了將近壹個月。蒲伯給他們介紹了武夷山三港等地的動物種類等方面的情況,以及百姓捕捉動物的方法。三港離掛墩還有20多公裏,是外國人到武夷山采集動物標本的壹個基地。後來史密斯和他的幫手及雇用的兩個獵手進壹步深入到掛墩。不巧的是,當地恰逢茶葉收獲季節,當地沒有壹個人願意給他們打獵;另外,當時也是正植物生長季節,植被特別濃郁,林中的動物很難被發現,不適合狩獵。秋天的9到11月份草木開始雕零才是狩獵的好季節。所以盡管他帶去的獵手很勤快,獲得的各種動物還是遠不如他們期望的那麽多。不過,壹個月下來他們還是得到獸類、鳥類和兩棲爬行類動物標本約280個。盡管數量不是很大,他們發現這裏動物種類確實很多,不愧是中國最著名的模式標本產地之壹,因為他們所得的標本80%是不重復的。其中較有意義的獸類包括兩只豬鼻獾(Arctonyx collaris)、兩只短尾猴(Macaca speciosas),壹只獼猴、壹只金貓(F.temmincki)以及貍貓、竹鼠(Rhizomys sinensis)和壹些有較高價值的嚙齒動物;鳥類包括角雉(Tragopan caboti)、白鷴(Lophura nycthemera)和壹些不尋常的鳥,以及壹些罕見的蛇、蛙。他們註意到那裏的黃麂(小麂 Muntiacus reevesi)很多,並弄到標本。此外他們還收集得五六百種甲蟲標本[9]。

可能受拉陶齊和史密斯昆蟲收集工作的影響,1937至1939年間,德國人克拉帕裏奇(J. Krapperich)到武夷山區掛墩、大竹嵐壹帶收集昆蟲標本,所得標本不下於16萬號[同6, 27頁]。另外壹個德國商人豪恩(H.H?ne)也在武夷山采集過不少昆蟲標本。由於這兩個德國人在那裏收集到如此大量的昆蟲標本,使西方人開始註意到那裏簡直就是壹個“昆蟲的世界”。

三.西方學者對武夷山動物的研究

譚微道在武夷山采集到的動植物標本都送到巴黎自然博物館。其中獸類標本主要由巴黎大學的動物學家愛德華(A.Milne-Edwards)[6]研究發表。他所采集的鳥類的研究結果,見於他與奧斯塔萊特(M.E.Oustalet)合作的《中國的鳥類》 [10]壹書中。他在那座名山的這兩方面的成果無疑對後來前往掛墩等地的采集者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拉陶齊根據他在武夷山區的采集所得,發表大量關於我國鳥類的研究論文,後來在此基礎上出版了《中國東部的鳥類手冊》[11]。此書主要記述我國河北、山東、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和廣東等沿海省分的750個種和亞種鳥類。此書被西方人認為是繼譚微道之《中國的鳥類》以後,有關中國鳥類學方面較好的壹本專著。其中由不少是采自掛墩等地的新種。譚微道和拉陶齊等人的鳥類專著使人們逐步註意到武夷山是壹個鳥類的王國。拉陶齊采集的昆蟲標本後來主要送到英國自然博物館,經有關專家整理發表後,人們開始註意那裏豐富的昆蟲種類。

蒲伯在武夷山采集的動物不久就由他在美國的壹些同事進行研究整理。魚類標本由紐約自然博物館的尼可爾斯(J. T. Nichols)研究發表,含6個新種。他采集的兩棲和爬行類動物部分由施密特(K. P. Schmidt)研究。後來他自己又進行研究整理,最終結果反映在他所寫的《中國的爬行動物》[12]壹書中。他認為三港和掛墩的爬行動物特別豐富,含蛇類35種,蛙類24種。其中有6種是沒有進行過科學記載的新種。蜥蜴有9種分屬6科,蠑螈種類較少,只有兩種。他估計當地的兩棲類和爬行類可達80種。他甚至認為那裏是研究中國爬行動物的“鑰匙”。

英國標本商史密斯收集的標本大部分被送到美國華盛頓自然博物館(史密森研究院),部分留在上海亞洲文會的自然博物館。他們收集到的短尾猴曾被壹個美國動物學家定為新種,但後來似未被認可。克拉帕裏奇等人收集的昆蟲標本量大,新種很多。1938年到1939年間,德國昆蟲學家克拉德加(A. Caradja)根據他采集的標本發表的螟蛾新種就有100多個;後來另壹德國昆蟲學家於1958年根據他采集的標本發表這壹地區的象鼻蟲370種,其中228種為新種;1973年昆蟲學家弗雷(Frey)又發表金龜子28種[同6,27頁]。當然,他們描述的還僅僅是標本的部分,但已經足以揭示出武夷山區的昆蟲種類確實十分豐富。

近代西方人在武夷山的生物考察和在華其它地方的考察壹樣,都有其當時特殊的社會背景等各方面的原因。但就根本上而言,是我國落後的壹種具體體現。壹方面我們國家被迫對外開放後,西方人逐漸可以隨心所欲地到想去的地方旅行,收集他們想要的東西。另壹方面,由於他們近代生物學發達早,對在全世界範圍內收集標本擴充知識充滿興趣。美國人後來在三港設立的壹個教堂,幾乎成為外國收集者的壹個很好的常駐標本采集基地;而掛墩的傳教點更是西方人在此深山采集標本的良好落腳點。當然就具體的收集者而言,他們也體現出當時英國商人[7]特有的精明和冒險精神;法國傳教士特有的機敏和頑強;美國人善於利用金錢雇人為我所用的特點。

西方人對掛墩周圍山區的生物學收集和研究工作,揭開了這裏作為壹個罕見的物種基因庫的面紗。掛墩、大竹嵐、三港也因此蜚聲中外。如今只要是搞動物區系研究的學者幾乎沒有哪個人會不知道上述地方,因為它們是產生模式標本的聖地。世界上許多著名的自然博物館,如巴黎自然博物館、英國倫敦自然博物館、柏林自然博物館,紐約自然博物館、華盛頓自然博物館和上海自然博物館[8]都有大批產自那裏的動物標本。而且其中有數百種動物模式標本。隨著我國學術的發展,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武夷山於1979年終於被設立為自然保護區。國人終於意識到這個罕見的物種基因庫的價值。顯然前此西方人的工作也為成就它作為世界的“自然遺產”早早地建立了良好的氛圍和深遠的影響。但這其中也包含著近代中國生物學者的慨嘆和心酸,並折射出近代中國生物學發展的艱難歷程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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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作者簡介:羅桂環,1956年生,福建連城人,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研究員。

本文在寫作時,承蒙西北農林科大的周堯教授告知有關Krapperich的資料,作者在此表示深深的謝意。

基金項目: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資助項目(編號:KJCX2—W6)

[2] 這個名稱據貝勒說是地方的方言,見:E.Bretschneider,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Leipzig, 1962,p.411.我覺得可能是當地人稱呼本地產的紅茶——“白毫”的譯音。

[3] 已故張孟聞教授說譚微道“終老是鄉”是不確的(見其所撰:“中國生物分類學史”述論,載:中國科技史料1987年,8(6)16.)

[4] A.C.Sowerby, Travel and exploration, The China journal, 1926,4(4)176

[5] 1923年成立。

[6] 這位學者當時兼巴黎自然博物館館長。

[7] 福瓊、拉陶齊等本質上都是商人。

[8] 亞洲文會自然博物館並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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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文華,趙獻英,中國的自然保護區,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48-54頁

[2] Fortune, R., 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and the British Tea Plantations in the Himalaya, London: John Murray, 1853, 125-247.

[3] G.M.Allen, The Mammals of China and Mongolia, New York: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38, preface

[4] 鄭作新,中國鳥類分布名錄,北京:科學出版社,1976, 641. 653.680.684.707。

[5] M.A.Franchet, Plantae Davidianae, Tome 1, Paris: G.Masson, Editeur.1884, 211,291, 293.

[6] 王思明、周堯,中國近代昆蟲學史,西安: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年,26

[7] Sowerby, A.C., Natural History of China, Jour. N. C. Br. R. A. S., 1916,Vol.53, p.15.

[8] Sowerby, A.C. Travel and exploration, The China journal, 1926,4(4)176

[9] Smith, F.T. ,The Fukien scientific expedition, The China journal, 1926,5(3)128-131

[10] David, A.,et M.E.Oustalet, Les Oiseaus de la Chine. Paris:Libraire de L’acadécmie de Médecine 1877.

[11] La Touche, J. D.D., A Handbook of Birds of Eastern China. 1: 1-500, 1925-1930; 2: xxiii,1-566, 1931-1934. London: Taylor and Franeis. 1925-1934.

[12] Pope, C.H., The Reptiles of China. New York: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35.

摘 要

閩西北的武夷山是壹座生物多樣性十分豐富的名山。自19世紀下半葉法國傳教士譚微道在那裏收集到許多動植物新種之後,它就引起了西方生物學界的廣泛關註。此後有眾多的外國博物學者到過那裏進行生物學考察和收集。著稱的有在華海關任職的英國人拉陶齊,美國生物學者蒲伯和德國博物學家克拉帕裏奇。他們都從武夷山的掛墩壹帶收集過數量眾多的動物標本,但特別值得壹提的是拉陶齊的工作使人註意到這裏是鳥類的王國;蒲伯的工作使人發現這裏是研究中國乃至亞洲兩棲爬行類動物的“鑰匙”,而克拉帕裏奇的收集則揭開了這裏是壹個“昆蟲”世界的面紗。他們采集的鳥類、兩棲爬行類、魚類和昆蟲有大量是此前未被科學描述過的新種。後來成為模式標本的有數百種。20世紀前期分別由英國和美國出版的《華東鳥類手冊》及《中國的爬行動物》等有影響的著作,都與這壹地區有著密切的淵源關系。因為上述原因,武夷山逐漸成為動物研究者的聖地而為世人熟知。

Abstrct

Wuyi(Bohea) Mountain in the northwest Fujian province is a famous mountain for its biological diversity. The mountain led widely interesting in biological world in the West, since last part of nineteenth century French missionary A. David had brought back many new species of plants and animals from the mountain. Since that, many west naturalists went there for biological expedition and collection. English J.D.D. La Touche who worked as a customs officer of China, U.S. biologist C.H. Pope and German J. Krapperich were all remarkable among them. They had all made large zoological collections form Guadun (Kuatun) in Wuyi Mountain. However it is worth to point out the La Touche’s work made the birds kingdom was discovered; while Pope’s work made it as a “key” researched amphibians and reptiles in China even Asia was well known; and Krapperich’s collections reveal it as a kingdom belong to insects. The specimens of birds and reptiles as well as insects collected by them all yielded a lot of new species. There were several hundred animal specimens became type specimen later. The famous writings A Handbook of Birds of Eastern China and The Reptiles of China ext. published in Britain and U.S. in the beginning of twentieth century all presented remarkable connection. Because the reasons, Wuyi Mountain as a zoologist’s paradise became well known generally.

Key words: Wuyi Mountain the West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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