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中就有壹個國內公司大量從事海外投資的絕好例證：美國。
特朗普提出的"美國利益優先"（America First）以及“使美國再度崛起”（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等等政治口號不僅僅是出於照顧國內人民情感的政治考量，更多的其實是美國政府希望應對大量經濟資源流出的經濟方面的戰略調整。二戰以來，美國積累了大量財富，科技突飛猛進，人民生活水平也在快速提高。這壹情況在冷戰結束後壹度達到巔峰。但是經濟學中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決定了美國國內的投資的邊際回報隨著資本投入的累積正在逐年遞減；另壹方面，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導致了企業人工成本、土地成本的急速上升（由於美國土地制度為私有化，家庭財富會決定土地出讓成本）。美國企業漸漸選擇了走出國門、投資其他OECD國家甚至產權保護有力的發展中國家，以享受更高的邊際投資回報以及較低的人力成本。
但是，企業投資重心的外流直接導致了美國遇到了以下的窘境：
稅基侵蝕：投資國外的企業與跨國企業往往通過在避稅天堂設置控股公司以避免其在美國國內的稅收義務，稅基流失導致了美國財政無法受益於私營經濟部門的增長；
就業問題：大量工作崗位轉移到了人力成本低廉的國家與地區，美國國內的工人就業壓力增加，出現較高的失業率；
技術流出：跨國企業進入他國往往需要通過合資連營、授權經營等方式保證自己風險可控或者滿足東道國的法律監管要求，這樣不可避免地將會導致壹部分技術流出至東道國。
貿易逆差：資本賬戶流入他國，往往導致貿易賬戶的逆差，美國面臨較為巨大的國際收支平衡壓力。
不難看出以上正是中美、中歐貿易摩擦中美方最為關註的核心問題。可見這些問題的解決已經成為了美國政府施政方針的重要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