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妳把“國家”這個抽象的概念和國家的具體政權進行比較，妳會發現不可能說清楚，因為它是現實的偶然產物，是自然存在。
我們人類，通過定義或解構，歸納或對比等等，無論我們怎麽想，都是在重塑壹個抽象的存在，而形象很可能是偶然的，動態的，那麽怎麽會有妳所尋求的絕對定義呢？最高的絕對定義無非是“自然存在”。
所以說到“自然存在”，妳看，如果沒有二元論，就沒有“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如果沒有牛頓蹩腳的“萬有引力”，就沒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歷史的發展是單向的，有其自身的原因，不管原因本身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
所以我們學習和思考的是從無數的混沌信息中尋找所謂的“道理”或者“方法”。既然歷史是單行道，時間是向前發展的，妳所謂的“方法”和“道理”也只是局限於現有的經驗和邏輯體系。如何才能做到盡善盡美？所以很多東西的定義壹定是似是而非，有瑕疵的。
回到正題，所謂“公意”的正確性源於“公共利益”。當“公共利益”發展為“個人生活穩定”，“個人在歷史進程中開始追求“私利”時，以前的“公共利益”立場不復存在，所謂的“公共意誌”立場也就消失了。怎麽可能永遠正確？
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至少在如今，當這種自私的野獸還在獨霸自己的時候，無論是什麽社會形態，什麽載體，都跳不出這個怪圈——“相互依存，相互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