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堅持給法律和情感壹個位置，堅持依法治國，那只能是法律先於情感。作為這壹命題的基礎，法律可以運用情感，或者說法律為道德的運用留有余地。法律在壹定範圍內劃定了不可侵犯的法律領域，但也劃定了壹定範圍以授予理性統治。比如刑法，對於是否足以構成犯罪，給出了壹個不可侵犯的領域，但對於犯罪後的責任，卻留有說理的空間。有罪免除、有罪減輕、有罪輕責都是具體表現。
如果說法律與情感有沖突，那壹定是法律大於情感，因為法律調整的範圍只能受法律意誌的約束，理性必須轉化為法理才能被法律接受，否則理性的直接適用就會沖擊現代法治國家社會治理的基本規則，進入人治。
主體所援引的陸勇案的出現，確實造成了壹定的刑法困境，沖擊了刑法的正當性。專業的表述是“刑法適用的形式邏輯與實質判斷的沖突”。這樣的刑法困境發生後，我們不直接適用理性，而是考慮為什麽這樣做是不公平的，如何修正法理使這樣的事情合法。理性是壹種價值取向，壹種路燈，為法理學的形式正義提供了實質正義的目標，但理性始終是壹個輔助性的角色。只能把理性變成法理才能讓陸勇有罪，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本質解釋，目的解釋，帶著感情解釋法律。
至於題主惱火的公安說法，其實作為執法人員，他很大程度上是不懂法理的，因為，請註意，他不是法官！！！他不需要考慮壹個人是否構成犯罪！！！他不是法官或檢察官。他只需要考慮到壹個人的行為可能構成犯罪，如果可能構成犯罪就逮捕。是否真的構成犯罪，移交檢察機關檢查偵查。這是它的機構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