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深圳南山法院並不這麽認為。3月15日，《財新周刊》報道了這樣壹件事:在2019的“微信讀書案”和2021的“南山微視案”中，兩名用戶分別在北京和哈爾濱起訴騰訊未經許可向其他騰訊旗下應用提供其好友信息，分別指控騰訊侵犯其個人信息權和隱私權。庭審中，微視案經過多輪管轄權爭奪，移交深圳南山法院審理。最終，北京互聯網法院審理的微信閱讀案用戶勝訴，南山微視案騰訊勝訴。
不是為我，是為南山閣。
有媒體統計過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數據:近三年來，南山法院涉及騰訊公布判決書的案件，騰訊勝訴率為94.3%，其中，騰訊作為原告勝訴100%(41)，作為被告勝訴389(415)，勝訴率為93.73%；騰訊在深圳中院的勝訴率高達98.15%，其作為原告的勝訴率為81.8%(9起)，其作為被告的勝訴率為100%(97起)。
所以，好朋友關系是不是私人關系，要看管轄權在不在深圳法院。這壹點早已寫入微信軟件許可和服務協議。只要用微信，就得同意去南山打官司。
高科技企業的聰明才智被用在了各種“協議”中。只要贏得了管轄權，案件的走勢往往會偏向有利於企業的方向。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航平在《真的有南山必勝客嗎？“無論什麽樣的案件，騰訊都可以利用其預先簽訂的協議規避法律風險，事後通過後臺收集固定證據，利用在多次訴訟中積累的實戰經驗，有效起訴或應訴。成功率高是合理的，不構成指控司法腐敗和司法地方保護的合適證據。”
陳航平也認為，雖然騰訊法務部的人員名單不在網上公開，但有不少原南山區法院、深圳中院甚至廣東省高院的法官。在中國的社會背景下，這種人員交流必然會形成壹種莫名其妙的“關系”網。不僅是騰訊，其他巨無霸公司在當地法院的勝訴率也很高。
要知道，剛開始的時候，資本是以無害的面目出現的，交了稅，促進了地方經濟，促進了就業。後來人們逐漸發現，資本的目標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當消費者權益與資本利潤最大化發生矛盾時，往往贏家會是“管轄權”。
同樣的案件，顯而易見的事實，哈爾濱和深圳的法院給出了截然相反的兩種答案。首都有法律專家敲鑼打鼓歡呼，新聞媒體搖旗吶喊，這並不可怕。但是，當司法權控制司法結果的時候，資本的力量無疑已經滲透到公共權力中，影響了社會的基本規則。
令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