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各國對特殊企業(公共企業)的立法有兩種模式:壹種是制定《國有企業法》，如土耳其、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具體規定國有企業的權利義務及其與國家的關系，區分其在經濟生活中與壹般企業、不同類型國有企業的不同職能和地位；二是“壹對壹”立法。例如，日本制定了103個特別法來規範國有企業的103個特殊法人。我國應采取什麽樣的立法模式，應從現實需要出發，具體分析。改革開放前，中國采取了特殊的立法模式，但又不同於市場經濟。我國原有的國有企業立法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將國有企業視為壹般企業，管理者完全由行政任命。企業既承擔生產經營任務，又承擔許多社會職能，是政治經濟實體。市場經濟國家對國有企業進行了專門立法，將其定位為特殊企業，統壹界定和規範這類企業的權利義務及其與政府的關系。“壹對壹”立法更能體現特殊企業的特殊功能，與政府的經濟政策緊密結合。其實是從公共事業的角度立法的。
在我國完善的現代企業立法體系沒有完全建立之前，壹般企業法和專門企業法並行、矛盾沖突的現象必將長期存在。問題是如何協調兩個立法標準與壹般企業形態和特殊企業形態的沖突，因為壹般企業法律形態是由壹般標準界定的，而特殊企業法律形態是由特殊標準界定的。在法律適用上，兩者的關系實質上是壹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必要時可以采取適當的政策調整，但不能濫用。否則會造成隨意的行政幹預，不利於企業沿著法治的軌道發展，不利於我國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完善。
綜上所述，現代市場經濟是具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政府承擔著廣泛的宏觀經濟管理職能。同時，政府以其直接或間接控制的社會經濟資源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特殊企業形式的設立便於國家根據市場經濟的總體要求對企業進行宏觀調控，可以基於社會利益和產業結構調整對特殊企業的經濟活動進行不同程度的宏觀調控和市場調節，利用專業優勢和特殊法律地位促進經濟發展，從而有助於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維護社會主義。因此，在我國設立特殊的企業形式，不僅僅是抽象的理論概念或脫離法律實踐的人為創造，而是國家經濟行為在現代社會發展中的客觀反映，必須進行“壹對壹”的法律規制。
——摘自《中國特殊企業形式的法律規制》(蘭州大學法律系，張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