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說，這個聯合聲明只是壹個承諾聲明。作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契機，中國用承諾聲明解決當時的中日問題，其實是明智之舉。
要知道，當時的國際環境:1949新中國成立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拒絕承認新中國，壹直支持臺灣省蔣介石政府。大陸的新中國在成立之初，傾向於親蘇政策，采取“壹邊倒”的外交政策。
但在50年代中後期，赫魯曉夫取代斯大林執政後，對華關系逐漸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態，他想把中國的模式逐漸轉到蘇聯的模式上來。更直接的是，中國也被納入蘇聯勢力範圍，被當時的毛澤東嚴詞拒絕(宣布拒絕建立聯合艦隊就是當時的產物)，於是，蘇聯聯合東歐國家孤立新中國(尤其是六七十年代，蘇聯在美蘇爭霸中占據主動，美國因為深陷韓越等戰爭泥潭不得不收緊勢力範圍，讓蘇聯更加囂張)。70年代，鑒於國際環境的變化，美國主動向新中國示好。此時的新中國需要新的外交夥伴來發展，雙方壹拍即合，於是乒乓外交應運而生。
轉到日本的話題，1945年日本戰敗後，無條件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當時約定日本戰敗，要以勞工和實物支付給中國(當時中華民國海軍的很多軍艦都是日本戰敗時剩下的軍艦支付)。1949之後，日本作為美國的保護國，在外交政策上追隨美國。當時日本也拒絕承認新中國。在美國的幹預下，喪失了對大陸對臺灣省的賠償(美國意在支持日本對抗新中國)。因此，這壹補償根本無法實現。
實際上，日本對中國的二戰賠償，中國不可能因為美國而向日本索賠，即賠償雖有法律效力，但不可能實際支付，特別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壹直與臺灣省打交道，拒絕承認新中國為中國的合法政權。當時蘇聯在全球擴張勢力範圍，對中國虎視眈眈，使中國越來越孤立，需要尋找新的外交出路。此時美國在霸權中處於劣勢，急於尋找突破口。中美關系的緩和也使得中日關系轉好。
中國和日本原本屬於鄰國，美國在日本的大量軍事基地和裝備將嚴重威脅中國的安全。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利於中美日三國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是外交中不變的定律。
所以在當時，新中國放棄壹個不可能的高調的外交利益賠償，壹個沒有法律效力的承諾，其實是符合中國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