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壹)公共* * *決策過程中的缺陷導致公共* * *政策的低效甚至偏離公共* * *目標。
第壹，民眾與政府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存在道德風險。現代民族國家的憲法壹般規定壹切權力屬於人民，規定人民行使權力的方式和途徑，並按照壹定的程序將權力授予政府，所以政府只是全體社會成員——人民的代理人。國家是全體人民的組織，政府只是憲法意義上的代理人。憲政體制賦予政府機構決策權——組織中最重要的權力。在現實政治體制中，人民直接或間接選舉議員或政府首腦，並通過議會或政府首腦授權特定的行政機構，這就是人民授權的模式。無論直接民主還是代議制政府，人民與政府的關系都是壹種委托代理關系。凱恩斯經濟學隱含了政府是“道德人”的假設，即政府永遠是無私的。當市場失靈時，政府將代表公共利益恢復市場功能，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政治人和經濟人可以是同壹個人嗎？在公共選擇領域，假設他們是同壹個人。”[4]
但實際上，假設政治家和官員是社會利益的代表而沒有私利，是不可靠的，存在道德風險。正如消費者和生產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壹樣，政府部門和官員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比如獲得更大的權利和威望，爭取部門預算和規模最大化，減少工作量，獲得更多的報酬，爭取更長的任期，等等。
第二，民眾的“搭便車”行為和利益集團的操縱使得公共政策偏離社會利益，導致政府失靈。委托代理理論假設選民以投票的形式參與政治決策過程，強調選民對政府行為制約的必要性和方式。政府的公共政策，即使不是由全體公民直接選擇，也是由人民選出的代表決定的。為了連任，這些代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選民意願的約束。但在現實中，選民的“搭便車”行為導致公共政策偏離社會利益。
第三，多重委托代理約束無效。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是多重的。壹種是作為委托人的公民及其代理機構(立法機關)與作為公民及其代理機構代理人的政府行政系統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二是作為委托人的政府行政系統與作為代理人的具體各級政府組織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三重是作為委托人的各級政府組織與作為代理人的政府組織工作人員之間的特定委托代理關系。根據組織管理中的權責對等原則，憲政體制壹般同時規定對政府權力的限制。各級政府(代理人)以維護公眾利益即人民利益(委托人利益)為目的，但“多重委托代理”的弊端導致對代理人的約束形同虛設。究其原因，壹是政府作為公共產品的唯壹提供者，處於壟斷地位，缺乏競爭壓力，民眾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沒有決策權；第二，委托代理模式的民意傳遞經過代理人的過濾會造成民意流失，因為代理人的價值取向和偏好可能會偏離民意；第三，在代理活動中，代理人在尋求最有利的行為和規則，如故意使決策程序復雜化和模糊化，減少責任，降低職業風險；第四，理性和不知情的選民對特殊利益沒有限制。對代理人監督的薄弱和高成本，加上監督信息的不對稱，使得民眾難以獲得政府和官員的真實信息，選民對政府和官員的監督形同虛設。這些因素使得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缺乏有效的良性互動，使得監管流於形式，導致政府失靈。
第四，現有民主決策制度的缺陷。直接民主存在的問題包括循環投票或投票悖論以及偏好顯示是否真實。間接民主的內在問題是，民選代表由於其“經濟人”特征，往往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選民或公眾利益的最大化，但選民很難對其進行有效監督。現有的表決規則或表決方式主要有壹致通過和過半數，但壹致同意原則的決策成本過高，容易延誤決策時機。更嚴重的是，“全票制將在討價還價和敲詐中占上風，並拖延達成任何實質性決議”。多數原則不可能是完全民主的，有可能是多數人強加給少數人的。[4]當代經濟學家德姆塞茨指出，試圖用完美的政府取代不完美的市場是荒謬的。政府失靈至少和市場失靈壹樣嚴重。[1]
(二)公共政策執行的低效率造成了政策失靈。
政府機構制定的公共政策對經濟的調節，並沒有使社會資源得到更好的配置，或者為資源配置的改善所付出的實際成本過高，造成資源的浪費，效率和社會福利的損失。
第壹，從成本收益的角度來看，只有當政府幹預的收益超過其幹預成本時才需要幹預，否則公共政策就是無效率或無效的。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需要相當大的行政成本和與該政策相關的運行費用，社會中的某壹階層或某壹部分人必然會為此付出成本或代價。
因為政府處於壟斷地位，其收入來源於企業和居民提供的稅收，支出是公共支出。運營成本和收益是分離的，沒有像企業那樣的預算硬約束，使得政府沒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動力。大多數政府幹預活動不計算成本，往往使用太多的資源。即使計算出成本，也很難做到準確。在幹預收益方面，政府作為壟斷組織所提供的服務往往具有壟斷性和獨特性，確定和評價政府機構的績效標準、衡量壹些政府產品的質量和數量以及對政府進行有效監督都非常困難。此外，當政府活動不成功時，缺乏終止這種活動的可靠機制。政府幹預的壟斷性和排他性往往導致幹預活動的無效率甚至無效。
第二，公共產品市場是完全壟斷的市場，缺乏競爭導致的低效率往往使政府的幹預和規制行為滯後，失去機會，導致政府失靈。在非競爭性市場條件下，兩個政府或兩個職能相同的政府部門不可能同時活躍。政府部門往往隨意擴大職能，濫用政府權力，過度幹預，導致政府行為效率低下。同樣，不同政府部門提供的公共服務是單壹的、壟斷的，部門之間沒有競爭壓力，壹個部門效率的提高不會刺激其他部門。為了避免犯錯，明智的官員故意把決策過程復雜化。只要符合程序，壹旦出現失誤，責任不在個人。表面上是官員集體承擔，實質上是社會承擔，沒必要追求高效率。
第三，從公共政策的供給和需求來看，幹預的供給大於幹預的需求，導致公共政策的無效率或無效。壹方面，在市場機制下，經濟主體要想獲得壹定的收益就必須付出壹定的成本，收益和負擔是結合在壹起的。但是在政府的幹預下，受益者和負擔者是分離的。受益者可能是全社會，也可能是特定集體。他們不需要考慮誰是支付者，所以受益者有極大的熱情，為發起、支持和擴大壹個特定的低效項目或政策做出政治上有效的努力。這種熱情遠大於支付者反對這個項目或政策的動機，結果可能造成政府過度而持久的幹預。[5]另壹方面，政府官員和政府本身的利益使得政府本身具有不斷擴張和膨脹的性質。根據公共選擇理論，官僚機構和立法機構都追求預算的最大化，它們與利益集團形成“鐵三角”，導致政府預算不斷膨脹。龐大且不斷膨脹的政府機構層級多，冗員過多，人浮於事，導致公共產品供給效率低下。隨著公共產品需求的增加，容易導致政府幹預職能的擴大和加強，機構和人員的增長。由於缺乏競爭對手，可能導致政府部門過度投資，導致預算規模和財政赤字不斷增加，成為政府幹預的昂貴成本。當政策運行的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大於政策實施帶來的收益時，就會導致政策失敗。此外，政府幹預越多，官員追求自身利益的機會就越多。這在壹定程度上鼓勵了政府部門提供超出社會資源優化配置所需量的公共產品，造成政府過度幹預，資源浪費呈上升趨勢。
第四，對政府和官員缺乏嚴格科學的制約、監督和考核機制。從理論上講，政府和官員必須服從人民的監督，才能保證政府部門的效率，有效地為人民服務。但在現實中，由於多重委托代理制度和信息不完全的缺陷，這種監督是有限的，甚至是無效的。因為選民所知道的信息是被監督人提供的，監督人對被監督人的工作知之甚少，結果監督人就可能被被監督人操縱，從而實現被監督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策。比如，中國政府官員的升降是基於上級的任命制，導致極少數官員只對上級(往往是上級個人而不是上級集體)負責，不對下級負責。政府官員的工作不受責任制的約束，對其工作條件和工作成績缺乏公正合理的考核評價標準，導致少數官員欺上瞞下，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義。在政府組織體系存在各種缺陷和問題的情況下，勢必導致政府做出不合理、錯誤的決策，或者即使做出了正確的決策，也無法得到有效的貫徹和執行，必然導致社會經濟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社會福利降低、經濟發展不平衡。[1]
(三)公共政策本身的不確定性導致的幹預失敗
第壹，政策滯後導致的市場失靈。從公共政策的制定到政府的行動，有壹個認識、決策和行動的時間，這個時間受到政府的遠見、行動的決心和決策效率的影響。政策出臺後對政策目標的影響需要壹定的時間，受客觀環境和條件的影響存在傳導滯後。並且從經濟個體行為的變化到整個社會宏觀經濟變量的變化需要壹個過程，即有效時滯。同時，根據執行情況調整政策需要壹些信息，相關統計數據需要壹段時間才能提供，存在數據滯後性；政策需要壹定的時間對數據進行整理、分析和判斷，導致識別時滯。[6]市場經濟的運行有其內在的規律性和周期性，政府政策的滯後增加了市場運行中的不確定性，導致經濟不規則波動，加劇經濟動蕩，浪費資源。政策時滯的存在使得政策很容易在不合適的時間發揮不合適的作用，甚至有人認為政策時滯的存在使得政策不可靠。
二是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導致的公共政策失靈。正確的決策必須基於充分可靠的信息。現代市場經濟活動復雜多變，增加了政府掌握和處理信息的難度。而且，獲取決策信息總是需要付出壹定甚至高昂的成本，無論是選民還是政治家所獲得的信息都不可能是完整的。同時，信息不對稱也來源於信息主導方對信息的壟斷。交易中妳掌握的信息越多，對妳越有利，信息的主導方為了獲得最大的經濟利益，會隱藏信息或者提供虛假信息。政府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幹預是壹個非常廣泛和復雜的決策過程。壹方面，有限理性導致政府的幹預和調控能力有限，政府官員不是全知全能的，也有壹些人類才有的弱點，比如知識和經驗不足，計算能力和決策能力有限；另壹方面，大部分公共政策是在信息不完全甚至扭曲的情況下制定的，決策不可能是最優的甚至是錯誤的，這就導致了政府幹預市場的盲目性和滯後性，使得經濟資源的配置不是最優的，導致政府失靈。
第三，政府公信力的缺失降低了公共政策執行的效率。公信力是公共政策的基礎和靈魂。政府公信力是復雜風險市場環境中的壹種決定性力量，有助於降低風險，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政府公信力被質疑有客觀原因。許多政府行為的後果極其復雜，難以預測和控制。彌補市場缺陷的措施可能會產生不可預測的副作用，使公共政策受到懷疑，比如理性預期導致的幹預政策變得無效甚至是幫助。政策制定、執行、效果的過程，其實就是壹個博弈的過程。市場參與者會理性預期政策，並對可能損害自身利益的政策采取防範措施，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將降低或失效公共政策的效率。然而，政府公信力的降低主要是由主觀因素造成的，如反復無常的變化、尋租、與民爭利、缺乏民主、無法依法行政、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和效率低下等，使得公眾的公共政策不可靠，阻礙了公眾與政府的合作效率，增加了整個社會的交易成本，導致政府公共政策的低效率。[1]
(四)尋租導致的政府失靈。
壟斷導致尋租，尋租導致腐敗。政府利用壟斷性的行政權力和法律手段幹預市場，獲利者願意以較低的賄賂成本獲得較高的回報和超額利潤。在尋租活動中，政府並不是壹個被利用的被動角色，麥克切斯尼提出了“政治租金創造”和“租金退出”的問題。前者是指政府官員利用行政幹預增加民營企業的利潤，人為制造租金並誘導民營企業行賄作為獲取這種租金的條件。後者是指政府官員故意提出壹個會損害民營企業利益的政策作為威脅，迫使民營企業放棄壹部分既得利益，與政府官員分享。在壟斷競爭中，有些積極分子致力於實施某種限制——尋租，有些積極分子致力於反對實施這種限制——避租。尋租、設租和避租活動不僅耗盡了人們的才能，而且給社會中的其他人強加了成本，從而阻礙了經濟發展。壟斷造成壹個重大損失，對壟斷權的競爭造成另壹個重大損失。非生產性尋租使個人收入最大化，但卻浪費社會資源，導致政府官員行為扭曲。政府官員為了特殊利益而爭權奪利，破壞了公平競爭秩序，導致整體經濟效率、政府效率和社會福利的損失，最終導致政府的失敗。
總之，由於政府自身的局限性和外部因素，政府在糾正市場失靈時造成了效率和福利損失。用沃爾夫的話來說，在市場中的“看不見的手”無法將私人的不良行為轉化為符合公共利益的行為的地方，可能很難構造出“看得見的手”來完成這壹任務。
政府在調控經濟過程中的固有缺陷導致了“政府失靈”
首先，政府的組織結構不利於信息的傳遞，造成“政府失靈”政府的機構設置是壹個“金字塔”結構，以適應“壹個政府壹扇門”和領導責任制的組織原則。然而，正是這種結構嚴重阻礙了經濟運行中各種信息的及時傳遞和政府命令的及時下達。在市場運行中，各種信息瞬息萬變。在對市場進行宏觀調控的過程中，政府必須掌握及時準確的信息，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而市場上的各種信息，經過各級機關的審批，最終提交給決策者，需要很長的時間。此時，在復雜多變的市場環境中，信息的準確性已經大大降低；同時，政府決策者需要壹個復雜的程序，通過各級機構將自己的決策落實到經濟運行的問題上。“自上而下的決策信息傳遞渠道使壹項政策不能及時發揮作用。[7-8]
第二，政府的“超然”地位使其失去了經濟調控的有效性，從而導致“政府失靈”。政府的宏觀調控過程是以市場為基礎的。它不直接深入市場控制混亂的環節，而是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福利政策和再分配政策間接控制整個國民經濟。通過政策的持久效應和各種外部障礙的消除，將促使國民經濟走向正常。但政府很難把握調控的力度和程度，調控的時機。往往存在監管權力過大或過小的問題，影響經濟發展。同時，由於政府獨立於市場，不直接參與經濟運行，其對經濟運行的敏感性也會相應減弱，不利於政府及時發現問題。這就決定了政府很難提供有效的、前瞻性的引導，所以政府的調控多是事後的，造成了極大的資源浪費，增加了調控的難度。同時，也增加了政府公共政策失敗的可能性。“決策規則的缺陷，加上信息的不完全，導致政府幹預市場經濟的活動是無效的。[8-9]
第三，政府的行政性成為“政府失靈”的內在原因。政府屬於行政組織，而不是純粹的經濟組織。其活動原則和組織結構必須滿足處理大量行政事務的需要，而不僅僅是經濟調節的功能。這種行政作風必然會滲透到政府的經濟管理活動中，如行政審批效率低下、日常工作缺乏靈活性、處理問題時層層請示的制度等。這些工作方法是在日常行政事務中逐漸形成的，但與經濟活動高效及時的要求相違背。在經濟管理中，政府機構的這種工作方式容易導致低效、滯後等壹系列問題，使政府的調控行為失去時效性。另外，雖然各國都把經濟管理作為政府的壹項重要職能，其重要性也在不斷提高，但政府不可能把全部精力和財力都集中在經濟管理上。相對於經濟運行的可持續性，每壹次調控行動必然是短期的、間接的。因此，政府主要關心的是調控的即時效果，而沒有精力去評估調控的長期和隱性效果。直到某項政策的負面影響開始發揮作用，政府才會反思其最初的正確性。這也成為“政府失靈”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