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專制主義時代，國王曾是權力中心，但光榮革命後失去了實權，在19世紀中葉成為“虛擬國王”。英國王位保留至今的基本原因是君主不再行使實權。從理論上講，國王仍然具有立法職能，議會法案必須得到國王的批準，國王擁有否決權。但實際上，自1708以來，國王從未行使過這壹權力。只要所有法案都送到國王那裏，國王肯定會批準的。現在作為議會的組成部分，國王的實際作用只是主持議會開幕式，宣讀政府施政報告。
上院又稱“貴族院”，由貴族組成。貴族的特點是遺傳，他們有進入上院的天然權利。光榮革命後，皇權衰落，上院成為權力中心，貴族統治全國。但從19世紀開始，英國向民主化轉變，貴族的權力日益削弱，而下院的權力日益增強。但是，上院仍然可以控制下院，它可以否決下院的法案，首相和大臣往往由貴族任命。到了20世紀，人們無法接受這種情況。他們認為上院不符合民主潮流，所以需要改革。這樣，英國在1911和1949兩次頒布了議會法案，以減少上院的權力。從那以後，上院的權威就耗盡了。現在如果壹個議案在下院連續三次通過，而且時間在壹年之內，上院不能否決，會直接送到國王那裏簽字。
與此同時，上院的構成也發生了變化，壹批“終身貴族”進入上院，淡化了上院的世襲性質。“終身貴族”不能世襲，政府在黨內權貴、名人中提拔，為政黨政治服務。現在上院有65438+萬多人，大部分是“終身貴族”，世襲貴族只剩下四五百人。1999出現了新情況。世襲貴族不再自動獲得選舉權。他們需要坐下來投票，選出92名“投票貴族”和“終身貴族”壹起投票，形成上院的投票意見。於是，世襲貴族的權力再次被削弱。
第二，下議院的選舉
20世紀以後，下議院是權力中心，集中了國家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英國不是“三權分立”，而是“議會制”國家，意思是:“三權”不分離，權力集中在議會；在20世紀，權力集中在下議院。
下議院是選舉產生的。在大選中，選民投票選出議員，然後由壹個擁有多數席位的政黨或政黨聯盟組成政府，治理和領導國家。這就是當代英國的“民主”。這個體系最終形成的時間很晚，直到20世紀20年代才基本完成，至今不到100年。但在西方國家，這已經很早了，早於法國、德國和美國；其中，美國完成民主化轉型最晚，直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黑人獲得選舉權，民主化進程才告壹段落。
從理論上講，英國下議院的選舉制度看起來“很完美”。根據規定，所有18歲的英國公民，不分種族、性別、財富、職業，都有權利選舉下議院議員。選舉實行壹人壹票，無記名投票。因此，從形式上看，下議院選舉表達了平等、普遍、公正的原則，全體公民都參與了國家的政治進程，體現了民主的特點。
但是，理論和實踐會脫節，英國大選就是壹個極好的案例。民主要求少數服從多數，也正是在這壹點上，形式與事實脫鉤。問題出在操作過程中。選舉采用單壹選區制。根據這壹制度，英國被劃分為600多個選區，每個選區選舉壹名議員，這些人組成下議院。理論上，任何符合法律要求的人都可以參加選舉。但是，如果幾個候選人同時在壹個選區競選，選舉結果如何決定？英國采用“先發制人”的方法，即得票多的人當選。但“得票多”並不意味著壹定要過半，而只是比其他候選人多。假設壹個選民總數為100人的選區有5名候選人，投票結果為:候選人A獲得20票，候選人B獲得20票，候選人C獲得20票，候選人D獲得21票，候選人E獲得19票。當然，這也是壹種“多數選舉”，但不是“少數服從多數”。這種選舉方式最大的好處就是簡單方便，壹票就產生結果，不會出現不投票的重復投票；而且全國大選壹般會產生壹個“多數黨”，這個黨組成的政府壹般地位穩定，不像其他西方國家中小黨多，席位分散，很難產生穩定的政府。
盡管有這些優勢，“領袖獲勝”違背了民主制度的基本要求，即少數服從多數。在上面的例子中，我們看到多數服從少數。當選的候選人在100名選民中只得到21票，79名選民不支持他，但他以“多數”的名義當選，並聲稱代表多數人的意誌。如果這種情況只發生在壹個選區，問題不大；但是，如果在壹次全國選舉中，大量選區出現同樣的情況，那就麻煩大了，因為這些沒有獲得所在選區多數選票的獲勝者組成了議會，議會中組成了政府，政府自詡“多數”，聲稱代表大多數人民。但是，這個“多數”政府只是由少數人選舉出來的，是“少數”政府。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已經完全被歪曲了。
這種情況在英國是眾所周知的——學者、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都知道，政治家也明白，也有壹些聰明人看到了，但更多的人不知道，以為“民主”的原則已經完美地實現了。事實上，從1945到現在，除了壹兩次，沒有壹屆政府的得票率超過50%，大多數情況下只有40%甚至30%，他們仍然組成“多數黨”政府。有時會出現這種情況:壹個政黨獲得更多的選票，但在議會中的席位較少；得票少的政黨組成政府。比如在2月份的大選中，1974，保守黨獲得了37.9%的選票，比工黨多了0.8個百分點，但比工黨少了4個席位，所以工黨組成了“多數”政府。之所以這樣，是因為“領導贏了”。工黨雖然得票少，但在更多選區比其他候選人得票多，所以“遙遙領先”。保守黨贏得了更多選民的支持，但在很多選區無法“領先”，不得不成為“少數派政黨”。類似的情況在20世紀時有發生。
還有壹個因素極大地影響了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那就是投票率。1979年，撒切爾夫人以43.9%的得票率當選，當年的投票率為76%，也就是說她只獲得了全體選民的33.3%(約1/3)的支持。這個比例已經很高了，大部分選舉結果都達不到這個數字。因此，英國的選舉制度表面上看似“完美”，但實際上卻背離了“民主原則”，英國政府往往以“少數”為基礎。我們理解英國的選舉制度，不能只停留在文字上，要看它的實際效果——聽起來很完美的東西，在實踐中會走樣。
第三，政黨政治
“多數黨”通過大選形成，多數黨組成政府。現代英國的政治運作完全建立在大選的基礎上。沒有大選，英國的政治機器將無法運轉。但是候選人是怎麽產生的呢？理論上，任何人都可以競選下院的席位。但這種情況在18世紀仍有可能發生，在19世紀中期以後因為政黨政治會越來越不可能。現代英國選舉是政黨選舉，政黨在選舉中起著最重要的作用。任何參加競選的人都必須得到壹個政黨的支持。沒有政黨的支持，“選舉”只是壹個笑話。現代政黨制度的基本要素是政黨提出候選人，運用各種技巧確保當選議員，在大選中獲得“多數”並組建政府，以達到掌權的目的。所以，第壹步是推薦人選。
20世紀以後，幾乎沒有人能作為獨立候選人當選。原因很簡單:選舉需要復雜的政治技巧，大量的組織工作，輿論宣傳，群眾動員等。，而且有無數的行為和安排在說話部位運作，有看得見的，也有看不見的，有能說的，也有不能說的；要挨家挨戶拉票，要集資，要打廣告，要上電視，要安排演講，要組織宴會，要舉行群眾集會。這些事情都需要壹個團隊來運作，而這個團隊就是政黨，組織者就是黨的地方組織。每個選區都有地方黨組織，選舉工作在幕後進行。所以，候選人如果真的想當選，就必須依靠政黨，這是政黨政治的關鍵。
所以，所有的候選人都必須由政黨提名，任何政黨都不會提名不屬於自己、不接受黨的主張、與黨疏遠的人。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因此，除了因為“領袖獲勝”而在操作上偏離“少數服從多數”之外，由於推薦候選人的政黨的地方組織僅由少數人組成，“多數”更要服從“少數”。選民沒有選擇的自主權，只能被動接受，從不同政黨中挑出壹個候選人，或者根本不投票。在20世紀，各大政黨在社會基礎和理論綱領上的差距壹般都很小，投票也不過是為了從不同的政黨中選出壹個更討喜的大禮包。
四。政府運作
當壹個政黨在大選中獲得“多數”，組成政府，其領導人成為總理，該黨就成為執政黨。政府必須得到議會(實際上是下院)大多數人的支持才能執政。壹旦失去多數，它就會下臺。所以政黨政治有壹個前提，就是牢牢控制議會多數。如前所述，大多數議員必須屬於執政黨。他們在這個黨的支持和幫助下贏得了選舉，所以他們必須接受黨的領導，服從黨的指揮，為黨服務。該黨對議員的控制非常嚴格，執政黨和在野黨都對自己的議員有嚴格的紀律約束。這對執政黨來說尤為重要，因為這關系到該黨能否執政，能否維持議會多數。壹旦議員不服從領導，就可能導致該黨失去議會多數席位而下臺。
為了執行黨的紀律，英國所有政黨在議會中都有黨團，黨團有“黨監”，負責執行紀律，控制自己的成員。英文單詞“whip”字面翻譯為“鞭”，所以“鞭”就是“鞭”的意思。壹旦出現不服從和違反紀律的情況，黨會對有關成員進行懲罰，嚴重的會被開除黨籍，這意味著成員的政治生命可能就此結束，因為沒有政黨就沒有辦法競選公職。所以每當遇到重大問題，特別是兩黨分歧嚴重時，各黨的黨監都會在投票前告知黨的立場，要求黨員按照黨的指示投票。有時，住院的議員被擡上擔架去投票。
這就引出了另壹個原則問題:從理論上講，議會民主需要議會制定法律，政府負責執行。議會是選舉產生的，政府只是執行機構。但在運作過程中，這個原則被顛倒了，因為大選產生了“多數黨”，控制了下院的多數席位，組成了政府。政府可以在下議院提出任何法案，並要求其成員服從該黨的指示，以確保法案在下議院獲得通過。上議院在20世紀失去了真正的權力。因此，只要議案在下院通過，就成為國家的法律，政府必須執行。於是事情就變得很有意思了:法案由政府制定，拿到議會，變成政府需要的法律，然後自己實施。在這個過程中，政黨是關鍵，這就是所謂政黨政治的含義。但是經過這麽復雜的操作，最後的結果變成了:政府不服從議會，議會服從政府，議會民主的另壹個原則被推翻了。
政府的核心人物是首相。首相既是執政黨的領袖，又是政府首腦，因此掌握著權力，是政治運作的關鍵人物。20世紀中葉以後，宰相的地位越來越突出。英國有句話:專制時期，政府是國王的政府；光榮革命後，政府是議會政府；20世紀的政府變成了首相的政府——這就是當代英國政治的寫照。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不應該只看怎麽說，更應該看怎麽做。操作比言語更重要。只有了解實際操作過程，才能有真正深刻的理解。
(作者: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英國史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