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制度和征收制度起源於西漢，主要為東漢所用。九品鄭智源於三國時的曹魏，主要用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科舉制度起源於隋唐，主要用於宋、元、明、清。
在這四種選官方式中，選官的方法差異較大，以推薦為主，考試為輔，或者由地方官在其轄區內隨時考察。如果在農村遇到口碑好的人才，可以推薦給中央，然後被推薦的人可以參加北京定期舉行的考試。最後，法院會根據他們的考試條件錄用他們。
或者被官員或郡縣罷免。試通過後，官員或郡縣會以其政績向朝廷推薦，通過後即可為官。或者中央派中央官員到各地考察，根據其個人品行和家庭出身確定等級，然後以等級的形式上報中央，之後朝廷再根據其派出官員所定的等級選拔官員。
而科舉制度則完全不同於科舉制度、征調制度、九品中正制度。不需要任何人的推薦，比如官員或者縣令，也不看人品或者家庭背景。只要考生認為自己有足夠的知識通過考試，就可以自行報名參加正式選拔考試。通過考試後，他可以成為壹名官員。
也就是說，在隋唐以前，他要想實現“朝夕侍奉田舍郎”的目標，必須滿足壹個條件，即有顯赫的家世。科舉制度、征調制度、九品鄭智制度無壹例外都需要大臣或大臣的推薦。沒有他們的推薦，除非妳有崇高的聲譽，否則就算妳有能力，也入不了九五的法眼，那是廟堂之上。
回過頭來看，在科舉制度和九品鄭智制度盛行的時候，舉薦權被壹些別有用心的人所控制，最終導致了“養學者而不知書；查孝廉，父親分居，“上品無貧，下品無士紳”就是這樣壹個讓人忍俊不禁的情況。
所以在隋唐以前，做官從來都不是窮人家的孩子能指望的。雖然在秦漢至南北朝的八百年間，貧寒子弟如匡衡、蔡儀等以“少家貧”走上官位的，都是更有權勢、有背景的子弟如公孫賀、莊、田粉等。可以說，在隋唐以前，做官永遠是權貴子弟的特權，他們控制著朝廷所有的重要職位，壹代壹代延續下去。
但隨著科舉制度的誕生，做官不再是權貴子弟的特權，而是成為了天下所有學子都可以觸碰的權力，從此窮人也可以出身。借助科舉制度的公平競爭、分科考試、擇優錄取等特點，只要他勤奮努力、學識淵博，不管他多窮，只要他身家清白、不是朝廷禁止參加科研的人群，就可以直接報名參加科舉考試，只要能通過科舉考試，就有機會做官。
科舉制度自誕生以來，就受到歷代統治者的青睞，成為朝廷選拔官員的最主要方式。它之所以受到歷代統治者的歡迎，主要是因為它可以維護現任統治者對世界的統治。
首先，利用科舉制度，即根據知識來決定是否任用，中央政府可以削弱那些貴族家庭對朝廷的控制。最初，政府通過察舉、征辟和九品鐘政來選拔官員，這些選拔基本上都需要上述官員的推薦。只有當他們推薦時，政府才能任命他們為官員。
所以，這種選官形式會造成壹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因為他們能做官，大部分都是靠那些推薦他們的大臣、縣令，所以要麽是因為感恩，要麽是因為感恩，他們很容易和推薦他們做官的官員勾結，甚至形成壹個黨派，反對朝廷。同時，舉薦權掌握在官員手中，相當於把朝廷官員的選拔任用權交給了他們，容易使皇帝失去對朝廷的控制。這樣，這些官員選拔制度在本質上是不利於中央集權統治的。
但是隨著科舉制度的出現，這些問題得到了很大的遏制。皇帝直接控制官員的選拔和任用，使那些學者成為“皇帝的孩子”。這樣，除了少數有“野心”的官員，大部分官員只會對皇帝心存感激，只會對君主忠誠，不會對其他人忠誠，這樣君主就可以加強中央集權統治。
同時，利用科舉選官的特點，皇帝還可以通過考試的內容來控制天下學子的“心智”，只取充滿忠君愛國思想的儒家經典來選官，可以使封建大壹統、君權神授等儒家思想深入人心， 從而逐漸控制天下的學生，使他們只能服從現任統治者的統治，願意被現任統治者驅使。
另外，最重要的是，因為科舉選官的標準是“壹切取決於文成的前途”，所以不管怎麽讀，唯才是舉。沒有才華，就算家世顯赫，妳在朝中做官的機會也不多。但貴族家庭如果不成功，往往會“三代同堂”，迅速衰落。如此壹來，壹個無法持續百年的貴族家族，將永遠無法對中央朝廷構成任何威脅，也永遠無法復制東晉貴族家族壓制皇權、統治天下的“壯舉”。
同時，隋唐之所以舉行科舉考試，根本原因是隋唐皇帝希望利用科舉考試來制約宗室對國家最高軍政的控制，從而讓更多的庶民子弟進入朝廷，從而抗衡宗室的存在，以保證皇權的絕對安全和穩定。隋唐以後，雖然世家大族已經衰落，皇權開始占據統治地位，但仍然受到盤根錯節的豪紳的威脅。他們是反對皇權的朋友，甚至威脅皇權。所以之後的皇帝還是需要借助科舉讓更多沒有下屬勢力，沒有清白背景的普通人的子女進入官場，以此來幫助自己對付這些士紳。
這樣看來，正是因為科舉非常有利於在位者對天下的統治。因此，自隋唐以來，科舉考試壹直為歷代統治者所延續，成為1200多年來選拔官員的最主要方式。
當然，無論什麽樣的制度，只要有人的幹預，就必然有衰落的壹天。當它不再適應社會發展時，自然會被時代所拋棄。雖然科舉在封建時代為當代起到了很大的治理天下、穩定天下的作用，但最終，它還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光緒三十壹年(1905)，隨著清廷的上諭:“從丙午(1906)開始，停止壹切鄉考、普考，即停止各省的年考、普考。
但不管科舉是否存在，客觀來說，科舉制度能延續千年以上，必然是有道理的。對於封建時代的中國來說，它有其積極的影響，也有其消極的影響。
那麽，科舉制度對中國封建時代的積極影響是什麽？負面影響在哪裏？
首先是正面影響。
科舉制度最積極的影響，無疑是創造了壹種公平的選官方式，即通過以能力為基礎的考試來選拔人才，從而讓底層精英有機會與上層權貴公平競爭，從而流向上層社會。
自從科舉產生以後，選官就不再以家世為標準，而是以學識為標準。只要妳有才華，就有機會走出去，進入階段。相反，如果妳沒有才華，即使妳是公職人員的兒子，妳也不會有太多的機會出相入相。俗話說:“好書生是庶人之子，壞書生是庶人之子。”只要妳有才華，哪怕壹貧如洗也可以成為壹介平民，但如果妳無能，哪怕是壹介平民的兒子，也只能是壹介平民。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在那個封建時代，有權的人總是有權的。只要權力存在，任何制度，無論多麽完善，有時都會受到權力的影響，“科舉制度”也不例外。自科舉考試出現以來，歷代史書中記載科舉作弊的情況屢見不鮮。然而，盡管歷代科舉考試中存在“以權謀私”、“以權謀私”等情況，但我們不能否認，歷代最高統治者都在努力讓科舉考試更加公平。
都希望科舉能做到“科舉面前人人平等”。為此，這些最高統治者制定了壹系列防止科舉作弊的制度，如防止考官協助考生作弊的“鎖院”制度；防止主考、副主考、監考等科舉考試人員幫助子女、親屬作弊的“回避”制度；為防止權貴利用手中權力為子女謀取私利，設置了“官民子女分冊錄取”制度；為了防止考官與地主勾結，幫助子女作弊，都設置了“糊名”制度等等，以保證科舉考試的公平公正。
正如於先生所言:“科舉制度的最大好處在於，它從根本上打破了富紳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國家行政機構的構成向盡可能大的社會開放。科舉制度表現出這樣壹種熱情:這片土地上所有的人才都有晉升的可能，哪怕是老的晚的，只要能趕上考試，總會給妳留著機會。可以說，在當時的封建環境下，科舉是為天下選官最公平的制度，無可替代。
再者，科舉的另壹個積極影響是，它可以不斷為朝廷註入更多的新鮮血液，從而提高中央朝廷對天下的管理效率。
自隋唐以來，每次宮廷考試後，朝廷已能取得100多名進士。雖然這些進士中可能有少數是鉆空子弄虛作假考上的，但大部分都是從千軍萬馬中殺出來的精英，真的是萬裏挑壹。從歷代有所作為的官員幾乎都是從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的學生，如迪徐人傑、歐陽修、王安石、於謙、王陽明、林則徐、李鴻章等來看，科舉考試確實為朝廷選拔了不少有真才實學的官員。
想想看，隨著這些有才能的官員的不斷加入，這無疑會提高朝廷對天下的管理效率，也增強了政府地方法令的執行能力。畢竟在這個時候，這些新畢業的大學生大多是三四十歲的青壯年。他們既不缺經驗，也不缺能力和精力，也是精力、能力和經驗達到頂峰的時刻。
而且有了他們的參與，不僅可以填補全國各地的空缺，還可以加強朝廷對天下的控制。同時，經過多年的歷練，他們也可以代替那些六七十歲、垂危、雙目失明的老官員。這樣，隨著成熟官員陸續更換年長官員，借助成熟官員的旺盛精力，朝廷達成的政策自然可以更快更高效地在全國推行，這無疑會加強中央朝廷對天下的統治。
其次，科舉的出現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那就是促進了封建時代教育和文化事業的發展。隋唐以來，官員都是通過科舉選拔的，不分出身或家世，而科舉是以考情為標準的，即知識決定誰能做官。於是，越來越多想在嶽龍門考科舉、做官的人都去讀書了，走上了“學而優”的道路。
以明清兩代為例。在明朝，有多達9000名學生在南京國子監學習。在清朝，政府、州縣學校的學生人數加起來超過壹百萬。因此，當時為了滿足這些數量龐大的讀書人的需求，政府和民間開設了大量的書院和私塾供他們讀書。同時，隨著讀者數量的增加，對與之配套的書籍的需求也在增加，於是經典、歷史、哲人、集子等書籍也大量印刷，廣為流傳。
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學之所以如此繁榮，能夠影響眾多周邊國家，讓中華文明稱霸東方壹千多年，絕對離不開科舉考試。正是因為讀書可以給妳做官的機會，所以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讀書人的行列，隨著讀書人的增多，他們的文學自然也就繁榮起來了。這時中國善於治國安邦的著名大臣、名人、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教育家、科學家、詩人，如張謇之、寇準、司馬光、範仲淹、、蘇軾、蘇轍、沈括、徐光啟等，都出自科舉。
首先，實事求是地說，科舉制度在封建時代沒有負面影響。對於上層統治者來說，不僅可以幫助他們穩定天下的統治，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還可以幫助他們穩定皇權，讓皇權淩駕於朝廷之上。對於底層民眾來說，終於給了他們壹個和權貴子弟公平競爭的機會。這個時候，當官對他們來說已經不是幻想，而是可以觸摸到的東西。科舉制度對他們來說可以說是最快的上層社會的途徑。
由此可見，在封建時代，科舉制度對皇帝和底層民眾都大有裨益。而如果壹定要說它的壞處，恐怕就是針對那些達官貴人了。平民大量湧入朝廷，必然會擠壓朝廷權貴的地位，從而損害他們的政治利益。不過，說實話，損害權貴利益對人民來說不是壞事，但還是好事。如果他們的利益不受損害，窮孩子怎麽翻身？
當然，從現代的角度來看，科舉制度有其負面影響。首先，對於中國來說，科舉制度最大的負面影響就是阻礙了古代科技的發展，嚴重禁錮了人們的創新思想。要知道，科舉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在位者穩固自己對天下的統治，所以壹切都是朝著有利於在位者的方向發展的。當時的在任者顯然不會讓對自己不忠的士人通過科舉入仕。因此，為了防止對自己不忠的士人坐上科舉，進而對自己不利，科舉考試的內容受到限制，其內容多為儒家忠君愛國的說法。
這樣壹來，當時壹個讀書人要想做官，就不得不，也只能學會“連利害者也”這壹套說法。試想，在這種只教讀書人忠君愛國，卻不教讀書人如何治國，如何關心黎民疾苦的儒家雞湯的影響下，有幾個考上的讀書人會真正關心黎民的生死？當然，不可否認還是有的，比如包拯、於謙、張、海瑞等。，他們都有能力統治世界。當然，這只是少數，不是多數。
但是大多數不知道人民疾苦的學者根本不關心國家應該如何治理。在他們的心目中，只知道“不聽窗外事，只看聖賢書”，因為只要看懂了，理解了那些儒家經典，就能得到所有的名利。而且，在不在乎人才，只在乎是否忠君的上層統治者的刻意縱容下，這些讀書人早就忘記了“修身、救國、濟民”的初衷，只知道“富貴、忠君”。
到了隋唐，科舉剛出現的時候，還有明靜(經學)、法明(法學)、子明(寫作)、舒鳴(算術)等實用科目，但到了明清，只剩下進士了，考試內容也從隋唐時期的強調時間策略，變成了強調詩詞賦，忽略時間策略。這壹次，明清皇帝為了徹底控制士人的思想，真的把他們降格為壹個只知忠君不知忠世的迂腐大臣。它們是“八股文”。
“由於命題範圍狹窄，讀書人琢磨試題，讀文選，模仿模仿，但不看書本，學不到什麽新東西。”因為科舉考試的內容被明清皇帝限定在“四書五經”之內，而這些書大多只講如何忠於君主，沒有講如何治國。所以雖然對皇帝有利，但對天下確實有害，只會讓。
可以說，明清兩代，科舉只註重忠君教育，而不註重實學教育。結果是全世界的學者都只研究四書五經，研究詩詞歌賦，反過來抑制了中國古代自然科學技術的發展。於是，曾經創造了“四大發明”的輝煌文明不言而喻，沒有新技術誕生。再加上明清兩代奉行“閉關鎖國”的國策，壹度占據主導地位。
誠如顧所言，“八股如焚書，腐化人才不止困鹹陽郊。”可以說，明清科舉對中國的傷害確實很大，只會讓中國越來越落後，沒有任何其他好處。
但是，誠然，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待這些科舉，確實存在很多問題，比如束縛了民眾的思想，束縛了中國的發展。但是，我們要知道，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制度，科舉制度也不例外。如上所述，科舉可以存在壹千多年而不被廢除。它有存在的理由，因為在當時的環境下，它是唯壹對底層精英最公平的制度。
科舉制度的目的是給天下所有的讀書人壹個公平公正的選拔方法，讓天下所有的讀書人都有機會報效國家。所以系統本身沒有問題。如果使用者能夠公平公正地使用它，就能為國家提供源源不斷的有活力有才華的新鮮血液。有了這些新鮮血液的加入，整個國家肯定能健康穩定的發展。所以，正是因為科舉制度有這種作用，所以它的很多制度至今仍被現代社會所采用，比如考試制度、糊名制度、鎖名制度等等。從這壹點可以看出，科舉雖然有缺點，但也有優點。
總之，無論是在封建時代，還是在當代社會，面對中國這樣壹個人口基數巨大的國家，這種通過考試選拔人才的形式仍然是最適合中國的方式。不得不說，我們不應該盲目否定科舉制度。我們應該做的是深入了解它的優缺點，然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再正確地運用到各個領域。這是我們應該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