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美國商務部對華為的商務管制進壹步升級，從列入管制清單，到全面限制購買采用美國軟件和技術生產的半導體及其設備，遏制手段可謂“層層加碼”。
“我們無法理解美國持續打壓華為，能為這個世界帶來什麽？”華為輪值董事長郭平公開表示。
業內人士稱之為“攤牌”。
為什麽這麽說？
因為美國的打壓經歷了壹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最初是限制美國芯片廠商出貨給華為，之後是限制EDA軟件、操作系統，以及本國和盟友的IP廠商將相關產品賣給華為；最新的策略則是全世界凡是用到美國技術、產品和設備的半導體廠商，向華為提供產品和服務之前，都必須先向美國政府報備，經過批準後才能實施。
全球半導體領域，美國堪稱“地表最強”。無論是芯片設計和制造、EDA軟件，或是半導體制造設備等，都處在產業鏈的上遊，有極強的掌控力和話語權。自研也好，外購芯片元器件也好，目前華為都很難擺脫美國技術的影響。
因此，從上遊的EDA/IP、半導體設備/材料，到下遊的封裝測試，華為所需芯片在產業鏈條上的各個環節都遭到狙擊。
美國向華為“攤牌”，很大程度是因為華為象征著“中國 科技 企業巨頭”——這就像壹個牽著長長繩子的風向標，指示著中美貿易戰的嚴峻程度，繩子的壹頭就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手裏。
從近期來看，對華為的“釜底抽薪”，是美國的大環境所致。新冠病毒肺炎肆虐和競選壓力，是特朗普身上的兩個包袱。本次禁令正是特朗普“甩包袱”的策略，風向標的繩子自然被收緊。這也意味著2020 年中美國家層面的摩擦，不僅反映在“病毒來源”等層面，更會映射到 科技 行業之上。
從長期來看，這是美國踐行“新羅馬帝國”的組成部分。雖然大量文章都已經討論“大國博弈”的 歷史 原因和重要性，但鮮有人指出美國的帝國體系是由 科技 、金融和法律“三位壹體”支撐住的。二戰以來，美國通過大量國際法和國內法建構起全球金融帝國，而金融的虛擬價值是通過法律規則建構的，法規規則的執行是由 科技 加持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保證的。
科技 、金融和法律缺壹不可，***同組成了美國霸權的“閉環”。
因此，我們也不能孤立地去看待美國對華為的打壓，華為的處境是中美貿易戰的壹個顯影，而核心的“摩擦”還涵蓋了金融和法律，美國的“組合拳”相當豐富，“重量級”也高於中國， 當“三位壹體”***同施壓——供應鏈截斷、金融開放、知識產權清理，承受者的壓力是很大的；同時，發難者也要承擔“砸斷骨頭連著筋”的損失。
正因為發難者美國高呼“美國優先”，逼迫中國要為芯片企業自建“供應鏈”，在媒體上批判美國“脫鉤”、鼓勵中國“脫鉤”的人聲勢浩大。
這兩個“脫鉤”不能壹概而論，裏面有兩個值得註意的地方。
第壹個是，發達國家主動對欠發達國家“脫鉤”，是“脫鉤”這壹術語的新範疇。如果按照過去的學術語境，美國的做法應該叫“逆脫鉤”。
“脫鉤”來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依附理論”，指的是原殖民地或外圍國家在經歷了外部震動而與原宗主國（即中心國家）脫鉤之後，經濟上就能取得重大發展，其中的壹個重要原因就是邊緣國家持續被中心國家吸血——能源、勞動力、土地等“經濟剩余”，所以“脫鉤”之後，經濟能得到較快發展。
（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八個法語國家（貝寧、布基納法索、幾內亞比紹、科特迪瓦、馬裏、尼日爾、塞內加爾和多哥）同意不再非洲金融***同體法郎——（法國於1945年為其前西非殖民地創建的單壹貨幣），並計劃於2020年6月推出新的統壹貨幣ECO）
而美國作為世界第壹強國，主動要與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脫鉤”，這顯示了不同於半個世紀前的現象的發生。在壹切生產要素全球流動後，中心國家處於“吸血”不成反供血的被動局面。
在這裏，“脫鉤”是壹個路標，它的意義不是用來不加思索地描述當下的現象，而是指引我們，“美國優先”實際上意味著美國想找回穩坐“世界最中心國家”位置、持續地從邊緣國家吸收經濟剩余的最優姿態，卻因經濟全球化而受挫。
這裏面最值得反思的反而是“全球化”概念。作為現代全球化產物的美國，也是這壹概念的最早鼓吹者，但是，三十年來全球化到底導致了哪些“去國家化”事件的發生，致使美國幾近放棄這壹概念？而且，在全球化推進的同時，為什麽世界多個國家呈現出“民粹主義”的面貌？
第二個是，中國是否應該主動脫鉤？這是壹個很大的陷阱。如果美國制裁芯片企業，中國就要在國內重建芯片產業鏈；那麽美國制裁 汽車 企業，中國就要去造輪子了。沒有壹個國家可以做到五行八作門類齊全應有盡有，想要達到這個目標的國家也可能倒在半路上了。
這絕不是否定“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只不過自力更生需要考慮“必要性”“成本”“收益”等現實因素，而不能只靠“熱血”來達成。
作為壹個行業領軍企業，華為很清楚產業鏈各環節有多大差距，用中芯國際的14nm芯片替代臺積電的5nm芯片，肯定不利於華為發展。華為創始人任正非曾說，“（芯片）即使能做，也要多采購美國的，這才是高明的策略。”
華為的日子不好過。自從去年5月被美國列入“黑名單”後，華為的主題詞就成了“生存”。
5月18日，在華為公司第十七屆全球分析師大會上，華為輪值董事長郭平再壹次強調了華為當前的“艱難”處境，“產品的設計、集成電路的設計之外的很多能力我們並不具備，所以我們其實是努力尋找怎麽能夠存活。”
華為輪值董事長郭平在華為公司第十七屆全球分析師大會上呼籲：“當今世界已經形成壹體化協作體系，這個體系不應也不可逆轉。標準和產業鏈割裂對任何壹方都沒有益處，會給整個產業帶來嚴重沖擊。”
郭平提到，過去壹年，華為在被美國打壓的情況下，技術受到極大限制，不得不加大了研發投入，“大概增加了30%的研發投入，包括重新設計超過6000萬行的代碼，開發了1000多塊新的單板”。
華為2019年年報數據顯示，當年華為實現營業收入8588億元，同比增19.1%；凈利潤627億元，同比增5.6%；全年研發費用達1317億元，占全年銷售收入15.3%。
2020年壹季度，華為實現營業收入1822億元，不及去年總營收的1/4。
從產業鏈的角度看，全球公認的三大EDA軟件廠商全部在美國，華為暫時只能用國產軟件替代，但效果將打折扣；去年5月起華為開始逐步替換美國芯片，替代方案包括外購和自研，與此同時，為了爭取更多的緩沖時間，華為還花1600多億美元囤積了大量的美國芯片，夠半年之用；晶圓代工和封測則需要和中芯國際合作，華為旗艦機目前使用7nm芯片，下壹代使用5nm芯片，而中芯國際實現的只是14nm制程。
相比之下，華為的手機業務受到的影響比5G的大。不過，按照目前的生產流程，華為的下壹代手機芯片麒麟1020 SOC應該已經在生產階段，再加上120天的緩沖期，Mate 40的芯片還是供應得上的。且華為已經做出完全沒有美國產品的5G基站，絕大部分通信系統設備對於芯片的要求沒有手機高，國內企業進行代工也可勝任。
更重要的是，制裁政策絕非鐵板壹塊。
曾擔任商務部官員的華盛頓律師Kevin Wolf表示，新規看似是美國針對采用美國技術在海外制造並銷售給華為的芯片相關產品的“出口管制適用範圍的新的、復雜的延展”， 但他強調，由華為以外的企業設計並采用美國技術制造的芯片，仍可以在未獲得許可的情況下出售給華為。
壹位參加了電話簡報會的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暗示，新規可能給企業壹定的靈活性，這與此前給予華為寬限期的做法相壹致。
“這項規定就是要求企業申請許可證，並不壹定意味申請會被拒，” 這位官員補充說，這項規定會讓美國政府更多地“了解”本國企業對華為的付運情況。“如何處理這些申請，我們將拭目以待……我們會對每壹份申請都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評估。”
在實際上禁止美國供應商向華為供貨之後，美國商務部給華為在美國的部分合作夥伴發放了許可證，允許它們繼續向華為出售產品，同時也允許規模較小的農村電信運營商繼續購買華為設備，以保持其網絡的正常運行。
雖然此次規則調整旨在對華為“卡脖子”，但美國的芯片設備制造商的痛苦也不小。
壹年來，美國制裁華為類似壹場“貓鼠 遊戲 ”，有人形容“大門並未就此徹底關上”。
和前幾次制裁壹樣，美國商務部堵住了門，但留下了窗子。
華為也已做好準備。5月18日華為總裁辦致員工的信中稱，“只要我們堅持以客戶為中心，我們壹定會贏得全球客戶、夥伴和消費者的信任與支持。英雄自古多磨難。崎嶇坎坷，永不言棄！”
相信這壹次，華為依然能扛得住。
作者 | 南風窗主筆 榮智慧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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