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2-06 20:08 文章來源：了望新聞周刊
文章類型：轉載 內容分類：新聞
2006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WTO五年過渡期結束。
五年來，中國在逐步兌現承諾，分享WTO“經濟紅利”的同時，也發生著許多不可逆轉的變化，開放進入新的階段，並同時“倒逼”著改革的推進。
而另壹個不容忽視的變化是，2001年中國入世前後，討論的焦點是“WTO規則將如何沖擊中國”，五年過後，話題的中心正在變成“中國將帶給WTO什麽”。
五年，WTO的確改變了中國
入世五年來，中國以相當平靜的心態穩健地與WTO接軌，評析這五年的軌跡並非易事，其中由表及裏壹連串的變化，生動上演著“WTO改變中國”。
“總的說來，中國的成績是A+”，WTO總幹事拉米給中國入世五年的表現打出高分。“能夠得到這個分數，是因為我們嚴格、有效地執行了入世承諾”。在商務部研究院外資部主任金伯生看來，所謂“嚴格”，是指中國嚴格按照時間表履行了入世承諾，而“有效”則是因為WTO本身不具有法律效應，為配合入世，中國清理、修訂、廢除了2000多件與WTO規則相沖突的法律、法規及各種紅頭文件，有效地實現了國內法律法規的配套。五年的歷程，中國用自己的實踐樹立了壹個“重承諾、負責任、守信用”的大國形象。
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張漢林教授看來，中國入世五年的成績至少可以打到95分。
具體來看，在履行承諾方面，中國的關稅總水平已從2001年的15.3%下降到2005年的9.9%，其中工業品關稅降至9.3%，農產品關稅降至15.3%，非關稅措施自2005年1月1日起已取消。目前除小麥、危險化學品以及少數特殊商品外，其他所有產品的配額全部取消。服務貿易市場的開放也完全履行了義務。在投資方面，2004年就修訂了《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新目錄完全反映了中國入世承諾，限制類和禁止類很少，絕大部分都屬於鼓勵類。
而知識產權立法也已與承諾壹致，但之所以說打95分而非滿分，“這5分正是扣在知識產權的執法上”，張漢林認為，知識產權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當，超前或滯後都不正常，應客觀認識。由於歷史原因，個別地方、企業、個人對知識產權保護認識尚不到位。但縱向看知識產權問題，比過去有了很大進步，在WTO成員國中，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無論立法還是執法都不算差的。因此，他認為，發達國家應給中國壹定支持和鼓勵，要有壹定耐心。
這五年來，中國也在分享著WTO的“經濟紅利”，成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這從入世後全線飄紅的宏觀經濟可見壹斑。GDP從2001年的約1.3萬億美元增長到了2005年的約2.2萬億美元，年均增長9.5%，出口總量從2001年的2000多億元增至今年的8000多億元，翻了兩番，貨物、服務出口增長速度都維持在20%左右，外商直接投資壹直保持在600多億美元的規模。
同時，中國開放是互惠互利的，在出口增長的同時，2001～2006年，中國的貨物進口平均增長22%～23%，服務進口的增速也維持在20%以上，均位居世界第壹。同時，進口份額在世界進口中所占比重也急劇上升，貨物進口比重超過了9%，服務進口比重在6%左右。中國進口的增長帶動了世界經濟，特別是WTO成員經濟的發展。
這意味著中國在更大程度地融入經濟全球化、融入WTO體系的過程中，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在世界經濟貿易中的影響力也不斷提升。張漢林如是說。
社科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國際貿易研究室主任宋泓也持相同觀點。在他看來，入世對中國經濟影響類似於1978年改革開放，“入世讓中國迎來了第二次開放，意味著中國的開放進入了新的階段”，他將WTO形容為壹個平臺，代表著在壹定規則下的透明、規範的市場，踏入了這個平臺之後，我國的開放由在壹定範圍、壹定領域內有限的局部開放轉變為全方位多層次開放，由政策性的開放變為法律框架下可預見的開放，由單方的自我開放轉變為與WTO成員間雙方的、相互的開放。
而更為重要的是入世對中國改革的外在推動。金伯生告訴《了望》新聞周刊，從我國發展的歷程來看，越是開放，改革就越是深化。“入世後，可以感受到這種變化，例如立法聽證、征求意見的範圍不僅僅是與國際經貿相關的法律法規，國內法律法規、甚至部門規章的制定，也都更為廣泛的征求社會意見並加以完善”，金伯生認為，入世實現了以開放促改革，促進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推動了政府改革。
宋泓分析說，加入WTO意味著建立符合國際規範的市場經濟體制已不單是中國自己的事情，而且是壹個對國際社會的莊重承諾，這也成為了國內改革的催化劑。
國內法律法規的配套、政策透明度的增強、政府辦事效率的提高、政府公***服務意識的轉變，可以說，入世五年，為中國改革註入了壹股內生推動力，中國政府堅定地走上了法治政府的道路。
過渡期結束後意味著什麽？
不同於前幾個入世周年，五周年標誌著過渡期即將結束，這意味著過渡期內的開放依據是入世協議書上的承諾。此前每年開放的依據是入世承諾的時間表，今後，在沒有時間表的外在強制動力之後，開放將以怎樣的軌跡發展呢？
“五年過渡期結束，意味著國內市場進壹步國際化，我們面臨的國際競爭將更加激烈，但義務和權利是平衡的，其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也會同樣增多”，商務部政策研究室吳國華處長告訴《了望》新聞周刊，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全面提高綜合應對水平，學會在大風大浪中遊泳，進壹步鞏固和深化來之不易的“互利***贏”的局面。
而在金伯生看來，對於過渡期的理解不可壹刀切。他認為，過渡期主要是指服務業的過渡期，服務業涉及壹百多個部門，大的服務行業有十幾種，而不同行業的過渡期也是不同的。
比如，零售業、租賃業的過渡期是三年，廣告業是四年，金融業五年，而旅行社、鐵路貨運等則是六年。
“此外，還有壹些重要的、對於我國宏觀經濟和開放仍有約束作用的過渡尚未完成”，宋泓分析說，按照中國入世工作組協定，非市場經濟條款存在15年，到2016年結束；特保協定存在12年，到2013年結束；而從去年開始的紡織品特保則要到2008年底結束。從這個意義上說，他認為，過渡仍在進行，而且這種過渡會約束著我國經濟與國際經濟的進壹步融合，也約束著我國的企業更進壹步適應世界經濟的環境和規則。
不過，盡管如此，五年過渡期結束，意味著我國成為了WTO的正常成員。“在今後的談判中，我國將和其他國家站在同壹平臺上，這對於我國參與新壹輪談判、參與貿易規則的形成，將是非常有利的”，宋泓這樣認為。
談及此，張漢林分析說，今後幾年，中國將繼續開放貨物和服務貿易市場，關稅會進壹步下降，市場會進壹步按承諾開放。他預計，在未來五年，中國的進出口增速將趨於放緩，維持在10%以上。除了在未來五年，中國自身經濟增長速度調低外，還源自三方面的原因：壹是，預計未來五年世界經濟增速維持在中等發展速度之上，中國的幾大貿易夥伴仍保持較為平穩的增長，為中國貿易提供了較好的外部環境；二是，未來幾年美元大幅升值的可能性不大，這對世界經濟發展產生了壹定積極影響，中國也將從中受益；三是，全球貿易增長平穩。
在金伯生看來，五年過後，下壹步的關註焦點不再是“門打開多大”的問題，而是如何能夠使已經開放的行業得以順利平穩的發展，同時加強監管。“比如，針對零售業的開放，就曾出現過外資零售企業是否沖擊了中國零售業的爭論，對於這壹類問題，政府不能夠再運用行政手段幹預，這樣就容易產生爭端，不能在開放後，出現了問題就想收回來”，金伯生認為，既然已經開放了，就要讓其順利平穩地發展，為中資企業、外資企業都提供好的發展環境。
同時，也需在WTO規則許可之下加強適當的監管。比如，剛剛頒布的《外資銀行管理條例》運用“法人主導”這壹原則，既符合入世承諾，與國際慣例接軌，又能對國內銀行給予合理保護。再如，六部委發布的《關於外國投資者並購境內企業》正式納入了保護國家產業經濟安全的相關條文。《商務發展第十壹個五年規劃綱要》也提出要規範引資秩序，建立以國家產業安全為基礎的外商投資監測系統。
“經濟系統只有在開放中才是安全的”，張漢林認為，針對經濟安全問題，發達國家對國外收購都有相關的經濟安全評估機制，中國也應及早建立，界定產業安全。
中國能帶給WTO什麽？
入世五年來，各界都在談論WTO為中國帶來了什麽。但在這五年中，WTO體系本身也遭受著越來越多的沖擊，比如日漸興起的區域貿易協議（FTA）的影響，多哈談判久談不下的挫折，發達國家運用成熟的市場手段在WTO規則內不斷擡高的壁壘等等。
在中國結束過渡期的今天，又該如何認識WTO？
作為壹個貿易大國，壹個發展中國家，今後，中國將給WTO帶來什麽？
當《了望》新聞周刊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得到了多位研究者的贊賞和重視。“很高興發現媒體在五年後問出了完全不同的問題”，長期研究WTO問題的張漢林這樣說。
觀察視角的變化，也足以彰顯中國與WTO之間日漸深入的切合。
“不可否認，中國是經濟全球化、WTO體系的受益者，同時，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也在不斷增長，形成了***贏、多贏的格局”，張漢林認為，當前FTA的興起並沒有削弱WTO體系，從1995年成立至今，WTO發展成為有150個成員的國際組織，10年中新增了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這充分說明了WTO對全球經濟貿易的影響，“相對開放的、以WTO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對全球貿易的增長只會起到保護作用，而不是削弱。”
宋泓也這樣認為，在他看來，作為多邊平臺的WTO效率高、影響大、擁有最為廣闊的市場，其作用是其他協定或組織不可替代的，“未來壹段時間有可能形成多邊與雙邊、區域貿易體制同步發展的態勢，但是，雙邊、區域貿易的發展終將推動多邊貿易體制的發展，建立雙邊、區域貿易協定的國家其最終目的還將在多邊體系中得以實現和推廣。”
張漢林將多邊貿易體系和區域貿易之間的關系總結為，前者為後者創造了更好的環境，沒有WTO的制度環境，區域貿易只能是奢談。而區域貿易，恰恰發生在WTO內部，發生在WTO成員之間，發生在WTO的框架下。WTO市場、成員國的開放是參與區域貿易集團或組織的最基本要求。
對此，吳國華認為，盡管WTO有其不完美的地方，有些屬於WTO本身發展中的問題和前進中的問題，有些屬於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伴生現象或暫時現象，還有些則屬於世界貿易中的必然現象和常態。但總體上看，以WTO為代表的多邊貿易體制在加強國際貿易環境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方面壹直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為世界經濟的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加入WTO以來的有益經歷很好地說明了這壹點。
而自從2001年入世之後，中國在WTO中的作用也日益明顯。
金伯生分析說，我國吸收外資連續15年位居發展中國家第壹位，外貿總額位居發展中國家第壹、世界第三，眾多的人口、廣闊的市場、正在發生著的經濟體制轉型，這些都讓WTO對中國期待很大，世界上也有聲音希望中國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盡更大的義務。
張漢林分析說，中國的市場開放程度遠遠超過別的發展中大國。中國開放經濟的發展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提供了鮮明的發展模式——中國模式。這種發展，既非完全意義上的自由市場經濟，也不是過去所說的進口替代型貿易，而是自主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這種模式的優越性正在顯現。中國是促進世界經濟貿易穩定發展的積極力量，而不是制度破壞者，很好地履行了入世承諾。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壹個更加開放的，有競爭壓力的體制和環境對中國企業的成長是有好處的。
宋泓認為，中國是現有國際貿易體制的受益者，而且作為壹個發展中大國，中國需要這樣壹個多邊的、規則約束下的國際貿易體制，“推動WTO體制的發展和完善，中國作為壹個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在世貿組織中將發揮積極、建設性的作用。”
“中國提倡利益多樣化，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大國，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利益自然是壹致的；同時，作為壹個制造業大國，在制成品貿易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也有著利益***同點”。在張漢林看來，對全球經濟貿易發展來說，中國是制度的建設者、利益的平衡者。
“在新壹輪的談判中，中國將更有余地，發揮更大的作用”，金伯生認為，中國可以扮演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潤滑劑”，發揮協調的作用，“作為壹個大國，考慮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的責任和作用，應將眼光放得更遠些，這也有助於提升我國的民族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