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認為,科學認識當前形勢,準確研判未來走勢,必須歷史地、辯證地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準確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
從消費需求看,過去我國消費具有明顯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現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保證產品質量安全、通過創新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必須采取正確的消費政策,釋放消費潛力,使消費繼續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作用。
從投資需求看,經歷了3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後,傳統產業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壹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湧現,對創新投融資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須善於把握投資方向,消除投資障礙,使投資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
從出口和國際收支看,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國際市場空間擴張很快,出口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動能,現在全球總需求不振,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也發生了轉化,同時我國出口競爭優勢依然存在,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必須加緊培育新的比較優勢,使出口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支撐作用。
從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看,過去供給不足是長期困擾我們的壹個主要矛盾,現在傳統產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產業結構必須優化升級,企業兼並重組、生產相對集中不可避免,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征。
從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看,過去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引進技術和管理就能迅速變成生產力,現在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余勞動力減少,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
從市場競爭特點看,過去主要是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現在正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統壹全國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發展的內生性要求,必須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形成統壹透明、有序規範的市場環境。
從資源環境約束看,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
從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看,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將持續壹段時間,必須標本兼治、對癥下藥,建立健全化解各類風險的體制機制。
從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必須全面把握總供求關系新變化,科學進行宏觀調控。
這些趨勢性變化說明,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壹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會議要求,面對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觀念上要適應,認識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對路,工作上要得力。要深化理解、統壹認識,把思想和行動統壹到中央認識和判斷上來,增強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自覺性和主動性。要堅持發展、主動作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要更加註重滿足人民群眾需要,更加註重市場和消費心理分析,更加註重引導社會預期,更加註重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更加註重發揮企業家才能,更加註重加強教育和提升人力資本素質,更加註重建設生態文明,更加註重科技進步和全面創新。
會議認為,世界經濟仍處在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明年世界經濟增速可能會略有回升,但總體復蘇疲弱態勢難有明顯改觀,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加大,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地緣政治等非經濟因素影響加大。要趨利避害、順勢而為,防範各類風險。
會議指出,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做好經濟工作意義重大。總體要求是: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狠抓改革攻堅,突出創新驅動,強化風險防控,加強民生保障,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