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政府出臺規定“限購”沒有立法依據；政府對市場的幹預多為間接規制，如規定市場準入條件、規範市場秩序等，其中價格規制是最直接的手段。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第三十條規定，在法定的情況下，政府可以對市場交易價格進行必要的調整或者限制。但我國現行法律並未規定政府有權限制交易合同的訂立。
其次，“限購令”的內容沒有法律依據。“限購令”本質上是禁止部分合同的訂立。締約和履行屬於民事基本制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八條規定，涉及民事基本制度的事項，只能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進行調整，而國務院和地方政府的規範性文件無權處理這些內容。
(2)“限購令”的制定不符合程序規定。
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對於涉及行政相對人重大權利義務的事項，在規範性文件出臺前，應當通過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形式聽取各方面意見，確保行政決策的科學性、民主性和合理性。但“限購令”倉促出臺，沒有廣泛征求公眾意見，缺乏嚴格的行政聽證程序的支撐。特別是在我國“抽象行政行為不可訴”的條件下，“限購令”無法接受行政相對人的查詢和司法機關的制衡，無法保護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三)“限購令”的實施，法律和經濟效果不佳。
“限購令”缺乏適用於已成立但尚未履行的交易合同的具體處理規定，說明政府在制定相關規定時，並未充分評估“限購令”的實施對現有交易活動的沖擊和影響。因此，“限購令”導致了三種糾紛:第壹種是房屋所有權人(即買受人)與買受人之間的合同糾紛；第二類是相對人與房屋登記機關之間的房屋登記糾紛；第三類是以財產分割為主要糾紛的婚姻家庭糾紛。這些糾紛的持續不僅會增加司法實踐部門的壓力，還會影響房地產市場的穩定發展。
此外，“限購令”帶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房價持續高企的主要原因不是消費者，而是土地財政和開發商。但目前的調控措施幾乎都是針對購房者的，很少涉及土地和開發商。延續這樣的調控思路，限購令必然面臨無疾而終的結果。原因很簡單:樓市剛性需求可以抑制，但無法消除。如果不著力從根本上解決制度問題，壹旦“限購令”終止，市場只能報復。這是之前樓市調控留下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