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他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壹樣，中國也曾經長期苦於外匯缺口、資本缺口對經濟發展的約束，承受著國際收支逆差的壓力。歷史上，自從清朝中期外國走私商大規模向中國販賣鴉片以來，逆差就是中國貿易收支的常態。1891—19；56年間，中國貿易收支只有，1年順差，其余35年均為逆差，這46年累計逆差總額30.267億美元，占同期我國進口總額(197.252億美元)的15%。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貿易收支總體上仍然呈現逆差格局。1980—1989年間，中國除兩年之外均為逆差，收支相抵累計逆差442.9億美元。相應地，中國外匯儲備資產壹直很少。1950年末，我國外匯儲備不過1.57億美元；直到1981年末之前，我國外匯儲備從未達到10億美元，1950—1980年間甚至有11年年末外匯儲備不足1億美元。
然而，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國際收支格局開始悄然巨變，經常項目(包括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等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成為中國國際收支格局的常態。在資本項目上，中國已經連續多年位居世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之列，在所有國家中也名列前茅。在經常項目上，1990年以來，除1993年之外，中國歷年貿易收支均為順差，且順差額與日俱增：1995年以來，中國歷年貿易順差均超過100億美元，2005年高達1019億美元，創造了中國年度貿易順差的歷史最高紀錄，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2006年1—6月，我國貿易順差又達到了614.4億美元。
與此同時，中國包括外匯儲備在內的對外資產規模迅速膨脹，中國從對外凈負債國發展成為對外凈資產國，1981年末，中國外匯儲備首次突破10億美元大關，達到27.08億美元；1990年首次突破百億美元大關，達到110.93億美元壹996年首次突破千億美元大關，達到1050.29億美元；2005年壹年增量就超過了2000億美元，年末外匯儲備余額高達8188.72億美元。2006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達到9411億美元。5月25日，國家外匯管理局首次公布《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提供了2004、2005兩年年末我國對外金融資產和負債余額數據，在這兩年我國國際投資頭寸均呈對外凈資產態勢，且對外凈資產大幅度增長。2004年，我國對外凈資產1203億美元，在全世界已公布數據國家中排行第六；2005年，我國對外凈資產猛增139%達到2875億美元，世界排名將進壹步提升。隨著國際資產的增長，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投資收益項目從2004年的逆差S5億美元轉為2005年的順差106億美元。
中國之所以出現連續10多年的經常項目、資本項目“雙順差”並導致外匯儲備和對外資產總額持續增長，主要原因是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極為成功，以至於中國崛起成為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國際貿易領域的最大變化。1978—2005年，我國大陸進出口總額從206.4億美元上升至14219.06億美元，增長67.89倍，年均增長16.97%；其中出口總額從97.5億美元上升至7619.53億美元，增長77.15倍，年均。增長17.52%。目前，中國已經穩居世界第三貿易大國之位。與此同時，在中國迅速擴張的國內市場、無與倫比的規模效應和範圍經濟、日益改善的投資環境等眾多因素吸引之下，外資紛紛湧入中國，中國成為國際投資者心目中的最佳投資場所。
此外，從2002年“人民幣升值論”興起之後，熱錢流入對“雙順差”和外匯儲備的貢獻也相當突出。在正常情況下，旨在獲取匯率變動收益的熱錢流動應當納入資本和金融項目，但我國資本項目管制井未完全開放，很多熱錢是偽裝成經常項目收支流入的，因此，其規模的準確數字很難給出，不過很多人認為壹年應該有上百億美元乃至幾百億美元的規模。
“雙順差”和巨額對外資產的影響
“雙順差”和巨額外匯儲備、對外資產存在正反兩方面影響。其正面影響首先表明我國已經徹底擺脫了目前仍在困擾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外匯缺d。其次，巨額外匯儲備增強了我國經濟的穩定性。。擁：有如此巨大的外匯儲備，意味著我國有著充裕的國際支付能力，不會被債務危機或壓制本幣匯率的投機性貨幣攻擊打倒。盡管在當前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的環境中，壓制人民幣匯率的投機性貨幣攻擊似乎相當遙遠，但外匯市場從來就是風雲變幻莫測，1993—1997年間，人民幣升值壓力不亞於今日，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幾乎壹夜之間，人民幣就轉而承受了巨大的貶值壓力。
除了加劇貿易爭端之外，“雙順差”和巨額外匯儲備也給我們帶來了不少負面效應。分析2004、2005年中國國際資產負債構成及其變動情況，我們可以看到的最突出特點是官方儲備占我國對外資產的絕大部分，且增長快於其他資產，導致官方儲備在對外資產總額中所占比重上升。這壹特點給我們帶來如下負面後果：
首先，它使得我國政府儲備管理部門承受了過高而且越來越高的風險，並在很大程度上陷入收益率與安全性難以兩全的困境。
其次，外匯儲備增長過程導致我國在相當程度上喪失了貨幣政策操作的主導權。外匯占款早已成為我國基礎貨幣發行的主渠道，貨幣供給增速超出貨幣當局預想，中國人民銀行2005年初制定的全年廣義貨幣供給(M；)增長目標是15%，實際執行結果是增長17.57%，增幅~2004年末高2.94個百分點。由於外匯儲備增長過快，換言之也就是通過外匯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礎貨幣增長過快，目前我國出現了嚴重的流動性過剩，導致資產價格大幅度增長。在證券市場，2006年上半年，上證指數上漲44.02%，深證成指上漲50.22%，漲幅為全球股市之首，位居第二、三位的俄羅斯和印度股市漲幅分別為52.79%、12.89%。在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價格上漲幅度明顯超過整個消費價格漲幅，壹些重點城市房地產價格漲幅更為驚人。從房地產市場到股市、期貨市場，面對當前中國資產市場的壹派“繁榮”景象，不少論者喻之為日本20世紀80年代“泡沫”經濟時期，但那時候日本內資制造業有著強大的自主知識產權技術，制造業基礎堅實；而我國目前制造業過度依賴外資，也缺乏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基礎不堅實，比作日本可能不太恰當，反而與90年代的東亞“四小虎”和東盟國家接近。
第三，巨額外匯儲備加大了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且我國在相當程度上陷入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與抑制貨幣供給增長難以兼顧的兩難境地：要減輕外匯占款造成的過多基礎貨幣發行對國內貨幣市場的影響，中國人民銀行必須加大回籠現金力度，或提高利率，但這些操作將加大人民幣升值壓力；如果為了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而增加貨幣供給，或降低利率，本來就已經極為寬松的貨幣市場將因此雪上加霜，過度寬松的貨幣供給又將刺激國內資產市場泡沫膨脹。
第四，為了消除外匯占款導致基礎貨幣投放增長過快帶來的上述負面效應，中國人民銀行進行沖銷幹預的準財政成本日益提高。中國人民銀行在公開市場上進行沖銷操作的主要工具是通過發行央行票據來吸收由此增加的基礎貨幣。從2003年4月23日發行第壹期50億元6個月期限中央銀行票據至2006年6月，人民銀行***計發行中央銀行票據328期，票面金額71940.7億元，期限從3個月到S年不等。大多數中央銀行票據采取貼現方式發行，***計回籠貨幣7萬億元左右，需要支付利息1363億元。目前，中央銀行票據發行規模越來越大，頻率越來越快。截至2006年6月22日，2006年人民銀行已經發行3個月期、1年期.票據43期，***計21680億元，接近2005年全年的發行規模，占2003年以來發行總額的1／3。
發行中央銀行票據的代價是央行票據利息支出不斷增長。迄今中央銀行票據需支付利息***計1363億元，其中2006年截至6月20日需要支付309億元，2003—2005年同期分別為20.5億元、120億元、229億元(扣除3年期央行票據的利息)。
第五，匯率的高度波動性使發展中國家在管理外匯儲備時陷入壹個兩難境地：由於發展中國家與某壹個發達國家的貿易、投資往來往往占其對外交易的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通常需要持有較多的這個國家的貨幣，以便隨時動用，但這樣做又與外匯儲備多元化以分散風險的要求相悖。盡管金融市場發明了眾多規避風險的金融工具，但壹個高度波動的市場必然提高資本形成的成本，造成經濟無效率。
第六，因為儲備資產收益率較低，存在資產收益差問題。發展中國家投資資本回報率昔遍高於發達國家，1994—2003年間，拉丁美洲、東亞(日本除外)、其他發展中國家投資資本回報率分別為12.9%、14.7%和11.3%，全體發展中國家平均為13.3%，而西方七國集團投資資本回報率平均只有7.8%，最高的美國也不過9.9%。當前中國“經常項目順差轉化為9>匯儲備資產+大規模外商直接投資內流”的組合結果本質上是中國用海外低收益資產替換了國內高收益資產，為此中國不僅犧牲了國民當前的消費，而且也犧牲了回報率更高的投資機會，而投資效率不高正是國內外公認的中國投資癥結。
全面權衡，有序調整“雙順差”和對外資產
任何壹國都不可能無休止地積累貿易順差和儲備資產而不引起整個國際貿易體系失衡。2005年中國巨大的貿易順差和資產儲備增量已經被視為全球經濟失衡的重要表現而在國內外引起了廣泛的關註，由於這壹格局在中長期內蘊藏著較大的風險，如何對此加以調控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課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壹五”規劃綱要為此已經明確提出保持“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標。要遏制“雙順差”和外匯儲備增長失控，壹方面需要降低貿易順差增速，另壹方面需要通過新的外匯管理制度避免國際收入順差全部轉化為官方外匯儲備增量。
在降低順差增速方面，我們要做的不是遏制出口增長，而是通過啟動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帶動進口增長。“十壹五”規劃綱要已明確提出要“積極擴大進口”。在擴大進口增長方面，也應避免在高位大量買入初級產品。
在外匯管理制度方面，造成高額外匯儲備的重要原因之壹是我國的強制結售匯制度和實施近10年的非正式盯住美元匯率制度。在這種匯率安排下，企業除了可以保留少部分外匯收入之外，其余外匯收入必須全部在規定期限內調回國內並兌換為人民幣，而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必須全盤吃進其余市場參與者拋出的外匯，導致9壹C儲備在很大程度上被動增長。對此，我們已經在外匯市場上引進了新的做市商，下壹步應當是逐步放松強制結售匯制度，改為意願結匯制度。
片面追求貿易順差和儲備增長的政策取向必須改變，中國外貿必須走效益之路。在這壹過程中，我們還會面對不同政策目標之間的沖突，不得不在這些重要目標之間進行艱難的取舍：要將中國造就成為經濟強國，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從而無需付出重大代價積累過多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但短期內過快地削減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又勢必危及對人民幣的信心，反而妨礙我們實現最終目標；要徹底改變中國的外貿商品結構，最終實現我們的“趕超”目標，但在存在大批剩余勞動力的情況下，過分激進地追求提升產業結構、增加資本和技術密集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又勢必要減少就業機會，反而不利於更多的社會成員普遍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在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價格穩定、對外經濟平衡、不斷提升國內產業結構等主要目標中，我們可以認為，抑制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增長(即對外經濟平衡)與價格穩定目標是統壹的，但抑制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增長的努力與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提升產業結構目標之間存在壹定沖突。
不僅如此，美歐是我們的主要貿易夥伴兼最大貿易順差來源，我國對其出口業績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其內部宏觀經濟形勢。2006年美歐經濟形勢看好，其進口和貿易逆差總體規模短期內不太可能顯著削減，我們如果壹味追求抑制貿易順差增長，結果很可能是喪失我們本來可以贏得的市場，而讓其他國家有機可乘，美歐貿易保護主義的力度也不會明顯降低，從而使我們兩頭落空。
在產業結構目標方面，我們關註的是外貿能否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拉動國內經濟增長的作用。通過分析加工貿易和壹般貿易各自的增長態勢，以及加工貿易國內增值率的發展趨勢，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外貿效益正在表現出積極的提高趨勢，這種趨勢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是壹般貿易方式出現復興苗頭，其次是加工貿易方式內部進料加工增長速度繼續遠遠超過來料加工的增長速度，再次是加工貿易國內增值率趨向提高。就長期而言，2005年以來中國貿易方式的上述發展趨勢有利於改善中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有利於中國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但在中短期內，上述發展趨勢更多地將推動貿易順差的增長。盡管我們不應壹味追求貿易順差增長，也需要抑制貿易爭端和人民幣升值壓力，減輕人民銀行沖銷幹預的負擔，但我們用以追求上述中短期目標的手段不應抑制我國貿易方式的上述發展趨勢，從而損害我們的長期發展目標。
有鑒於此，至少就2006年而言，我們在追求對外經濟平衡時不宜單純遏制出口和貿易順差增長，而應當減少資本項目順差，通過外匯市場和外匯管理制度的調整來使順差不至於全部轉化為官方外匯儲備增量。為此，壹要強化監管，減少熱錢流入，以及繼續適度擴大資本流出的自由度，有秩序地減少資本流出管制，推進對外直接投資發展；二要向意願結匯制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