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法律的規範性與法律思維
法律規範是法律思維的基礎和前提。
經濟學家考慮社會問題的視角是：是否有效率，是否提高生產力。而法官和律師考慮社會問題的視角是：合法否？有法否？若有，如何規定？有規定，有哪些構成要件，有何限制？對案件的法律思維是緊緊圍繞法律規範進行的。
立法機關制定法律規範的作用：
1、指引法官裁判案件：樹立標準。（裁判的兩大步驟：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
2、約束法官裁判案件：相同的案件適用相同的法律規範得出相同的裁判。即同案通判。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必須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行使，是不能夠隨意而為的。
法律規範指引和約束律師。以民訴為例：
原告方的法律思維：
應適用適當的法律規範，有多個法律可以適用時：“特別法優先”。
可以從多個角度進行請求時： “請求權利競合”--- 適用對自己最有利的法律並找依據--- 即“請求權基礎”--- 基礎與抗辯的思考--- 考慮被告方可能提出的抗辯並準備反駁理由和應對策略。
被告方的抗辯策略及思維順位：
1、適用範圍抗辯，即原告主張的事實不在法律的適用範圍之內，如訴訟時效已經超過。若抗辯成功，則法院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2、構成要件抗辯，即原告主張的事實不符合其所引用的“法律規範”的構成要件，如主張善意取得的不動產尚未過戶。若抗辯成功，產生不適用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原告的訴訟請求不能得到法院支持。
3、免責或減責抗辯，例如不可抗力、損益相抵、可預見規則等。若成功，則免除或減少賠償責任。
因為適用範圍抗辯和構成要件抗辯是以案件事實為抗辯理由，故法庭有主動審查義務，即使被告並未主張。免除責任和減輕責任抗辯是以另壹規範為抗辯理由，未主張即視為放棄，法庭無義務審查。
二、法律的社會性與法律思維
社會性：法律以人類社會生活的現象、關系為規範對象，因此法律反映社會現實、符合社會現實。
法律的社會性：主要屬於事實認定階段。1、並非所有事實都需證明，如不需舉證的事實，顯而易見的事實：經驗法則，如地濕→下雨；2、難以舉證的事實。典型為精神損害（損害事實/ 程度）例如，臺北地方法院99判例，雪糕內吃到玻璃，“原告主張因此事數日惶恐不安、擔心玻璃損傷肝腸等等，亦符合經驗法則”
裁判中，應考慮社會效果，制訂法律、適用法律，都要達到好的社會效果。因此當有兩種意見難以取舍時，應以社會效果好壞為標準，這是由法的社會性所決定的。
三、法律的邏輯性與法律思維
法律規範中不能先規定重要的在規定次要的，而是應當按照壹定邏輯順序進行排列。邏輯性是法律條文前後順序安排的重要依據。邏輯性也為人們適用法律提供了“順藤摸瓜”的依據和方便。邏輯性的價值不僅表現在案件的壹審是否正確選擇適用了法律規範，還表現在上訴審和再審據以判斷原審適用法律是否正確。
經典案例：婚姻合同，出軌壹方須付違約金。合同規定違約金，應用《合同法》，但《合同法》不適用於人身關系；而《婚姻法》對能否簽訂婚姻合同及約定違約金無規定。怎麽辦呢？
合同與婚姻約定都屬於法律行為的範疇。法律行為與合同、婚姻是“壹般”與“特殊”的關系。因此，可以適用民法中有關法律行為的規定來解決問題。
法律行為有效的主要判斷標準：1、法律行為意思表示真實；2、不違反法律強制規定；3、不違反社會公德。本案中夫妻雙發當初簽訂婚姻合同時完全自由，不存在欺詐和脅迫等，即意思表示真實；現有法律都沒明確禁止簽訂婚姻合同；並不違反社會公德，相反是對社會公德的有效維護。綜上，約定違約金的婚姻合同有效，出軌壹方應當依約支付違約金。
四、法律的概念性與法律思維
法律規範都是有若幹的概念組成的，對法律規範的理解李不開對概念的準確理解。概念是法律規範的基礎。
法律適用範圍、要件、效果--- 用概念表達--- 正確適用規範，需解釋概念。 EG：韓國70年代“隆鼻案”對“醫療行為”的不同認識和定義，導致壹、二審截然不同的判決結果。
五、法律的目的性與法律思維
法律的目的性是對規範進行正確解釋和適用的前提和基礎。當對某壹法律規範有不同認識時，應探求立法者制定法律的目的。
如合同法286條關於建設工程合同中承包人工程價款的優先權的規定，其目的在於保護承包人的利益，故其效力優先於設立在前的銀行的抵押權。
六、法律的正義性與法律思維
法律本身也有“善”、“惡”之分，如過去的收容審查、撞了白撞等規定就是惡法，是非正義的。
法律本身須符合社會正義。正義是最高原則，法官的裁判應當符合社會正義。裁判的正確與否應當以正義性作為評判標準。正義性與社會性並不矛盾，正義的裁判，其社會效果壹般也都很好。非正義的裁判其社會效果往往也不好。
金融思維：
壹、金融思維的重要性
金融是經濟的大腦，是資源優化配置的引導機制，它將資本從資金剩余部門轉移到資金需求部門，引導經濟進行高效的投資進而發展壯大。因此，作為現代市場經濟的領導者，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企業家，正確認識金融的作用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而且，金融學在長期的實踐中形成了特有的思維和方法，運用金融思維解決現實問題往往能取得奇效。金融思維與科學發展觀也是契合的，比如資源最優配置是金融思維裏的壹大支柱，而資源最優配置也是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金融思維追求通過構建制度，引導資金等社會資源流向最優發展前途的領域，從而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因此，作為科學發展觀武裝起來的現代領導，就不光要重視資金、重視金融的作用，更應該重視在實踐中主動運用金融思維。
概括起來，金融思維可以用三句話表示，第壹句話就是資源優化配置，只有優化配置資源，社會才能科學發展和可持續發展，事業才會興旺發達，這是很好理解的。由於金融是以資金價格為杠桿來引導資源配置的，因此金融思維其實也是市場思維。將其應用到領導科學和管理實踐中，實際上也就是用好人、財、物，將人才配置到合適的崗位上，引導社會良好風氣，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而且在這種直觀表象下，設置好相應的制度，使激勵與約束匹配，達成良好的社會環境。第二句話就是成本觀念，金融很重視資金的成本，並且是隱含成本，我們叫資金的機會成本，壹項投資用壹個億的資金，最後也獲得了效益，沒有虧本，但它不壹定是壹項好的投資，只有衡量了其機會成本才能判定它是不是好的投資，也就是，這項壹個億的投資即使賺了壹千萬，但同樣壹個億在其他壹般情況下如果能賺壹千五百萬，那這項投資就不值得。資金還有時間價值，無論是現金還是固定資產，只有讓它流動、發揮作用，它才不會損失時間價值。將金融的成本思維用在領導和管理上，就能發揮重要作用，促進企業集約經營和社會高效運轉。第三句話是風險管理。風險是不確定的收益，金融本質上是通過管理不確定性，包括時間和空間的不確定性而得以產生和發展的，它承擔了社會的風險分散和轉移職能。金融的風險管理思維對於現代領導管理非常重要，本質上來說，只有能管理不確定性的領導才是好領導，才能稱得上科學領導，因此風險管理其實算得上領導提高科學發展能力的重要內容。
下面我們具體談論如何在壹些具體實踐中應用金融思維，以提升領導的科學發展能力。
二、在區域發展規劃中自覺運用金融思維
近二年的壹個突出現象是區域發展規劃風起雲湧，迄今已有二十多個區域規劃獲國家批準。區域協調發展壹方面是踐行科學發展觀的需要，同時也是在新形勢下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可行路徑。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原有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遭遇歐美需求不足，“中國制造、歐美消費”的發展模式面臨轉型，由此推動沿海產業向內陸轉移，形成階梯型的“國內雁行模式”成為現實選擇。
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後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誠然是黨和國家銳意改革、人民大眾勤勞創新的結果，但也不能否定是借了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東風。正是全球化的大潮與改革開放政策的結合，推動中國融入世界生產貿易的大格局，並以“世界工廠”的獨特地位引人註目。然而“孔雀東南飛，麻雀也東南飛”，資源、人才與勞動力過分向沿海地區集中，既加劇了中國東、中、西地區發展差距，也造成東部地區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嚴重超限，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和地區協調發展已成為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
然而產業轉移的要求並不能依靠政府行政驅趕或限定來滿足，必須遵循金融優化資源配置的內在機制。2008年5月《中***廣東省委、廣東省人民政府關於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決定》出臺，這就是被稱為“雙轉移”或“騰籠換鳥”的政策，雖然“騰籠換鳥”的出發點是好的，也看到了廣東需要進行產業升級的大方向，但實際操作過程中，有很多生硬的行政幹預措施，而且以運動的形式促進產業轉移本身就值得質疑。現在看來，“騰籠換鳥”存在壹些明顯的問題：壹是“騰籠換鳥”的實施主體是政府還是企業，現在看來是政府在強勢主導，規定產業承接地政府負責園區外部道路、供水、供電線路和排水、排汙管道等基礎設施建設，而珠三角轉出地政府負責組織規劃、投資、開發、建設和招商引資等工作，但雙方積極性不對等，轉出地基於GDP政績不是太願意轉移，即使轉出了還要想辦法留住稅收，比如佛山陶瓷產業轉移到雲浮，但稅收仍要留在佛山。在這個過程中，企業沒有自主決策權，它只是那只被騰籠的鳥從甲地搬到乙地；二是“騰籠換鳥”政策本身切斷了企業自身產業升級的自然演進過程，它忽視了中國制造本質上只是全球生產貿易的壹個環節，處於“微笑曲線”的低端，沒有足夠的積累進行研發和品牌營銷，因此把鳥騰出去了，但升級的“好鳥”“大鳥”卻招不來，聚不攏。三是狹隘地限定將企業轉移到廣東山區和珠三角兩翼地區。企業如果需要轉移，它需要從自身利益比較去考慮遷入地，廣東山區既沒有人才，也沒有配套，而且同樣需要全國各地的勞動力，唯壹的優勢就是土地相對珠三角便宜，如果企業要轉移，為什麽不考慮內陸省份而要留在廣東山區呢？
可以說，正是“騰籠換鳥”不是按優化資源配置的思路導致其效果很差，這是各級領導在考慮區域發展規劃時需要引起警覺的，區域發展和產業升級絕不是搞運動、短期就能搞上去的，壹定要註意發揮金融優化配置資源的內在機制去辦事。其實無論是區域發展還是產業轉移都有很多好的做法，比如深圳的發展，政府非常註重發揮市場機制、發揮金融引導功能，因此深圳30年的發展湧現出了招商銀行、平安保險、比亞迪、華為、中興通訊這樣具有自生能力的強大企業。在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中，即使沒有得到中央支持，仍然發展的很好，幾年下來，深圳已成為基金、創業資本和股權投資（PE）的樂園，並通過資本紐帶，自然而且成功地將產業鑲嵌到全國各地。又比如最近富士康在河南、成都投資設廠，當地政府同時也吸引富士康的配套廠家進駐，以形成產業集群，這樣就能更成功地促進產業轉移。仔細思考，這裏面實際上都是有金融思維，要特別註重在區域發展規劃時發揮其優化資源配置的機制的作用。
三、國有資產重組中的金融思維
政府在國有資產重組中發揮主導作用，這點是毋庸置疑的。但也並非可以隨意揮舞行政的指揮刀，重視發揮金融思維的作用，通過資本運作的思路來操作，有利於順利推進國有資產重組。這裏舉上海國資重組的例子。
上海國資占據上海市經濟的半壁江山，根據上海市統計局統計， 2009年上海市國有經濟實現生產總值6864億元，同比增長6.4%，其占上海市生產總值的比重已從2001年的53.2%降至45.6%。2009年上海國資實現營業收入8028.78億元，同比增長10.6％；實現利潤總額408.71億元，同比增長53.3％；總資產額約12597億元，同比增長約10.7%。
上海國資如此龐大，其資產重組壹直為全國關註，而且也是比較成功的。2003年以來，通過整體上市、吸收合並、資產置換或剝離、資產註入等資本運作手段，上海已經完成了百聯、錦江國際、電氣、農工商、電科所、國際港務、儀電、上汽等大型國企集團的重組，涉及資產近3000億元。並籌劃和完成了上海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上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上海盛融投資公司、上海大盛投資公司四家國有投資公司的布局和重組工作。按照公開報道，上海市希望將上海國資經營公司的資產納入壹家新的金融控股集團，以此作為上海金融資產的控股平臺。同時，謀劃將上海盛融投資公司與大盛資產公司合二為壹，組建壹家綜合類投資公司，以運作上海的產業類股權資產。
上海在國有資產重組中註重資本運作，有許多成功經驗。其中壹條經驗是積極推進股權多元化，其國資委主任談到“哪怕是國有對國有，也要先實現多元化”。實現股權多元化，壹是分散了投資風險。“能用70%控股的壹定不要用100%，其余的30%應該投入到更需要的領域上去”。“國家控股不只是壹個絕對控股的概念。甚至在某些情況下，20%也能做到控股，要將國有資產的帶動力、影響力和控制力發揮得淋漓盡致”。二是加大了監管力度。在股權多元化的條件下，所有的股東都會對其進行監管，而且上市公司還有證監會的壹整套監管體系，這比在國有獨資公司情況下單方面的監管力度大得多，透明度也高得多。三是推動了制度規範。例如，現在由於沒有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國有資本出資人的投資回報往往很難實現。在股權多元化之後，股東對紅利都會有要求，這對企業會產生約束，出資人也能夠拿回收益，從而推動經營預算制度的建立。
上海的另壹條經驗是善於利用資本市場，推動國有資產證券化。2006年初出臺了《上海市“十壹五”國資調整和發展專項規劃》，2008年8月出臺《關於進壹步推進上海國資國企改革發展的若幹意見》，明確要加快推進國有資產證券化，根據規劃, 2010年上海將逐步收縮市國資委出資監管單位戶數，在2-3年內減少到30-35家，30％的經營性國有資產集中到上市公司中。上海的國資整合涉及46家大型國資企業,140家本地上市公司，力度空前。
上海的國資重組還旨在實現對國資的資本控制。雖然上海經營性地方國資基本都已劃轉至國資委。但是，國資委對下屬國企的控制力較弱，推動國資重組缺乏有效平臺。新成立的國資管理公司，將作為上海國資委的“資本之手”，直接受讓部分國有股權，開展市場化的股權和資本運作，而不涉入企業的具體經營。長遠來看，不排除國資管理公司將大部分國有股權納入，甚至變身為類似新加坡“淡馬錫”式的綜合性控股公司。
可以說，正是國資重組的金融思維推動了上海國資資本運作，從而推動國資進壹步集中到戰略性產業和重點行業，優化國資布局結構，以最佳方式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四、國企改革中的人力資本運營
近年來，由於國有企業經營效益上升，有人認為國有企業的問題已經解決。筆者認為，這種看法不是過於自信就是不了解情況。事實上，國企效益的改善壹定程度上只是國資改革與重新布局的成功，即國有資產從競爭性領域退出，集中到關系“國計民生”的戰略性行業，而這些戰略性行業恰恰是壟斷行業和支柱產業，電信、石油、煤炭、城建和房地產業，由於中國正處於重化工業階段，下遊競爭性行業為這些壟斷支柱行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需求，推動國有企業景氣上升。
但看看身邊的國有企業，即使是那些經過改制重組或上市的“新國企”，其經營管理水平並沒有大幅上升，員工福利倒是上漲不少，企業領導待遇享受更是上了層次。這些問題在企業經營景氣時都被掩蓋，壹旦經營形勢逆轉，就會凸顯出來，而且不會比上世紀九十年代“破產下崗”成風時的問題少，甚至會更嚴重。原因在於，這些新國企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其經營機制問題，原先被詬病的“委托代理”、“預算軟約束”、“內部人控制”等理論問題仍然存在。
在此專談國有企業的人力資本運營，其實與上面提的三個理論問題多少都有關系。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盛行的國企私有化，雖然解決了這些問題，但企業也變成了原來廠長經理或政府官員的私人控股企業，由此引發巨大的國有資產流失，造成社會貧富分化加劇。在這壹路徑於十六大前後被否定後，壹些企業實行年薪制，但年薪制推行困難重重,年薪名義收入很低,但若考慮工資外收入、特別是在職消費或灰色收入,國有企業經營者實際獲得的收入就不能說很低。壹些企業家憑借“良心”、“黨的教育”、或“愛國精神”,把國有企業搞得很成功。但由於企業家人力資本產權沒有通過剩余索取權(股權)得到正面認可和維護,這種控制權回報就只能是在位才能擁有,不能合法轉化為股權或物質財產權益而積累或延期享用,而且國有企業對經營者的約束機制也不健全,制度性漏洞較多。因此國有企業始終沒有解決好人力資本、尤其是企業家人力資本的激勵與運營問題。
現代企業理論認為，企業是“壹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合約”,其產權應由人力資本所有者與非人力資本所有者***同擁有，尤其在知識型企業中,最重要的已不是物質資本,而是知識管理與創新能力。因此，不解決國有企業人力資本運營問題，故意回避和忽視人力資本以股權形式分享企業剩余，最後只能導致國企重新回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經營雕敝狀態。
對此，筆者 曾在博士後論文中論證了人力資本分享企業財產所有權的邏輯，並提出了“增量股權激勵”的觀點。筆者反對將國企簡單私有化，也反對用國有存量股權去激勵管理者，而是主張在國有企業每年獲取的利潤中根據壹定比例提取壹筆資金，但這筆資金不是作為獎金發給企業家和職工，而是將其量化為企業的增量股權，並將股權根據貢獻不等授予給相應的個人。這樣既避免了國有資產的流失，避免簡單私有化造成的社會不滿，又使企業家和職工的人力資本得到股權激勵，解決了國有企業始終存在的“委托代理”和“出資人缺位”的問題。並且，由於解決了經營管理者的激勵約束問題，國企存量股權可以搭上幹部職工個人增量股權的“便車”，從而保證了國有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和基業長青。
五、結語
上述談到的幾個問題雖有不同，但都是各級領導在實踐中遇到、並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解決好了就能促進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我們看到，擁有金融思維，從優化資源配置、從資本運作、從股權激勵的運用幾方面來思考，有助於科學有效長久地解決這些問題。因此，從金融的角度思考問題，運用金融思維去解決問題，其實是非常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