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矽谷是IT互聯網時代的 科技 巔峰，那麽當今的波士頓就是生物醫藥的引領者。
從填海造地到如今的生物醫藥聖地，波士頓這座城市已經有近400年的 歷史 。這裏是“傾茶事件”、“邦克山戰役”的發生地，也曾是工業革命時期美國制造業的中心。波士頓曾在工業革命時期創造了“馬賽諸塞奇跡”，後又在金融危機和矽谷的雙重夾擊下走向衰敗。
隨著“生物世紀”的到來，波士頓又重回創新巔峰。盡管矽谷仍然是風投榜單的NO.1，但在生命科學這壹領域的融資總額，波士頓早已超越矽谷。《美國十大生物制藥集群》基因工程與生物技術榜單中，波士頓已連續4次擊敗矽谷，位居榜首。
矽谷和波士頓，壹直被視為美國 科技 創新的兩顆明珠。但不同於矽谷的IT和 科技 雙驅動，波士頓又被戲稱為“基因城”。這裏聚集了阿斯利康、賽默飛、諾華、輝瑞等超過2000家來自全球生命科學領域的科研機構和企業，位居全美生命科學行業五大求職地之首。
回顧波士頓的 歷史 ，妳會發現波士頓的成功絕非偶然。這裏聚集了包括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在內的30多所高校和40多所研究型醫院，聚集了生命科學領域最領先的醫藥和器械公司，這裏的 科技 創新與城市完美融合，政府、風投、科研機構、大型企業、創新公司各司其職，構成了孵化和滋養創新的良性生態循環系統。
波士頓的 歷史 ，可以追溯到1630年，幾位來自英國波士頓的傳教士在肖穆特半島建立了這座城市。為了表達對家鄉的思念，這座城市也被命名為波士頓。經過持續百年的填海造地，如今的波士頓已發展成為面積232.1平方公裏，人口超過60萬的智慧之城。
19世紀中葉，殖民地鐵路的快速增長帶動了波士頓南灣產業的發展，鑄鐵廠、機械加工廠、造船廠和煉油廠四處可見。甚至在整個二十世紀，造船業和鐵路行業都在為波士頓南灣的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工作，並且成為區域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
1861年，麻省理工學院在波士頓查爾斯河畔成立。早期，這所高校主要側重應用科學和工程學，目的是促進區域制造業發展。二戰期間，依靠在國防 科技 領域做出的突出貢獻，麻省理工學院迅速崛起。近水樓臺先得月，波士頓的工業也因此受益。麻省理工學院鼓勵科研人員將研究成果商業化，雷神、寶麗來等工業時期大公司在隨後成立，他們都脫胎於麻省理工學院。
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助力下，波士頓的制造業飛速增長。為此，城市出現了人口膨脹、交通擁堵等“大城市病”。為了解決這壹問題，波士頓推出了郊區化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將制造業重心向壹條建於1951年的半環形公路擴展。這條公路就是著名的128公路，由於公路兩旁聚集了數以千計的 科技 創新公司，公路沿線也被成為“128創新走廊”。
半個多月世紀前，128公路曾是小型計算機企業的聚集地，這裏壹度領先矽谷，是世界知名的電子工業中心。受美國經濟大蕭條的影響，政府的軍事訂單不斷減小，70年代的美國大量公司倒閉，失業率上升。然而128公路的產業基礎卻幫助波士頓狂瀾，迪吉多，奧爾森、DataGeneral，王安電腦公司和阿波羅電腦等電子企業迅速崛起。波士頓在十年間就實現了制造業向電子工業的轉型，被人們雅稱為“東部矽谷”。在制造業大轉移的背景下，波士頓實現了制造業的逆勢增長，被成為“馬賽諸塞奇跡”。
這壹時期，是波士頓的高光時刻。然而頗具戲劇性的是，“東部矽谷”並沒能在隨後到來的PC浪潮中繼續輝煌。波士頓的創新主要依賴麻省理工學院，創業者們希望繼續沿襲獨立創新的傳統，但這樣的策略使他們逐漸成為了創新孤島，互聯網浪潮和矽谷的崛起，讓他們逐漸淡出了大眾視野。
2004年，紮克伯格攜Facebook出走，“東部矽谷”宣告落幕。但波士頓的故事就此結束了嗎？並沒有。
進入21世紀， 社會 需求開始從註重生活質量，向追求生命質量轉變。這壹時期，大批化藥專利到期，制藥公司在化藥的新藥發現環節遇到瓶頸，他們迫切的希望能夠尋找到新的機遇。高校雲集的波士頓，成為了他們的聖地。憑借著在生命科學領域的創新資源和智力資源，波士頓在此崛起，波士頓市政府這次穩穩的抓住了時代給他們的有壹次機會，聯合科研單位、風投機構，他們吸引大型公司、孵化創新企業，最終形成了讓創新成果得以遊走和循環的生態，讓波士頓在20年的時間裏再次重返 科技 之巔。
盡管上世紀80年代專利法令保障讓波士頓地區在生物技術領域開始加大投入，但真正在產業端的崛起，還要從千禧年制藥公司的到來算起。
21世紀初，“生命科學探月工程”人類基因組計劃宣布完成，人類對遺傳學的認知再上壹層樓。作為計劃的參與者，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在遺傳學領域有著舉世無雙的影響力。再加上波士頓匯集了美國最好的教學和研究型醫院，制藥公司們蜂擁而至。
研究基礎和大型制藥公司的落地，是波士頓生物醫藥產業崛起的先決條件之，政府在此期間嗅到了先機。
2008年，馬薩諸塞州州長宣布通過《馬薩諸塞州生命科學法案》，決定在10年內由州政府提供10億美元推進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這項法案在2018年被再次延長5年，州政府還追加了5億美元用於推進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
排在首位的，自然是波士頓本土創新資源的孵化。波士頓劍橋市壁壘教育重鎮大都會，也是目前波士頓最為集中的創新區域。劍橋市的肯德爾廣場與麻省理工學院啊僅壹街之隔，聚集了幾百家世界頂級的生物醫藥公司，也是谷歌、微軟、輝瑞等巨頭的駐地。
麻省理工學院是肯德爾廣場發展的核心驅動力。上個世紀末，劍橋市就開始了對肯德爾廣場的改造計劃，政府將肯德爾廣場定位為服務大都會區的創新苗圃，為初創公司提供技術商業化的配套服務和生態環境。生活配套也是改造重點。從劍橋到大都會，跨區域的地鐵將肯德爾廣場、哈佛廣場緊緊鏈接；沿著查爾斯河修建的江濱休閑街更是為創新們提供了舒適的環境。
2016和2017年，時任州長查理·貝克還先後公布了“創新之橋”和“生命科學2.0”兩項計劃，以進壹步提升肯德爾廣場周邊的創新創業氛圍。其中“創新之橋”主要通過各類創新論壇、研討會吸引非營利性組織、企業、學術機構與政府進行創新合作；“生命科學2.0”則計劃投入5億美元用於於生命科學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研發和勞動力培訓。區位優勢、創業孵化空間、創新節點串聯和生活環境的多重優勢，成就肯德爾廣場，使這裏被譽為“生命科學領域華爾街”。
波士頓還是美國的醫療產業聚集地，美國聯邦研究基金排名前十的醫院，有6家位於此。自1995年以來，波士頓政府幫助6家醫院申請到NIH資助。州政府還會額外撥款為研究型醫院的發展提供支持。大規模研究投入的背後，波士頓政府也收獲了名利雙收。這些醫院已經成為全球疑難雜癥的研究與診斷、治療中心。另壹方面，波士頓在醫院業務收入方面更是遙遙領先於美國醫院的平均收入。
不僅如此，政府政策的傾向在稅收上也有明顯體現。針對生命科學領域，不僅企業、投資機構能夠享受稅收優惠，在該行業工作的個人也能夠獲得壹定比例的稅收減免。不2018年州政府還專門出臺了領域稅收抵扣法案，對生命科學領域的企業、個人稅收優待繼續加碼。
在城市建設上，政府幾乎將創業創新氛圍滲透進土壤。2010年，波士頓啟動“創新波士頓”戰略。時任市長托馬斯·梅尼諾倡議，要將這裏改造成適合孵化創新、創業的城市空間。這是美國第壹個由官方設定的創新區。
政府在市政廳成立創新中心旨在服務創業群體，超過1000平米的空間不僅設有開放式辦公區、會議室，還提供許多低價甚至免費的服務與設施，吸引、鼓勵創新創業群體，為創業提供舒適且有商務氛圍的商業空間。
為了解決沒有足夠資金購買公寓的創業群體，波士頓還為他們量身定制了低價的人才公寓。為此，市政府甚至修改了住房標準，將原有50平方米的公寓標準降低為最低28平方米。
為了保留人才，馬塞諸薩州還在2016年通過了針對了壹項競業協議的應用法案，限制個人才同行業機構內跳槽。該法案的初衷是對企業的人才保護，但因為限制了人才的流動，該法案也受到爭議。加州地區就直接禁止執行該協議。
城市建設給創新創業提供了空間，而真正讓這個生態裏有水可以流動的，其實是劍橋市和大都會區雲集的高校和科研機構資源。
環波士頓地區聚集了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塔夫茨大學、波士頓大學等40 多所世界頂尖高校；還擁有麻省總醫院、哈佛大學醫學院、新英格蘭醫學中心等優質臨床醫學資源，以及眾多在生命科學、分子生物學、新材料及化學等相關研究領域引領世界的優勢學科群和實驗室。這些研究機構不僅僅通過教育的方式為全世界輸出生物技術創新領域的人才，他們更是創新的發源地，影響著全球的生命科學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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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半個世紀的轉化體系建設
如果把時間撥回到1989年之前，整個美國基本沒有什麽大學在促進技術轉化，美國相比世界其他地區也沒有什麽優勢。這些科研創新的成果之所以能夠走向市場，甚至影響全球，其實很大程度上依賴美國知識產權體系的改革。拜杜法案後，創新專利從科研人員轉移到機構。牽壹發動全身，大學的管理者們更加主動積極的推動技術向產業轉化，為科研人員打造壹個更好的轉化創新環境。
以哈佛大學為例，1947年，哈佛大學商學院在全球範圍內率先開設了創業教育課程，然而在1984年之前，這壹課程都發展緩慢，甚至說處於低谷。在專利體系改革的鼓勵下，哈佛大學商學院重振旗鼓，最終形成了壹套“必修選修結合”，覆蓋碩士、博士、繼續教育的課程體系。最終，比爾蓋茨、紮克伯格等代表人在創新創業領域的成功，又將哈佛創新創業教育被推向了壹個全校性時代的高度。
2011年，哈佛大學投入2000萬美元建設創新實驗室，其宗旨是促進在校生、教職員工、企業家和奧爾斯頓鎮及波士頓的社區成員參與團隊型創業活動。同時實驗室還會舉辦校長挑戰獎、院長文化創業挑戰獎、院長衛生與生命科學挑戰獎等創業大賽，以鼓勵學生和校友進行創新創業。獲得比爾蓋茨投資的項目Vaxess Technologies，就是2012年校長挑戰賽的半決賽項目。
實驗室包括i-Lab、Launch Lab-X和 The Pagliuca Harvard Life Lab三個部分組成，目的是將哈佛大學的創新資源與波士頓、乃至全球產業聯系在壹起。
其中，i-Lab面向所有的全日制在校生，向學生提供壹對壹的創業咨詢、當前階段需要的人力和場地資源，甚至會幫助他們尋找行業專家建議。i-Lab還有壹項為期12周的創業孵化計劃，入選的創業者不僅可以獲得i-Lab的實驗室資源，還能夠參與實驗室舉辦的圓桌會議、企業家晚宴，以及獲得行業專家的獨家咨詢等。
Launch Lab-X則以校友為重，主要面向哈佛大學走出的校友和企業家，為他們提供創新創業支持。實驗室有壹項針對校友的培訓計劃，這個計劃為期9個月，分成3個期，除了早期的自主，該計劃還會提供可持續的業務支持。
Pagulica Harvard Life Lab是哈佛大學在西部大街上的第三個創業中心，由商學院校友Judy和Stephen Pagliuca捐贈。這個實驗室設施齊全，占地面積達15000平方英尺，主要為早期創業公司提供創業空間。與前兩者相比，Pagulica Harvard Life Lab覆蓋範圍更廣，面向學生、教師、科學家和學者。
麻省理工學院對波士頓的創新驅動的影響更為久遠。學校從1990年開始將創新創業教育作為重點發展戰略，學校在這壹年成立了自己的創業中心，面向全校師生提供壹對壹、貫穿始終的指導服務，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也形成了壹套獨特的轉化體系。
麻省理工學院有壹個被譽為“發明家奧斯卡”的獎項萊梅爾遜獎，該獎項旨在獎勵那些在職業生涯中期對改善世界作出重大貢獻的發明家。該獎項其實最初僅面向學校內部，以鼓勵發明創新，如今已成為全球科學界具有影響力的獎項評選。除了成果轉化標配的技術轉移辦公室外，麻省理工學院還另外成立格列坦中心來幫助科學家們改善商業計劃、組建公司。
面向學生、教師、校友，學校組建了80多個創新和創業組織，針對創新團隊提供定制課程、指導和活動。此外，學校還制定出了壹套創新基準原則，將創新的出發點、要素進行量化，如提高人類生活質量、研究內容具備交叉性、方向具有獨創性等，讓創新更容易落地。不僅如此，學校對壹些天馬行空的發明都保持著開放和尊重的態度，如機器人公司iRobot，其實最初就源於學校壹場“辨認羅德”的 遊戲 。
此外，為了幫助創新成更容易被轉化，學校聯合政府、企業組建了壹個名為“工業聯絡計劃”的生態網絡。據了解，目前該生態網絡內已經聯絡了超過1700家企業，其中800家為世界級公司。
學校甚至企業簽訂合作義務，主動幫助企業接洽校內的創新項目，例如，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展開的「分子機器」項目，就得到很多藥企資助，通過基因組工程、機器學習、生物信息學等跨學科協作，解決藥品療效設計問題。
據悉，學校平均每年會有600個合作項目接洽，針對具有商業價值的項目，企業會購買專利或者進行孵化。這壹方式也為更多非生命科學領域的團隊提供了加入該行業發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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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圍墻”，哈佛大學與MIT的協同創新
2004年，博德研究所在Eli Broad和Edythe Broad夫婦資助下成立，該研究所由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及其附屬醫院***同建設，致力於通過基因組學研究探尋癌癥、精神病和傳染病的治療和預防方法。從差異性上來說，哈佛大學的優勢在於化學生物學的基礎理論研究，麻省理工學院的優勢在於生物工程，而哈佛大學附屬醫院的優勢在於臨床醫學，博德研究所將發現的學術和應用的學術整合起來。以上各方的優勢結合，實現了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的相互轉化，推動了生物醫學的突破性創新。
博德研究所源於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生命科學研究者在“人類基因組計劃”研究過程中結成的虛擬關系網絡。這種網絡能夠實現知識、技術和應用的集成，促進學科的交叉、滲透和融合，帶來重大的發明和創造。然而，由於虛擬組織邊界的模糊性和人員的流動性，會對需要長期追蹤研究和基礎研究的跨學科合作項目造成不利影響。同時，為了實現知識溢出的內部化，也需要建立實體的學術組織，以突破大學內部封閉式的跨學科研究，形成開放式的組織創新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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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化：能為人類帶來什麽好處
學校層面的推動促進了成果轉化的進行，然而這些科研成果能對全球生命科學產生影響的原因，其實與實驗室創新本身有關。
“我們在做研究時，首先會想這樣的研究能夠給人類帶來什麽好處。”哈佛大學微生物和免疫學系的聯席系主任阿琳·夏普在壹次采訪中向我們透露，研究人員在科研立項是則更多聚焦 社會 需求。
學校周圍圍繞著許多風投機構和醫藥公司，這些風投機構和醫藥公司會通過“駐校計劃”、“學校轉化平臺”等方式與科研人員保持長期聯系，當他們有研究的需求是，就會需求研究人員進行合作。在科研人員方面，他們也習慣了轉化創新的文化，當意識到自己的基礎研究可以應用到產業中時，也會主動與產業取得聯系。
波士頓是美國風投的發源地，馬塞諸塞州成立生命科學中心後，在扶持初創企業成長的同時，也在吸引 社會 資本的參與。在政府示範的加速下，波士頓地區對生命科學領域的初創投資在2018年便超過了80億美金。雖然還無法與矽谷相比，但波士頓不乏大量投資公司。在波士頓的創新生態中，VC扮演了重要角色。生命科學研發周期長、投入高、風險高，在波士頓的創新生態中，風險投資增長劑。
波士頓是美國第三大金融中心和全美最大的基金管理中心，諸多頂級投資公司的總部均設立在此，為創新研究與轉化提供關鍵的資本支撐。2019年波士頓地區生命科學領域風投資金達到47億美元，占美國生命科學領域風投資金總額的24.6%，帶來了數百億美金的生產總值，創造了超過11萬個就業崗位，使 健康 服務業成為波士頓經濟發展的“助推器”。
與矽谷相比，波士頓的風投機構更加務實，更重視知識產權與技術創新度。波士頓的大部分風投機構主理人都有著醫藥公司高管背景，或者本身也是具有多年研究經驗的科學家。這就奠定了波士頓風投機構的基調。高度集中的科研資源和專業的投資人使風險投資得以往孵化階段前進。
科學家的成果轉化無外乎是轉讓和自行轉化兩種，前者通過將專利轉讓給大藥企或者直接是橫向合作，而如果要自我轉化，則離不開風投機構的支持。除了資金，投資機構甚至會深度的參與的項目的創立過程中來，成為核心團隊的壹部分，具體案例可以參考Moderna。
同時，資本也是政府產業導向的有力工具，政府是重要的LP。波士頓生物技術集約群最大特點在於其研發能力與政策支持，風投機構的存在，將整個生態鏈串聯了起來。
從 歷史 發生的腳步來看，大藥企們是最早發現波士頓潛力的產業角色。輝瑞、諾華等巨頭藥企的落戶，奠定了波士頓的產業基調。這些藥企在面臨發展瓶頸之際看到了未來生命科學領域的大方向，押對了註，選對了地方。政府在看到這些藥企紛紛落戶後，才決定將生命科學作為當地發展的新戰略。
壹方面，大藥企們是波士頓的“氛圍擔當”，他們的聚集是波士頓成為生命科學領域的“耶路撒冷”，為這裏的大批畢業生提供了就業幾乎；另壹方面，他們也吸引了人才來到這裏。波士頓的許多投資人都曾是制藥公司高管，可以說，波士頓如今的風險投資行業，其實是由大藥企奠定的基礎。
大藥企們在波士頓選擇創新並將其放大，同時，他們也在為科學家們提供創新方向和成果出口。如PD-1、CAR-T、基因治療等生命科學領域的投資熱門賽道，其實都是通過大藥企的孵化和參與，才從實驗室走向了產業。在大藥企的參與和幫助下，埋藏在實驗室的研究成果最終得以影響全球生命科學領域的風潮。
創新源頭在波士頓、創新人才在波士頓、資本在波士頓，地方政府的政策傾斜也十分明顯，那麽創新公司有什麽理由選擇其他地方？由此，波士頓形成了完整的生物醫藥創新生態，吸引了並孕育了大量創新公司在此落戶。而創新公司的聚集和成功經驗又最終使得這個生態形成最終閉環，大量成功的經驗坐實了這裏的創新基因，也鼓舞這更多人和企業來到這裏，繼續書寫波士頓的創新故事。
以高校和科研單位為錨，波士頓整合政府、科研單位、風投機構、大企業和創新公司組成了獨特的創新閉環。這些單位以利益機制為紐帶被緊密的聯系在壹起，最終形成了協同***生的創新生態系統：
政府提供長期政策支持，打造適宜創新的氛圍和城市空間；大學提供創新資源，產出人才；風投機構為創新提供關鍵資本支持；大公司為創新成果價值實現提供機會和載體；創新公司則是產業引導與成果轉化結出的勝利果實，也是生態得以良性循環的重要標誌。
那麽，波士頓的經驗可以給國內的科研成果轉化事業帶來什麽啟示呢？
過去的幾個月中，動脈橙果局分析了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轉化創新之路、海外高校和醫院的轉化經驗，希望通過大量的案例拆解尋找到能夠推動國內成果轉化的蛛絲馬跡。其實這些經驗早就開始影響國內科研機構的成果轉化體系建設，比如近幾年各大高校、科研單位成立的“育成中心”、“產業研究院”，大多都可以看到與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轉化創新相似的影子。
經過幾年的推動與摸索，其實可以看到國內科研成果轉化成果初現。不過，放眼行業來看，當前科研成果轉化的項目與初創公司還是星星之火。但科研成果轉化的推動絕非僅僅是高校、科研成果自己的事情，或許除了單壹維度的科研成果轉化制度的 探索 外，還需要地方政府、風投機構、行業內大公司的***同努力，形成壹個使創新得以良性循環的生態。如此，星星之火方可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