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時局及特點
中國迅猛發展得益於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同時也受惠於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隨著當代科技革命的發展，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都不可避免的被納入到全球經濟體系之中。經濟全球化帶來了國際分工的大發展、世界經濟結構的大調整及產業的大轉移和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大流動，提高了經濟增長的效率，實現了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和發展空間的最大化；但也導致國際競爭空前激烈，同時對產業安全、金融安全等提出了許多新的挑戰。如何正確認識和應對經濟全球化已成為擺在世界各國面前帶有普遍性的難題。
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國的發展正面臨急劇變化的、越來越復雜的國內外新形勢，到了壹個關鍵點。
在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陳向陽博士看來，中央強調要掌握國際競爭中的主動權、要求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是有著深刻國內和國際背景的。
從國內的角度看，首先，是繼續維護與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需要。21世紀頭20年為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時至今日，20年已過去了近1／4，時不我待，只爭朝夕，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依然任重道遠；
其二，明年即將開始實施“十壹·五”發展規劃，中國正在進入改革攻堅階段。要在確保穩定的前提下深化改革並加快發展，可謂是世界性難題。而對外開放與外經貿作為推動中國發展的輪子之壹，必將為“十壹·五”規劃的順利實施提供巨大促進作用。
從國際形勢看，中國崛起勢頭正猛，引起國際輿論紛紛聚焦中國。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空前關註中國，專門花了壹周時間報道中國的方方面面；美國《新聞周刊》以“中國世紀”為題登出中國專輯；《財富》雜誌“全球論壇”三度光臨中國；國際問題權威人士更是頻發言論，高談中國的發展正在導致國際權勢的重新轉移……
在接受《了望新聞周刊》采訪時，博士生導師、南開大學全球問題研究所所長、南京大學－霍普金斯大學中美研究中心訪問研究員龐中英教授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總體崛起的勢頭對世界經濟的重大影響越來越顯現出來，因而受到更多關註。歐美的對華政策，特別是經濟政策，調整尤為明顯。與此同時，伴隨全球化不斷加深，歐美內部各種受到全球化沖擊的力量展開對全球化的各方面抵制，成為歐美國家新的國內政治特征，其結果造成新的貿易保護主義不斷發展。這種保護主義的特點已與西方傳統的自由貿易精神背道而馳。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和印度等快速發展的國家正在成為歐美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攻擊的主要對象，成為西方國家復雜的國內貿易形勢和政治鬥爭的替罪羊。
專家強調，在經濟全球化的驅動下，國際經貿領域摩擦不斷增加，已經成為壹種客觀趨勢。具體到中國，中國已進入到入世的後過渡期，正開始面臨超乎想像、越來越大的國際經濟競爭壓力。美國、歐盟對中國出口紡織品無端設限，說明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三年後，開始遭遇真正的挑戰。
另外，在非經濟領域，因應中國的強勁發展，西方大國也紛紛調整對外戰略，對華政策的協調面明顯增加，這其中又以美日同盟的全面深化最為突出，美日出於為牽制中國而相互借重、相互利用。美國對外戰略正從反恐轉向反恐防擴散與防範大國崛起並重。日本則對中國的全方位趕超深感焦慮，近來對華頻頻尋釁滋事即為明證。
面對困難，保持頭腦冷靜，選擇以何種態度應對至關重要。“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的國際國內形勢，要求我們必須以全球戰略眼光謀劃國內發展，更好地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中***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世貿組織研究會副秘書長劉力對《了望新聞周刊》說：“目前，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進入了關鍵時期，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第三步’戰略目標的任務更加艱巨，需要進壹步對外開放和參與經濟全球化。”
重大的戰略思想轉換
胡錦濤在講話中指出，要發揮好對外開放在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必須適應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新發展和我國改革發展的新形勢，進壹步樹立全球戰略意識，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
探求胡錦濤強調要有全球戰略眼光，要樹立全球戰略意識的深意， 龐中英認為，現在的世界正是壹個全球化的世界，中國也正在全球化。全球化使得利益和機會可能存在世界上任何壹個地方，競爭、威脅和挑戰也會來自四面八方。日本、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國家都是立足全球經濟得以發展的。中國想要在世界上取得經濟上的成功，必須具有全球思維。中國最高領導提出要樹立全球戰略意識，就是壹個重大的戰略思想轉換，全社會都應高度重視。
“胡總書記在此次集體學習中提出中國的全球戰略眼光與全球戰略意識兩個概念，具有極為深遠的歷史意義。”陳向陽認為，其大致包含兩層含義：壹是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待世界，從對國際競爭的積極參與中最大限度地維護與促進中國的國家利益；二是從全球的角度來審視中國的發展，即站在全球的高度，準確把握中國所處的位置，並以中國的發展來促進世界的進步。
在他看來，新形勢下中國的發展越來越和世界的發展融為壹體，原來意義上的國內事務的影響和意義早已越出國界，成為世界整體變化的壹部分。因而，迫切需要從內外結合、包括從全球與世界整體的視角來制定中國的發展戰略。
而且，及時制定中國的全球戰略是實現中國真正崛起與民族復興的需要，也是中國勇於承擔責任、成為負責任的世界大國的需要。隨著中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與國際地位不斷提高，中國正從人口和地理意義上的大國向政治和經濟大國邁進，從區域內有重大影響的大國向世界大國轉變。中國大步走進全世界，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也為世界各國所承認並接受。作為發展中的世界大國，中國理應有自己的大戰略，其中極為重要的壹個方面便是中國的全球戰略。
放眼世界，謀劃未來，既是未雨綢繆，也是時勢所迫。龐中英認為，從最近中國與美國、歐盟的貿易爭端來看，世界經濟具有兩個突出特點：壹是經濟與政治的聯系非常密切，歐美的貿易保護主義嚴重沖擊世界貿易秩序；二是中國和其他壹些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的影響和地位進壹步上升，世界經濟面臨歷史性的重大結構轉折關頭，競爭、矛盾、糾紛、沖突和合作復雜地交織在壹起。
因此，對中國來說，充分認識世界經濟體系正在發生的變化的性質，把握全球經濟的根本趨勢，方能掌握主動。當前應當做到的是：首先，經濟決策者和公司負責人，壹定要從全球的角度思考問題。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世界市場密不可分的壹部分，而且這個市場上的國際競爭非常激烈。中國企業不僅要加強在世界上其他市場上的競爭力，而且要加強在中國市場上的競爭力。因此，諸如探索新的增長方式、改進管理、重視質量、尋求法律保護、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尊重市場機制，等等，就顯得非常必要。
第二，在全球市場經濟中，要習慣於貿易戰。貿易戰是正常的，沒有貿易戰才是不正常的。中國政府要認清歐美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本質和表現形式，面對來自歐美的政治壓力，壹方面，要從維護中國市場、企業、勞工的根本利益出發，有理、有力地反擊不合理的貿易保護主義，增強與歐美貿易鬥爭的本領（借鑒歐美之間、日美之間處理貿易糾紛問題的經驗），另壹方面，要充分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拿起國際法律武器保護中國利益。
第三，進壹步促進對知識產權的尊重和保護，有助於改善與歐美的經濟貿易關系。
龐中英對《了望新聞周刊》說：“最根本的還是要深化改革，解放生產力，增強競爭力。”
“四個著力”的深刻背景
面對當前國際間激烈競爭的嚴峻形勢，胡錦濤用“四個著力”概括我國在全面提升對外開放水平的當務之急，亦即在當前情況下掌握國際競爭主動權必須破解的四個難題。長期對世界和中國外經貿進行跟蹤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倪月菊研究員、中***中央黨校的劉力研究員對這四個中央高層認為“尤其要重視”的方面逐壹進行了解析。
●著力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
改革開放以來，國際貿易領域的最大變化當數中國以出口大國姿態重返世界市場。1979年～2004年，中國出口總額增長約43倍，年均增長17．4％，龐大的貨物貿易出口額表明中國已經成為“貿易大國”。但從外貿增長方式上看，中國要成長為“貿易強國”還有很長的壹段路要走。主要表現在：
從出口商品結構上看，工業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雖然不斷上升，但高技術產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據世貿組織?WTO 統計，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國和地區的產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達40％，而中國在2004年的該比例也僅為28％左右。
從貿易方式上看，加工貿易仍然是中國產品出口的主要貿易方式。近年來，加工貿易壹直占出口總額的壹半以上。以高技術產品為例，2002年，中國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的高技術產品為606．3億美元，占高技術產品出口總額的89．6％。這與世界貿易強國壹般貿易出口比重大於加工貿易出口的情況大相徑庭，表明在高技術產業的國際分工體系中，中國還處於較低層次。
中國按目前的出口產品結構繼續擴大出口，可能引發以下不利結果：壹方面中國低附加值產品獨特性低，抗危機能力差，出口商品競爭力不強，關鍵時刻難以起到穩定出口的作用。另壹方面中國的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是建立在低勞動力成本基礎上的，這些產業有壹個***同的特點就是：成本低，市場容易進入。從而也很容易引起投資過剩，進而導致生產過剩，生產能力過剩最後導致供給過剩，供給過剩就必然會出現惡性競爭。無序競爭最終的結果就是遭遇反傾銷起訴或保障措施。同時，不斷降低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會造成外貿出口“豐產不豐收”，即出口額增長引起出口效益下降。
所以，只有像胡錦濤所強調的那樣，在充分發揮我國比較優勢的同時，擴大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擴大具有自主知識產權、自主品牌的產品和服務出口，擴大附加值高的產品出口，提高加工貿易的產業層次並增強國內配套能力，才能使中國逐步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
●著力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
從1992年中***14大作出深化改革開放的決定以來，中國吸收FDI的速度越來越快，金額也越來越多。2003年使用外資已經達到了535億美元，2004年將超過600億美元。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資料，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在2000年達到13880億美元的高峰之後，2003年已降到5596億美元，中國吸收了將近10％。外商直接投資為GDP的貢獻超過40％，稅收的1／4都來自於外資。而中國外貿的持續性大幅增長，其2／3產生於國際直接投資。另外，外資企業的進入所帶來的市場競爭效應，跨國公司的本土化戰略所產生的關聯效應，都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但外商直接投資給中國也帶來了很多的問題。首先，追求利潤是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根本動力。因此，外商在投資的行業選擇上，呈現出非常明顯的“挑肥揀瘦”現象，對高利潤行業投資興趣非常大。跨國公司的投資常常與我國的產業政策不相符合，難以將引進外資與調整國內產業結構很好地結合起來。
其次，跨國公司轉讓技術和開發技術的狀況不令人滿意。商務部對外經濟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在今年發布的《2005跨國公司在中國報告》中指出：“大量外商直接投資?FDI 帶來的結果是核心技術缺乏癥，這的確讓人不可思議卻又不得不面對。”我們“讓出了市場卻沒有獲得相應的技術提升，這同我們‘市場換技術’的初衷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再次，跨國公司在華投資企業憑借經濟和技術等方面的優勢，在同我國國有企業的競爭中處於極為有利的地位，不斷擴大其在國內市場的占有率，而國有企業則節節敗退。
中***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研究員劉力認為，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關鍵要做到以下幾點：
壹、吸收外資的重點是促進國內產業升級。利用外資和要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國有企業改革重組結合起來；
二、對外資的鼓勵政策要從普遍優惠制變為差別優惠制。對重點領域采用優惠政策，比如在農業、高新技術領域、老工業基地改造、中西部地區開發等才允許采取外資優惠制，取消壹般項目的優惠政策；
三、鼓勵外商設立服務外包企業，設立研發中心、地區總部等，把高附加值的產業轉移到中國來；
四、推動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在技術研發和市場開拓方面的合作，引導中國企業參與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網絡。
五、中央政府加強對外資企業政策的協調，避免各地為爭奪外資進行不合理競爭。
●著力實施“走出去”戰略。
“走出去”是必要的。這不僅是擴大內需、實現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客觀要求；不僅是應對加入WTO的重要措施，也是對外開放進程進壹步提升的必然選擇。
在政府和企業的***同努力下，“走出去”戰略已經初見成效。但在“走出去”過程中也暴露出壹些問題。如壹些企業缺乏周密思考，戰略上犯有盲動錯誤，造成了經營失利。而壹些國有企業由於投資決策機制和管理體系的落後，海外投資成為政令式決策，在選擇項目、地點、合作夥伴，經營策略的制定、人事安排、執行及監督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從而導致投資失利。還有，海外投資缺乏有效監督，成為我國國有財產流失的巨大漏洞。另外，由於缺乏統壹的“走出去”戰略協調，管理“走出去”的部門太多，政策不相配套，法律規範與政策規定和政府管理時有沖突。相關的外匯、投資、審批、金融等方面的政策也有待完善。等等。
因此，要想使“走出去”戰略得到更好的實施，必須進壹步完善對外投資的法律法規和服務體系，賦予企業更大的境外經營管理自主權，健全風險防範機制。劉力認為，實施“走出去”戰略，要避免“壹窩蜂”走出去，就得要有重點。壹是境外資源開發，主要是在資源富聚地區；二是促進加工貿易出口，緩解貿易摩擦；三是通過向發達國家投資，達到利用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目的。
●著力改革涉外經濟體制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很大的進展，在世界經濟中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國的經濟體制，特別是涉外經濟體制仍然存在壹些問題。這些問題若不有效解決，將影響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甚至影響到中國未來的國際地位。
從我國外貿體制看，盡管改革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但現行進出口制度在市場開放程度、政策透明度、貿易管理方式等方面，與WTO規則和中國入世議定書的要求尚有壹定差距，存在諸多矛盾和問題。針對這些矛盾和問題，我國在加入WTO前後的壹段時期內，加快了進出口管理體制的改革，集中清理、廢止、調整了壹批政策法規，並相繼頒布了《反傾銷條例》、《反補貼條例》和《保障措施條例》等新政策法規。然而，實現對外貿易集約、均衡發展，僅對現行進出口制度做局部或臨時性的修補是遠遠不夠的，而必須對我國的進出口制度進行全面調整，構建與WTO規則相吻合的新型外貿體制，以適應經濟全球化時代國際競爭發展的新形勢。
從外資政策來看，目前，我國吸引外商投資仍很大程度上依靠各種優惠政策安排。對優惠政策的過度依賴不僅加劇了市場扭曲、拉大了地區差距，而且也對我國加入WTO後與國際規則接軌構成了障礙。因而，應將對外商投資企業普遍適用國民待遇原則作為我國外資政策調整的核心目標，最終使外商投資企業享有與國內企業同樣的法律地位，擁有同樣的權利，承擔同樣的義務。為內、外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從長遠來看，建立可競爭的高度法制化的市場體系是吸引外商投資尤其是大跨國公司投資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我國優化投資環境的關鍵步驟。為適應加入WTO後外商投資的新形勢，我國外資政策的主旨應由市場準入逐步轉向鼓勵競爭，提高國內市場的可競爭性，規範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的市場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