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老子
“在學城，我們活著有不同的目的，我們是這個世界的記憶。沒有我們，人類只比狗強壹點。”——《權利的遊戲》
“記憶不是為了活在過去，它恰恰是為了朝向未來。通過記憶，認清當下的我們是誰、我們的所在、我們與世界的關系，才能知道在壹個波譎雲詭、變動不居的時代，如何尋找通往未來的道路。通過記憶，壹系列的'此刻'進入了歷史，也就進入了未來。”——施展
全書分三部分：分別為問題、現實和未來。
壹、問題：現代社會是個風險社會。由於高度分工和細化，每個人都只能掌握很小壹部分的知識，難以把握全局知識。***識本是風險社會的基石，可現在很多爭論並非因為邏輯，而僅僅為了立場。由於媒體充分發達，信息充分***享，反而公***空間在逐步失去，***識在彌散。社交媒體、移動互聯網和推薦算法更催化了信息繭房，導致人們善於用情緒代替理性，用觀念遮蔽現實。鋪天而來的大疫情，成為人類的***同傷害，也許是重建***識的起點。
觀念會對現實有遮蔽作用：1.在民族主義的籠罩下，政治領域對其他領域的遮蔽。民族主義封裝式思維：對內，從觀念上把國內各種復雜的社會結構給化約掉，形成相對均質化的社會；對外，從觀念上強化本國和外國之間的差異，使得彼此之間不可通約。這種封裝，會使得人們頭腦裏的理念與實踐之間存在隔閡卻不自知，信息繭房又極大強化了這兩種封裝。
2.用意識形態問題遮蔽專業性問題。意識形態提供價值方向，但不直接帶來認同，民族主義提供認同，但無法說清價值方向。從意識形態出發的辯論，是情緒宣泄而非理性辯論。與理性相關的專業技術問題，容易被情緒化的爭論所遮蔽。
3.拒絕承認中國與世界的壹致性，和拒絕承認中國的特殊性。作為超大國家，中國的國家利益必須在壹種世界主義的格局裏才能得到落實。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沒有陰謀，只有陽謀。今天的中國與世界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種層面上都有高度***生關系。今天與西方在價值觀層面有些沖突，國際問題越來越成為中國要面對的首要問題。
二、現實：
產品生產流程在各國之間實現國際性的精細化分工，導致國家主導的政治空間與商人主導的經濟空間日益分離，信息產業的高速發展，更是穿透了國界的存在。這種變化讓既有的全球經濟治理秩序失效。貿易戰導致中國制造業向外溢出，中國依然處於中低端產品產業鏈的主導地位。在世界制造業的結構性位置來看，創造性、顛覆性的高新技術，即0到1，依然還是由發達國家主導。中國更多是規模效應，是量的膨脹，擅長做的是1到N的事。中國需要與世界建立信任感。讓世界相信中國不會把自己的供應鏈能力“政治化”，從而避免發達國家以安全為由，不斷擴展產品名錄，重建自己的產業鏈。
西方希望中國改變壹些非市場機制，消除人為形成的不對稱競爭優勢，形成真正市場化競爭機制。要守住基本信任，才會有大國之間的合作。
德國的例子值得我們借鑒。二戰之後，德國必須同時完成兩個艱巨卻相互制衡的任務：重建並取得鄰居的信任。既要通過重建來振興德國的經濟，又要讓鄰居消除恐懼。阿登納當時的做法是：摒棄德國是“德國人的德國”的觀念，讓德國變成“歐洲人的德國”。當時煤和鋼是發動戰爭最重要的兩種原材料。德國拉上法、意、荷、比、盧，推動成立了歐洲煤鋼聯營，將煤和鋼的生產納入壹個跨國的聯營委員會統壹管理，以獲得6個成員國之間的彼此信任，這種超越民族國家的制度安排，德國把自己的生產能力去政治化/去武器化，不僅實現重建目標，同時獲得世界信任。
特朗普讓美國從各種多邊組織退群，卻同時在拉各種新的群。這種做法既把中國排除在外，又避免美國經濟局限在本國市場而致經濟效率過低。
1996年，33個國家***同簽訂的《瓦森納協定》，成員國承諾不向非成員國（包括中國）出口該協定清單中列出的高新技術和軍民兩用產品，例子之壹就是使得中國無法購買荷蘭阿斯麥爾的光刻機。
全球化是每壹回危機推動的結果，危機過後，全球化必將進壹步深入發展。
《拜杜法案》對美國創新經濟的轉型有著重大推動。政府資助研究所產生的技術成果，收益權歸大學，條件是懂得技術的大學必須積極推動成果落地並商業轉化。公司買走技術若不做市場研發，幾年後高校可以收回知識產權。公司不再需要購買專利的所有權，只需要獲得商業開發權。所有權和商業開發權分離，技術轉讓費用大幅降低，讓很多的企業都買得起，激活了商業市場。若大學不能讓科技成果服務於市場，政府有權收回成果所有權。這種制度安排，實現了高端技術有效研發、落地和商業化，形成生產力。
中國供應鏈得以快速成長，壹是在需求方面，得益於2001年中國加入WTO，中國有機會參與世界經濟活動，承擔了大規模外包，通過高度的專業化、精細化，滿足了效率和彈性這兩個相互矛盾的需求。其次是供給方面，中國的土地財政改革和供應鏈網絡的快速發展剛好契合，城鎮化先於工業化，大規模工業區的開發滿足了細分行業的大批量進駐。中國的供應鏈網絡極為齊備，全球的中低端制造業都向中國轉移。雖對鄰近的東南亞國家有部分生產環節溢出，但不能說是轉移，東南亞國家無法取代中國的制造中心地位。
國際雙循環的邏輯：西方主導創意產業和高端服務業，中國及周邊國家主導工業制產品生產，非洲等國家向中國為核心的制造業提供原材料，中國向西方國家提供工業制產品。西方創意，中國制造，全球銷售。
全球雙層循環的邏輯：在國際雙循環的實體經濟循環之上，還有壹層美國主導的全球資本循環。
在符合結構的視野下，世界經濟真正的發動機仍然在西方尤其是美國，壹是其主導著創新，這會帶來經濟方面質的增長，其次主導以美元為核心的全球資本循環。
海洋秩序（開放秩序）與陸地秩序（封閉秩序）之間的對抗時史，是海洋秩序不斷擴展與開放的過程，歷史證明，海洋秩序多數獲得勝利，但陸地秩序的反抗，使得海洋秩序不斷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方向演化。
海洋有雙重屬性，壹重是軍事屬性，壹重是貿易屬性。美國是當之無愧的海上霸主，中國是貿易霸主。海上的基本秩序由軍事霸主決定，但中國仍有談判空間和機會：主動參與到既有海洋秩序的維護當中，與軍事霸主合作，***同提供海洋秩序這個全球公***品。中國需要超越民族主義心態和格局，從開商場的戰略格局出發，主動為已經存在但遭遇失衡的全球秩序提供公***品，承認美國對國際秩序有主導性，但要爭取秩序運作機制的談判權與股權結構的比例，區分美國具備世界性和國家性雙重屬性，制衡美國的國家性，發揮美國的世界性。
英美兩國先後能成為全球霸主，具備國家性和世界性這雙重屬性，與他們普通法傳統有著深刻的關聯。普通法是被發現的法律，經過不斷抽象，剩下程序正義，能夠把風俗各不相同的地方整合在統壹的規則體系之下，英國成為日不落帝國，原則上不排斥其他國家的參與，是壹種開放的秩序，常把壹個地方攻打下來，只是為了獲取貿易利益，基本不動當地的法律。歐洲大陸成文法是被發明的法律，成文那壹刻就定型了，承諾實質正義。法國獲得殖民地之後，要花很大的力氣進行改造，成本巨大，壹旦撤退，重建秩序難度大。
香港和新加坡是我國連接海洋經濟的兩個出港口，香港是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壹個重要的借力打力的支點，實施的是普通法大社會小政府的邏輯，國內應該尊重香港依托於普通法的壹系列生活方式，充分發揮好香港的國際接口作用。
美國的精神核心是清教的無條件信仰，是猶太教創世論的底層精神，信奉上帝是全能、全知、全善的。美國具有兩面性，日常時期的松散與非常時期的力量。
三、未來：
第4次工業革命是信息技術產業的革命，核心動力是創新，分別為技術創新（美國具備明顯優勢）和商業模式創新（中國具備壹定優勢）。
信息技術產業革命中，美國在算法方面領先，中國在數據方面領先。在第三國建立全球數字治理聯盟，將有利於建立公信，摒棄私心，撤離不必要的設防與圍堵，促進數據革命的健康發展。建立商人自治秩序，推動人類回歸“商業歸商業，政治歸政治”的狀態，利於在各國之間重建信任關系。
信息技術時代，每個人基於自己的數據分享而獲得正義的分配收入。
全球數字治理聯盟——以商人為主導、以技術的演化為基礎，以商人超越政治幹擾的需求為動力，以數字憲章為架構，以數據分紅為模式，以全球分配正義為其宗旨。這或者是推動第4次信息技術革命、應對目前各國之間數據壁壘、去政治化重建信任緩解矛盾最有效的解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