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舉行的2018年能源大轉型高層論壇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壹鳴就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做了專題演講，向與會者闡釋了高質量發展的深刻內涵。
從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面理解高質量發展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那麽，什麽是高質量發展？王壹鳴認為，可以從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面來理解高質量發展的內涵。
微觀層面主要是指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在這些方面，我國與國際先進水平還有很大差距。“中國速度”已享譽世界，但盡管做了很多努力，“中國質量”仍有差距。中觀層面主要是指產業的價值鏈。過去主要是以加工組裝為主，現在要提高研發、設計、標準、供應鏈管理、品牌這些高價值鏈區段的比重。宏觀層面上主要是指國民經濟的整體質量和效率，這通常用全要素生產率來進行衡量。
王壹鳴表示，中國的基本特征就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又處在經濟結構的快速變動期。因此，評判高質量發展不能完全以成熟經濟體的標準結構為參照，要充分考慮中國的發展階段和基本國情。在他看來，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正在呈現三個新特征。
壹是從“數量追趕”轉向“質量追趕”。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從短缺經濟起步，經過40年的努力，“數量缺口”基本填滿，但“質量缺口”依然很大。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主要任務是“質量追趕”，填補“質量缺口”。
二是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升級”。隨著傳統產業陸續達到市場需求峰值，大規模擴張的階段基本結束，必須從以“鋪攤子”為主轉向以“上臺階”為主的發展模式，核心是提升產業價值鏈和產品附加值。
三是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隨著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逐年減少，土地、資源供需形勢變化，生態環境硬約束強化，依靠生產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越來越走不下去了，必須依靠科技創新，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與高速增長階段“電力瓶頸”“交通瓶頸”等制約發展的瓶頸不同，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瓶頸主要是創新能力和人力資本不足，必須把創新作為第壹動力。依靠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投資，不斷增強經濟的創新力和競爭力。
轉向高質量發展具有的條件和面臨的挑戰
王壹鳴認為，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具備多方面條件。
壹是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革。消費正在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服務業占比逐年提高，增強了經濟運行的穩定性，為轉向高質量發展創造了基礎條件。
二是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斷擴大。我國已形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推動國內市場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消費結構持續向高端化、個性化、服務化轉型升級，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市場驅動力。
三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了市場配置資源功能，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近年來，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由降轉升，扭轉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下行態勢，表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在為高質量發展開辟有效途徑。
四是科技創新進入活躍期。我國研發投入強度已達到2.12%，超過歐盟的平均水平，獨角獸企業數量居全球第二位，移動支付、電子商務、平臺經濟、新能源汽車等躋身世界前列，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撐。
五是全面深化改革持續推進。“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壹招”已成為全社會的***識。推進重大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加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保護，擴大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對外開放，將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與此同時，我國轉向高質量發展也面臨諸多挑戰。
壹是傳統發展方式慣性大。長期以來，我國形成了資源和要素過度向投資傾斜的體制和機制，使得投資率不斷提高。但是，過度依靠擴大投資推動經濟增長，造成投資的邊際效應和投資效率遞減，也會推動宏觀杠桿率不斷攀升。
二是結構性矛盾突出。壹方面是實體經濟供需結構性失衡，導致供需結構錯配。另壹方面，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以及金融體系內部失衡，這些結構性矛盾制約經濟向高質量發展轉換。
三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體現在很多方面，比如社會生產力水平，既有很先進的生產力，也有落後的生產方式；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近年來區域差距有所擴大，主要是南北分化在明顯加劇，以及收入分配不平衡等，這些都是高質量發展階段要解決的問題。
四是體制機制存在制約。比如，政府與市場邊界需要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化而不斷調整，財政、金融、土地制度改革要繼續深化，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需要加快推進。
五是政府管理方式還不適應。高速增長時期形成的管理方式無法適應轉向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比如，過去依靠低成本要素投入追求規模擴張，在轉向高質量階段後，要以提高供給體系質量為主攻方向，這就對創新政府管理方式提出緊迫要求。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要從十大方面著手
王壹鳴認為，推動高質量發展要堅持問題導向。他認為應該從十個方面采取措施。壹是確立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要從過去產業扶持的傳統思維方式和操作轉向以競爭政策為基礎的政策框架，因為質量和創新來自於競爭，沒有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就難以形成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壓力和動力。
二是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的保護。產權激勵是最有效的激勵。只有嚴格保護產權，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才能最大程度地激發各類市場主體創造財富的積極性，進壹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三是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無論是勞動力、土地、資金等傳統生產要素，還是人才、技術、信息數據等新生產要素，都要進壹步市場化。要素只有自由流動，才能實現優化配置，經濟發展質量也才能不斷提高。
四是深化科技創新體制改革。科技體制創新的核心是知識產權激勵。要承認知識等無形投入也是投入，應該擁有投入所形成的成果的產權。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探索賦予科研人員科技成果所有權和長期使用權”。現在壹些地方已經在探索試驗，這將極大解放科研生產力。
五是深化教育體制改革。要從傳統的知識傳輸型教育向創新能力培養式教育轉型，不斷提升人力資本水平。同時，要加快發展高水平的職業技術教育。
六是提高空間資源的配置效率。城市群是提高空間資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徑，通過高速通道將中心城市與周邊中小城市連接起來，促進要素自由快速流動，能夠在空間上有效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七是應對汙染排放峰值期的挑戰。我國已進入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期，各類汙染物排放陸續達到峰值，正處在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必須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持久戰，推動綠色發展，從源頭防治環境汙染。
八是健全風險管理體制。我國已進入風險易發的高發期。防範和化解風險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前提。必須加快建立健全風險管理的體制機制，使得風險管理能力建設能夠跑得過風險的積累。
九是要進壹步擴大開放。重點是擴大服務業開放，加快落實取消和放寬外資準入限制的承諾，落實金融業對外開放舉措，推進新壹輪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這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十是形成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體制機制。加快構建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政策體系、標準體系、統計體系，以及績效評價和政績考核方法，形成有效的引導和激勵機制，推動我國經濟在實現高質量發展上不斷取得新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