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選題依據:首先，從理論到實踐，索洛增長模型和內生增長理論都強調資本和技術的重要性，因為技術創新和資本積累都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其次，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也受到林毅夫和薩繆爾森的影響，他們將技術、資本、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稱為經濟增長的四個輪子。最後，由於中國經濟增長面臨資源和環境約束的實際情況，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決定了資本、技術和能源是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決定性因素。《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既不是從需求的角度，也不是從供給的角度。理論上，以前是混淆的。好在有先人指出了迷津:立足點是從需求或供給的角度研究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還有楊瑞龍“直面現象”的研究方法的啟發:有時候為了揭示問題的本質，需要從現象出發，而不是從理論出發。
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研究內容和結論:作者首先通過對基本概念的討論，結合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實際問題，對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進行了界定。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是指經濟增長能夠保持壹個適度的高速，比如9%左右，並且速度不應該出現大的波動，主要決定因素能夠支撐中長期(比如10年以上)保持這種穩定高速增長趨勢的可能性。這個定義可以總結為三個要點:速度快、運行穩定、時間長。然後分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現狀，討論了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突出矛盾和關鍵制約因素，引出下壹步的研究重點“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投資增長--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首要因素。《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認為，投資已經連續27年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發揮了第壹位的作用，投資必須而且能夠繼續保持高速增長:處於加速增長階段的中國經濟現在需要大規模的投資，技術進步只有借助資本積累才能實現。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表明，固定資產投資增加6543.8+億元，可帶動GDP增加約6635萬元，高投資對應高增長。中國目前投資的20%以上是住房投資，近30%是基礎設施投資。也就是說，中國目前的投資構成中，有50%左右可以看作是消費，是短期和長期經濟增長和消費的需要，所以是可持續的。總體來看，我國儲蓄率呈緩慢上升趨勢，短期仍在40%以上，中長期將保持在40%左右，不會低於35%。中國相對較高的儲蓄率呈現出極其緩慢的上升趨勢，這為滿足高投資率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的計算發現，IcoR的數值變化趨勢與中國相反，表明投資效率與中國經濟增長率正相關。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提出政府應加大教育投入，改革教育體制，加強新農村建設和環境保護的投入。只要政府在宏觀調控中對投資的控制更加科學合理，更加符合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調控手段更加制度化、規範化，投資增長在當前仍然可以支撐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筆者認為，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或建設現代服務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依靠技術進步等方法和手段推動經濟增長，需要壹個過程，不可能壹蹴而就，也不可能等到增長方式轉變後再拉動經濟增長。只有在增長的過程中，增長方式才能逐步轉變，經濟增長才能通過增長方式的轉變繼續推進。因此，作者特別強調通過投資增長保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性。
技術進步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因素。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可持續引擎”。本章首先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分析研究了中國的技術進步。TFP分析的目的不是求其絕對量，而是探究其相對變化程度。“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的結論是，近壹個時期以來，中國技術進步貢獻率呈上升趨勢。在1992峰值之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總體呈現大起大落、劇烈頻繁波動的態勢。從1992開始，呈逐年下降趨勢，直到1999底部才得以緩解。此後，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總體呈上升趨勢。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速度與宏觀經濟波動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這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前壹章中總結的ICOR所反映的投資效率與中國經濟波動之間的明顯正相關關系類似。
雖然中國已經是壹個經濟大國和貿易大國，但中國在科技方面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更多的是采用模仿、購買等方式實現技術進步。這已成為制約中國中長期經濟持續增長的瓶頸。中國壹些產業的核心技術被人控制，很多產業基本處於國家產業價值鏈的末端。其中80%以上采用加工貿易，出口產品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2000年中國科技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明顯低於發達國家2.3%的水平。“十五”期間，研發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逐年上升，2005年達到65438±0.34%，表明研發經費的增長速度快於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這是壹個令人鼓舞的趨勢。
作者認為技術進步是中國中長期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因素，但推動技術進步的體制改革才是其背後的決定性因素。只有通過“正確的激勵”，技術進步和持續的經濟增長才能實現。文章批評政府對基礎教育投入不足，高校行政化太強，政府死氣沈沈，高校缺乏創新精神。預算內教育經費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從上世紀90年代的20%左右下降到現在的15%多壹點，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從未達到4%。“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否認政府直接組織科技研究的有效性，技術進步只能依靠市場機制的利益激勵來實現，技術進步只能在完善的市場體系、法制環境、制度保障和利益激勵的指導下依靠企業來實現。產權的界定和保護，再到對知識產權的嚴格保護，這些制度激勵直接決定了人們是否投資，是否有能力投資，是否對技術創新做出決策。只有當市場激勵充分時，廣泛的創新和經濟增長才會發生。根據增長極理論，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提出了汽車、房地產等高增長行業對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長期推動作用。汽車產業不僅關聯效應強，而且科技含量高，極大地促進了各大產業的技術水平。根據增長極理論，經濟的快速增長通常不是各產業均衡增長的產物。當部分行業增速明顯高於行業平均增速時，整體經濟增速也會提高。因此，中國必須在中長期內找到幾個增長極，抓住能夠支撐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支柱產業。而這個支柱產業，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都只能由汽車產業來承擔。作為中國現階段的經濟增長極，住宅和汽車行業有壹個相當長的20-30年的快速增長期。此外，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也指出，汽車工業的快速增長是我們制度和政策調整“激勵機制正確”的突出例子，政府放松準入管制是中國汽車工業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因此，制度的激勵和保障以及政府的政策導向在更深層次上決定了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隨著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中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自然會放緩，這就要求技術進步逐漸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動力。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建設“創新型國家”。“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研究的結論表明，只要政府“激勵得當”，依靠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作為主要驅動力，中國的經濟增長壹定會是可持續的。因此，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認為技術進步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因素。
能源消費--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制約因素。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正處於能源需求快速增長階段，能源問題事關國民經濟建設全局。是否有充足的能源供應是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硬約束，能量守恒定律不可破。筆者認為，只要不超過資源承載力和環境承載力的極限，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可以持續的。耕地資源、淡水資源短缺和環境保護在壹定範圍內不是經濟持續增長的硬約束。作者認為，能源消費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硬約束。《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能源消耗強度呈明顯下降趨勢，從1978的8.67下降到2000年的最低值2.60，因此中國以相對較低的能源消耗支撐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因此，中國能源與經濟關系的真實性和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成為國內外研究者關註的焦點。“十五”期間，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的加快，能源強度略有回升，2004年和2005年分別達到2.84和2.83。能源強度的提高是由於“十五”期間我國經濟進入新壹輪快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加，重工業比重提高，鋼鐵、建材、電解鋁等高耗能行業快速擴張，導致能源消費快速增長。從2004年到2005年，中國壹些地區的能源供應緊張。中國能源生產和消費總量在“九五”期間平均每年增長0.0%和1.1%，但在“十五”期間急劇上升到平均9.8%和9.9%。近年來，電力消費彈性系數和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增長較快，其中2000年電力消費彈性系數和2003年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均在1以上，2003年和2004年均超過1.5。在政府宏觀調控下，2005年開始下降。嚴峻的能源形勢也是懷疑中國經濟增長能否持續的壹個主要原因。我國能源生產和能源消費總體平衡，但煤多油少的結構性矛盾比較明顯。中國的石油進口大幅增加，而煤炭出口也迅速增加。石油進口依存度已達43.9%，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汙染問題。2005年火力發電占2.47萬億千瓦時發電量的81.55%。由於煤炭燃燒不可避免地會排放出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氣體，給國內外帶來了巨大的環境壓力。
要突破能源瓶頸，首先要“開源”，即大量進口能源，因為世界石油探明可采儲量在不斷增加。此外，中國的能源外交和中國石油企業“走出去”戰略已經初步實現。“中國-石油管道”和已簽署的俄羅斯“遠東石油管道-大慶支線”每年將為中國帶來至少5000萬噸的穩定石油。“節流”就是節約能源資源，保護環境。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強調制度和市場經濟規律機制的作用。政府可以通過改變市場的利潤預期，引導企業從“高能耗、高汙染、低效率”的舊增長模式向“低能耗、低汙染、高效率”的新增長模式轉變。建議政府用指標控制總量，分配“水權”、“排汙權”等權利，建立交易市場。政府應該“把激勵機制搞對”。對於煤、油、氣、電等能源，要遵循市場價值規律。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表明，政府不能扭曲能源的市場價格，而是要依靠價格機制來調節能源的供求關系。
作者強調，經濟的持續增長不壹定伴隨著環境質量的不斷下降，市場經濟的發展也不壹定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為了使中國經濟不斷增長和發展，我們必須首先研究如何使所有相關主體致力於經濟增長，並使他們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積極性可持續發展。這就需要制度建設和法律法規的嚴格執行，使消費者(公眾)、生產經營者(企業)的利益和社會管理者(政府)的目標通過制度建設得到“激發和兼容”，使中國經濟“內生”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的結論是，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能夠深化、政府職能能夠轉變、激勵機制不斷“對”的前提下，中國近年來的經濟高速增長在中長期是可以持續的，即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可持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