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賢亮：人類文化創造活動古已有之，但要形成為“文化產業”必須具備以下三個社會條件：壹、市場經濟發展到壹定水平；二、恩格爾系數降低到壹定水平以下，人們用來支付食物的開支比例很少；三、主流意識形態壟斷地位較弱，較少宗教或政治上的控制，也就是說文化環境較為自由寬松。過去很長壹段時間還不具備這三個條件，所以人類的生產活動基本上分為三個部類，即，第壹部類農業，第二部類工業，第三部類商業－服務業，那時的文化產業是附屬在第三產業當中的。從19世紀末開始，這三個條件逐漸形成，文化產業才得以發展，迄今，它居然從產業活動中獨立出來，單獨成了壹個生產部類。這本身就說明了文化產業的特殊性：壹、文化產業是個人心智的產業，而又與科學技術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像科學技術那樣要依賴集體的力量和較完善、較現代化的設備；它的生產過程是個人的創作過程，也不像科技研發那樣必需遵循壹條循序漸進的科學規律。優秀的文化產品幾乎全靠個人天賦、才智以至靈感的發揮，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文化產品（作品）帶有先驗性和超前性；二、文化產品基本上是非物質性的，它並不是為了滿足人們使用上的需要，而是為了滿足人們心理和精神上的需要；三、很多文化產品具有不能批量生產的唯壹性和獨特性；四、因此很多文化產品有其不可替代性，不像科技產品那樣必須經常更新換代，不論後來同類的文化產品如何豐富、多樣甚至優越，早先的“這壹個”永遠是“這壹個”；五、很多文化產品的價值不僅有超越時空的廣泛認同和保值性，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越來越增值；六、文化產品之所以冠以“文化”，就是因為它能集中反映那個國家、那個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時代要求、集體意識和科技發展水平，這些構成壹種人的生存狀態。這種生存狀態又只能通過有創新能力的人將其表現出來，所以優秀的文化產品都具有獨創性；七、因而文化產品就有著非常深刻的個人印記，幾乎每壹件文化產品都與創作或策劃它的人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創作或策劃它的人的個人素養、氣質、風格、格調、屬於他個人的創作方式等等，會形成壹種創作者、策劃者的個人魅力，最後成為他被社會所承認的品牌。僅僅他的名字就產生價值，其價值進入市場就會形成高低不等的價格，所以，文化產業中最主要的生產要素是生產者、策劃者個人。這是壹種完全個人化、人性化的產業，是壹種“資金投入少，腦筋投入多”的產業。
二、資料顯示，1998年我國文化產業的增加值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0.75%，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2.33%，文化產業從業人員只占就業人數的0.4%。而在許多發達國家，文化產業已經成為經濟增長和吸納勞動力的支柱產業之壹。文化產業的從業人員澳大利亞高達10%，加拿大占6%，芬蘭占5%。近兩年文化產業迅猛發展，但與我國巨大的文化消費需求相比，文化產業發展還比較緩慢，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精神需求差距還相當大，要加快文化產業發展，就要準確確定文化產業的市場定位。那麽您認為我國發展文化產業的市場定位是什麽？
張賢亮：您引用的還是老資料，只要告訴您2002年英國最大的出口產品是“辣妹”而不是鋼鐵制品，好萊塢的影視出口額早超過了波音飛機加汽車，就可想今天西方國家文化產業更進壹步的發展程度。我國需要的是文化市場的寬松和有序化，且不忙於去給我們的文化產業“定位”。只要有寬松而有序的市場環境，從業者自然會給自己尋找恰當的“定位”。中國文化資源的豐富及多樣，中國人民群眾的多層次、多需求，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決定了每壹個文化產業的從業人員都能在文化市場上找到自己的“生意”，其“位”上萬，比人民大會堂的座位還多。先“定位”再行動，實際上還是“計劃經濟”的思維模式。目前，中國最大、最有影響的文化出口產品是姚明，請問是誰給他“定位”的？
三、中國加入WTO以後，經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文化和文化產業同樣也會受到影響，那您覺得入世後，我國的文化產業面臨著什麽樣的挑戰呢？我們應該采取什麽樣的文化策略呢？
張賢亮：還是那句老話：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不過也許我國文化產業碰到的“挑戰”會更大壹些，因為我們的文化產業起步較晚，比起其它產業基礎較為薄弱。為何起步晚而薄弱呢？壹、我國的“文化專業團體”（包括影視廣播出版等等）的體制改革比其它行業的國企改革滯後，長期以來它們擔負著宣傳的職能，屬於黨政宣傳部門管理，壹般是不計經濟效益，不計投入產出比的；二、前面說過“文化產業其實是個人心智的產業”，而恰恰在個人“心智”活動方面，我們壹直缺乏壹個較為寬松、適於探索和創新的良好文化環境；我們壹直在壹個怪圈中打轉：壹邊是“黃賭毒貪腐”屢禁不止，此伏彼起，這方面好象“寬松”的很，而另壹邊留給個人心智活動的空間卻又嫌不足。我設想不出什麽對策，“文化策略”的制訂非我所能。但從近期對待壹些暢銷書作家與張藝謀的《英雄》和《十面埋伏》來看，我們開始向壹個較對的路子走。暢銷書作家的寫作已享有充分自由，張藝謀的兩部影片雖然評論界和媒體大加撻伐，而政府仍然力薦將其推向世界。政府開始表現出較寬容和愛護並支持文化藝術人才的態度。我相信，我們要大力發展我國的文化產業（因為這是關乎到壹個民族精神存亡的大事），最終在“文化策略”上還是會與“國際接軌”。
四、我們都知道，您是文化產業中的領軍人物，您經營的“西部影視城”現在不僅是壹個影視拍攝基地，而且還是壹個著名的旅遊景點，那麽您覺得您能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麽？
張賢亮：首先申明我決非什麽“文化產業上的領軍人物”。上世紀80年代我在文學創作方面不斷突破“禁區”，也許曾“領”過“軍”，在文化產業上，我作為壹名作家只是比其他“下海”的作家成就大些而已。我個人認為，我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壹、我比其他“下海”的作家有經濟理論上的準備，這點可以從我出版於1997年的長篇文學性政論隨筆《小說中國》中看出來，從1997年到今天的中國社會發展基本上沒有脫離我的預見；二、我勞改了22年，鍛煉出有較強的承受力、較強的挑戰性和不怕風險的冒險性；三、其實“西部影視城”不過是我另壹類的文學作品，它本身是壹個文化產業。如果當初我像其他作家壹樣去開餐館、炒股票、搞房地產等等跨出文化行當的產業，恐怕也不會成功。
五、有人說您在“出賣荒涼”，對此，您怎樣看？
張賢亮：中國國土面積有80%是荒涼的，那些荒涼怎麽賣不出去？“出賣荒涼”是當初日本記者在日本報刊上發表報道的標題，當時確實是荒涼。然而要使荒涼“可持續性”地賣出去，僅憑荒涼顯然是不行的。遊客來看、來遊的是荒涼中的文化和藝術，決非荒涼本身。我為我的“西部影視城”題寫的楹聯是：“兩座廢墟有藝術加工變瑰寶，壹片荒涼經文化妝點成奇觀”。我就是按這個思路去做的，所以它不僅可以“持續性”地賣出去而且能“可持續性”地發展。
六、文化產業發展不僅具有不平衡性，還有不規則特點。即在通常意義上企業乃至產業發展條件並不充分的情況下，卻出現了卓爾不群的企業，甚至帶動整個產業出現旺盛的生機。美國的拉斯維加斯在加利福尼亞荒漠就是壹個廣泛引用的例證。在我國也同樣如此，《讀者》不是創辦於經濟發達、文化條件和讀者條件最為充分的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而是出現在較為偏僻的西部蘭州，而且您也是在西部發展文化產業。那您認為西部發展文化產業的空間有多大？
張賢亮：您這個問題和舉的例證很好。但不妨將眼光再放大壹些。說實話，我不太關心什麽“西部發展的空間”，我關心的是整個中國的文化產業在世界範圍的發展。前面說了，因為我認為這是關乎中華民族精神及文化傳統的興旺與延續的大事。您說的對：“文化產業發展不僅具有不平衡性，還有不規則特點”，那麽，經濟相對落後，讀者（觀眾聽眾）條件也不充分具備的中國，為何不能在世界上有“卓爾不群”的文化產業呢？在機械、電子、航空、汽車等等制造業方面，中國要想趕上西方發達國家，還需要壹個相當長的時間（我們雖會制造但無核心技術，造壹臺DVD，我們要給外國人付十幾美元的知識產權費），但恰恰在文化資源上，我國有其他任何國家都少有的優勢。中華民族的“核心文化”只掌握在我們手中。舉例來說，沒有哪壹屆政府扶植，中國的“食文化”已風行天下；中國民俗的春節，也沒有哪壹屆政府去推動，卻在世界各地盛行，每年，紐約巴黎倫敦的市長都要到華人聚居區“拜年”（而我們這裏卻過起了聖誕節）。可見，只要我們稍稍扶植壹下，放寬壹點，容忍壹點，調整壹下思路，開闊壹點視野，我國的文化資源就會很快轉化為文化產品，成為世界文化產品出口份額中壹枝獨秀的產品。別忘了，中國人在世界上是僅次於猶太人的生意人。說句玩笑話，我把荒涼妝點加工壹下都能賣好價錢，還有什麽東西賣不出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