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是硬道理，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中心任務是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了，小康社會才有強大的物質基礎和前提，人民才能安居樂業。因此，要認真研究和解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重大問題，把科學技術作為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誌，大力推進科技進步和創新，實現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從根本上改變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註重提高經濟效益，註重依靠科技進步和加強管理來提高經濟增長質量；註重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節約和合理利用資源，加強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當然，我們在堅持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壹要務，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增長的同時，必須全力抓好政治文化建設，確保小康社會是經濟政治文化全面發展的社會。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關鍵在農村。加快改變制約我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城鄉二元結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顯然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更新觀念，拓寬思路，創造城鄉協調發展的局面。首先，各級幹部必須進壹步提高對解決“三農”問題重要性的認識。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能只關註GDP和財政收入的增長。只有隨著農業占GDP比重的降低，努力降低農業人口的比重，才能真正在城鄉統籌的基礎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其次，要遵循維護農民物質利益和尊重農民民主權利、尊重農民市場主體地位、依法維護農民財產權益的基本原則。即使想為農民做好事，也要尊重他們的意願，考慮他們的承受能力，不能代替他們，強行決策。更不能為了城市發展、建設和管理的方便，而剝奪農民的利益，傷害農民的感情。最後，要加快完善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制度和政策，使中央提出的“多予少取放活”政策真正落到實處。當前，特別是從城鄉發展很不平衡的現實出發，隨著綜合國力的增強，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和財政收支結構，既要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又要通過建立規範的公共財政和轉移支付制度，加大各級政府對農村社會事業發展的財政支持，使明顯滯後的農村教育、衛生、文化事業得到更快發展。因此，必須加快實施新型工業化戰略，對整個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主要包括產業結構調整、城鄉經濟結構調整、區域經濟結構調整和所有制結構調整。
2.調動壹切積極因素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社會基礎。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要發展，必須堅持和深化改革。“壹切妨礙發展的思想觀念都要堅決突破，壹切束縛發展的做法和規定都要堅決改變，壹切影響發展的體制弊端都要堅決破除。”“讓壹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壹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以造福人民。”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壹切積極因素，最重要的是從制度上保證社會結構的開放和競爭機會的平等。因此，迫切需要打破傳統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讓城鄉居民、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有壹個平等的競爭起點。在此基礎上，進壹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醫療保障體系，實行社會化的養老和醫療保險制度，使城鄉居民享有同等的社會保障和醫療條件，從而激發農民和外出務工農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積極性。在公共資源的分配中，要保證制度和政策的實施能夠使公共資源的分配真正公平，從而保證全體社會成員都能有分享這些公共資源的權利和機會。另壹方面，這些政策的實施要考慮到對弱勢群體的補償原則，這是對不同人群、不同地區之間共享公共資源差異的必要補償。根據城鄉貧困弱勢群體的需求，將公共資源投入到公共福利領域，特別是能夠創造資源的公共服務體系(包括教育、醫療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中，通過政府力量對公共資源進行再分配，治療市場失靈對這些群體造成的損害，增加他們對公共支出的享受。
調動壹切積極因素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需要進壹步加大改革力度。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十壹屆三中全會以來，通過改革，我們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因此，在小康社會的新的歷史時期，改革也是發展的必由之路。經濟上，堅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從根本上消除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建立規範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進分配結構和方式，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價格、流通、金融、保險、社會保障和醫療衛生體制，完善宏觀調控體系，整頓和規範市場秩序。政治上，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改革和完善決策機制，深化行政體制、司法體制和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維護社會穩定。文化上，要繼續理順政府與文化機構的關系，健全文化市場體系，完善市場管理機制，推進文化創新。
3.建立公正的分配模式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制度基礎。
目前，中國已經進入小康社會，但這是壹個不完全的、不平衡的小康社會，其中之壹就是貧富差距巨大，社會分配不公。因此，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差距擴大。初次分配註重效率，再分配註重公平；強化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進壹步明確和區分效率目標和公平目標的不同領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壹直處於劇烈的社會轉型時期。在社會轉型時期，新舊制度交替，往往是因為新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並發揮作用，舊制度也不願意自動推出歷史舞臺。因此，社會的許多領域都出現了混亂，尤其是在分配領域，存在著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現象。除了壹些人把公權力私有化，以公謀私，社會成員之間的貧富差距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