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洋務運動性質和作用，經過學術界近30年的討論爭鳴，至第五屆全國洋務運動學術討論會時，基本得到統壹認識，確認洋務運動的資本主義性質，是清政府實行對外開放、借法自強的結果，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倡導及開創性的作用。但是，對洋務運動的產生起了重要催化作用的《局外旁觀論》及《新議略論》（以下簡稱《兩論》）仍被部分學者視為是“侵略”和幹涉中國內政外交的文件。《兩論》的基本內容是什麽？《兩論》對洋務派官員的影響如何？到底是侵略還是友誼？
《兩論》的基本內容
清政府的高級官員們，自從被迫打破閉關局面後，對待外國人的心理，出現自大與自卑、師夷與畏夷的矛盾狀態，對外國人存在種種疑慮和戒心。壹方面要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富國強兵的制度，另壹方面又對國際事務壹竅不通，對國內事務應如何適應資本主義滲入新形勢的要求，也茫然不知所措。
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後，英、法諸國達到增開商埠、割讓九龍司、傳教自由，俄國通過邊界談判侵占我國大片領土後的二、三十年間，各國以維護商業利益為主，宣布對華和平相處。從此，與西方各國處於相對和平***處時代，出現西方文化流向中國的第壹個高潮。對中國傳統的封建意識、閉關政策及舊的生產方式進行了猛烈的沖擊。中國向何處去？是繼續堅持閉關鎖國的政策還是對外開放？如何開放？在這種情況下，1865年11月、1866
年3月，赫德和威妥瑪先後提出《局外旁觀論》和《新議略論》***1萬余言，對清政府的外交、內政提出了壹系列批評與改革建議。
赫德在《局外旁觀論》裏開宗明義指出，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旁觀者“敢抒所見，或效壹得之愚”，勸清政府認清歷經“變遷”後的形勢。當然應該看到歷史悠久“莫古於中國”，也應看到，與世界各國相比較，“竟莫弱於中國”。中國實行閉關政策，可是，西方各國“近數十年漸漸與中國往來”，資本主義勢力已深入中國，“拒絕不得”，必須面對現實，因時制宜，進行改革，正確處理內政外交上所遇到的新問題。
接著，赫德對清政府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及今後發展趨勢作了精辟分析，他說，“中華情事，壹曰內情，壹曰外情，今日之外情，系由前日之內情所致，而日後之內情，亦由外情所變”。這就是說，今日外國勢力侵入，是由於中國“前日”之閉關積弱所造成的，而今日中國已開始卷入資本主義漩渦，今後內部之發展，必須隨國際勢力的影響而變化。
內情如何？《局外旁觀論》舉出了清政府政治腐敗的大量事實。政治上，有法不依，因循守舊，內外員工“盡職者少，營私者多”。胥吏專權，“供貪婪於戚友，而民怨弗聞”，使民生不得安業。財政上，“各省籌劃款項，動逾萬萬，而兵丁欠餉，竟致累月經年”，“官之下取於民者多，而上輸於國者少”。軍事上，“兵勇之數，動稱千百萬，按名排點，實屬老弱愚蠢，充數壹成而已”。“通經原為應用”，而今日知識分子，熟讀經書詩文，而不曉時事，“壹旦身居民上，安能剔弊厘奸”。“禁止邪教，原為崇正”，而封建迷信“屢屢”。“各小省所有撥款叠催，而民言剝皮；及至大內所需，飭令捐備，例不準銷，是令人舞弊也”。“法本善而惡，以致萬國之內，最馴順之百姓，竟致處處不服變亂。籲！事不以實，而徒飾虛文可乎”？
赫德指出，總之，“文武各事之行，盡屬於虛，執法者惟利是視，理財者自便身家。在上即有所見，亦如無見。遠情不能上達，上令不能遠行”。因此，造成人民“藐上不服作亂之災”，也是很自然的。
在“外情”即國際關系方面，威妥瑪在《新議略論》中指出：“自古以來，四海之內，無論何國”，如果不與“鄰邦盡心勇進齊驅，未聞不為鄰邦所並”。今日中國鄰邦，已非古代落後之匈奴番夷，而是英、法、俄諸強國。“英國已在緬甸，離雲南不遠。法國已在安南，離廣西不遠”，俄國與中國連界萬余裏。“可慮者不在各國有無侵占之心，而在各處有易侵占之勢”。近數年來，“三國之待中國，雖恐或有不周；中國之待三國，亦有不周之處。若論如此，內外即應互相體諒”。《條約》既已簽訂，應依萬國公法，照約辦理，如違背《條約》，又可能“用兵”。無奈“各國正強”，倘中外偶有不洽之處，外國會恃強構兵，或用“言語挾制”的危險。為了轉危為安、必須“借法自強”。這樣，即能使各國得到“應圖之利”，又能“保中國得以自主”。
如何借法自強呢？威妥瑪引用中國《易經》上的話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他指出無如中國官吏紳士，“論及變通二字，止以變回舊法”，這種復舊的變革，是行不通的。“中國好古惡新”的習慣必須清除，應該認清形勢，對內政外交進行新式改革。他提出“中國自主之要，在借法興利除弊”，“內改政治，外篤友誼”的原則。赫德建議實行“民化而興國”的宗旨。所謂“民化”者，即“外國所有之便，民均可學而得，中國原有
之好處，可留而遵”，如外國之輪船，鐵路、工織器皿、寄信電機、軍火兵法、銀錢式樣、均極精妙，“國民雨沾其益，願學者皆能學”。所謂“興國”者，“中外來往日多而敦好，外無多事之擾，內有學得之益”，即可興邦。在內治方面，還應整頓財政、改革地丁、鹽課、稅餉三項，使各官重祿、各署定費，免除貪汙及勒索小民。在軍事上要求“兵精不在多”，講術“兵法兵數兵餉”。在地方行政管理上，應革去回避本籍制，“文武應準
本省居官，為官系明理之人，在本省熟悉風俗語言”，“有利於治理地方”。“其余壹切事宜，日後可隨時設法整頓，必致國安民富”。
在外交上，赫德提出，中國應與各國有來有往，平等相處。中國大皇帝應“召見各國住京大使”，以示友好。中國亦應“委派大臣駐紮外國，於中國大有益處。在京所住之大臣，若請辦有理之事，中國自應照辦；若請辦無理之事，中國若無大臣駐其本國，難以不照辦”。此外，中國應準“洋商合華商會制輪車電機各等事”。威妥瑪指出，中國有人認為先求內治而後排外，“必變通乃能安定，俟安定後再將外人驅去”，這種排外論對中國無益。他又指出，“中華向來之禮，從不願與外國交易，閉門不納，外省尤甚”，這種閉關自大的政策也是不對的。
赫德最後總結說，以上所勸之事，“內系將舊例”整頓，“外系召見、派使、會制。召見無損，派使自護、會制富民”。至於《條約》中所規定之各條，亦應及早辦理。“若照行、泰西各國，必致欣悅，無事不助，無時不合。蓋萬國往來，向來各國讓各國之事，中國若不讓，各國必不服。若讓而作萬國之友，其地廣大，其民眾多，文義均通，安分務工，止有國政轉移，無難為萬國之首”。
威妥瑪在《新議略論》中特別建議，中國在改革試辦之時，“須暫約外國人相幫，迨其習熟，方能辭去。既如海關稅務司，自設以來，內外既免生事，稅餉亦見其增”。“而稅務司各員，雖皆招請外國之人，而請辭各員管理稅務”，其權“皆在中國掌握之中”，這是眾所周知的。“將來中華能悉外國語言規矩，以致辭去外國各員，自理稅務，中國具此才能”，外國人也是歡迎的《籌辦夷務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