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選用高級官員，“首以宿衛近侍”。這與蒙古人重視出身“根腳”的貴族政治觀念的影響有關。因為“近侍多世勛子孫”，在當時人眼裏，“任才使能……見用之親切者，惟公卿大人之子弟。見聞於家庭，熟習於典故，而又宿禁近，密忽周慎，出納辭令，有非疏遠微賤、草茅造次之所能及者矣”。終元之世，“出宰大蕃、入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這些“世胄”當中，絕大部分正是由宿衛出職而位致顯宦的。
早在成吉思汗時期，宿衛組織除了執役內庭、環衛帳殿以外，就已承擔著協助大汗和大斷事官處理國務的職能。入元以後，怯薛歹壹方面繼續保留著漠北舊制所賦予的參決政事的特權；因此雖然他們不帶品級，連散階也沒有，但是其法律地位仍與歷朝近侍宿衛很不相同。另壹方面，在同中原官僚制相協調的過程中，由宿衛出職入仕也成為壹條不成文的必行慣例。即“衛士在勞力幹者，其長薦聞，即不次擢官”。元末，怯薛歹叠理迷失幾次將為長官所薦用，“輒遜曰：‘某士齒長勞久，宜先擢之。某不敢越也’。東宮素器侯（按指叠理迷失）。壹日笑謂曰：‘黑頭者（按指怯薛歹中的黑頭少年）多為公矣。君年四十猶未仕，將老宿衛矣？’命中書奏官之”。是知以自身老於宿衛，在當時是很少見的事。
由宿衛出職登仕者，並不是完全離開怯薛組織去作官，其怯薛歹的身份並沒有改變。“諸省部官名錄，宿衛者，晝出治事，夜入番直”（《元史·刑法誌壹》）。因此，他們“雖以才能受任，使眼官政，貴盛之極，然壹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孫無改。非甚親信，不得預也”（《元史·兵誌二》）。執役內庭，在當時人看來乃是壹種特殊的榮寵，絕不是到外朝做官所能等同或取代的。很多重要的人事安排，經常決定於皇帝與宿直的親信之間的商討，並且由後者負責向外廷傳達。危素記載歐陽玄進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壹職的始末如下：“初，禦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在宿衛。上問在廷儒臣，乃以公（按指歐陽玄）姓名對。上曰：‘斯人歷事累朝，制作甚多，朕素知之。今修三史。尤任勞勛。汝其諭旨丞相，超授爵秩，用勸賢能。’明日，大夫出，遭丞相於延春閣下，傳旨既畢，立具奏牘。”近侍傳旨拜官壹向是元代銓政紊亂的重要原因之壹。從上引史文亦略可窺見元代自內降旨封授的壹般體例。
由宿衛出職為官，其品秩高下的幅度頗大。四怯薛的首長，“及年勞既久，則遂擢為壹品官”。其他怯薛歹出仕擔任要職的也很多。但是怯薛歹出職、也並不壹定都擔任高官。例如，隨著管理內廷供養諸色事宜的各種專門機構陸續建立，原先專司各色職役的怯薛歹，也可能被派到相應的機構中任職。元代主管禦衣、尚鞶、尚飾等事的侍正府設奉禦二十四員，以四怯薛之速古兒赤為之，其品秩分別為從五品至從七品不等。 元人吳澄說：“國朝用吏頗類先漢。至元間予嘗遊京師，獲接中朝諸公卿。自貴戚世臣、軍功武將外，率皆以吏發身。”高級官員大多出自半世襲化的蒙古、色目乃至較早投效元廷的漢人“貴戚世臣、軍功武將”，同時仍有不少以吏發身的“無根腳”的人員。而在中、下級官員中，則出職吏員更占據了絕大部分，乃至當時竟有人斷言：“我元有天下，所與***治，出刀筆吏十九。”
在國家行政運作中吏員作用的增強，至少從北宋已經開始了。這種趨勢在南宋雖然受到壹定程度的壓抑，但在金統治下的北方卻不斷加強。元初制度多承襲金制，加上蒙古征服北中國初期，“郡縣往往荷氈披毳之人，捐弓下馬，使為守令。其於法意之低昂、民情之幽隱，不能周知而悉究。是以取嘗為胥曹者，命具之文書上，又詳指說焉”。甚至“司縣或三員或四員，而有俱不知字者。壹縣之政，求不出於胥吏之手亦難矣”。於是，在銓選制度不曾完善而補註官缺的實際需要又相當迫切的情勢下，由吏出職補官的途徑便自然暢通了。元代前期，吏員逐級晉升、最終出職地方官的速度有時極快。“才離州府司縣，即入省部；才入省部，不滿壹考，即為州府司縣官”。忽必烈朝之後，由於官吏冗濫，由吏入仕所需時日變得相當長。但是因為長期停科，即使恢復科舉制度後取士人數也過少，對於壹般沒有社會背景的人來說，通過吏職進入仕途仍然不失為較好的選擇。所謂“科舉廢矣，珥筆可也；學校具文矣，衙前可也”，正是當時社會輿情的生動寫照。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各路府州司縣民家子弟，多不攻書。雖曾入學，方及十五以下，為父兄者多令廢棄儒業，學習吏文，以求速進”。
元代吏員的名目多達數十種。廣泛設置在路府州縣行政機構中的吏員通稱“司吏”。設於省臺院（含行省、行臺、行院）、六部、宣慰司等高級部門的則有“令史”，其中省、臺、院令史又分別稱為“省掾”、“臺掾”和“院掾”。令史和掾史作為高級吏職，在元代又有“勾當官’之名。設置在中行各省檢校所以及臺察衙門裏專司文書稽核的“書吏’，很可能也屬於勾當官體系。司吏、令掾史和書吏的主要職掌，是負責呈復、制作或檢閱各種文書案牘。案牘吏員在各種吏職中最為重要，地位也最高。此外，在中行省臺院、六部及宣慰、廉訪諸司，還有專門負責傳達記錄政令的吏職，即“宣使”和“奏差”。吏職中設員最為普遍，地位又最低的，是收發、保管各種文書檔案的“典吏”。上至都省、下至司縣和各級行政機構及其直屬的諸幕僚、職能部門，多設有員數不等的典吏。除以上所列舉，蒙古語和回回語翻譯是構成元代吏職的重要的特有成分。翻譯吏員又可以分為“譯吏”（書面譯員）和“通事”（口語譯員）兩種。
關於吏員升遷途徑的體例十分繁復。總的來說，他們需要煞過十年左右甚至更長壹段時日，逐級地從低級衙門屬吏升到各種高級衙門中的吏職，而後就可以由是出職，擔任品從不等的流官。壹部分路府州司吏，也可能在考滿後出職，擔任沒有品從的低級首領官如典史、吏民都目等，升任提控案牘，再由提控案牘入流品。茲據牧野修二《元代勾當官體系的研究》及王勁松《元代吏制研究》兩書，制成吏職升進示意圖如下。圖內標註Ⅰ的環節，僅為至元中葉以前實行的升轉途徑；凡標註Ⅱ或Ⅲ、者，則分別表示始自至元後期或武宗朝的新增環節。
①巡尉司系巡檢司與縣尉衙門的合稱。
②理問所是行省直屬的司法機構。
上表所列，只是擇要簡示案牘吏職升轉途徑和入官品從。元代由吏出職的實際情況、各種規定及其前後變化，都還要繁復得多。約略言之，大概還有以下幾點需要稍加補充說明。
壹是有些吏員出職入流之前，必須按規定作壹定任期的稅務官、錢谷官等。此類雜職官雖有品從，但不得入流，而且事繁名微，壹般人都不願就任。於是，元政府利用吏員急於入流的心理，將這些職務納入某些吏員必經的出仕途徑。中元以後，路吏出職，往往要先任錢谷官，再轉為無品從的低級首領官，經過典吏、吏目、都目、提控案牘，然後入流品。從這樣的安排也可以看出，雜職品官的地位是如何低下。
二是除案牘吏職以外，較高品級衙門的其他吏員，如通事、譯史、知印、宣使、奏差等也可以直接出職。中、行省、六部、臺、院的通事、譯史、知印，其升進體例大略與令史同：宣使、奏差的出職品級要低壹些。廉訪司翻譯吏職進入流官的品級要比案牘吏職（書吏）低壹等。中書省的蒙古令史（蒙古必阇赤）出職為正六品，比非蒙古入省掾高出壹等，當然更體現了元代政治的特點。
三是職官充吏制度化。至元中葉，都行省、臺、院、六部、宣慰司等機構中，先後定制部分地擇用由職官轉補的令史、宣使等吏員。都省掾從正、從七品流官內選用，院（行院）、臺（行臺）、行省掾從正、從八品流官內選用，宣慰司、六部令史由正、從九品流官選用，取充宣使的職官級別各降低壹品。武宗即位翌年（1308），更明確規定在職官充吏的人數必須占據有關衙門所設吏職的壹半。不久又宣布廉訪司書吏亦需由正、從九品文資流官中選取壹半。其他奏差、書吏、通事、知印等吏職，也多必須於職官內選用壹半。職官充吏的制度化，從政府方面來說，是為了提高在職吏員的素質，同時也可以加強他們重新出職作官時的務實意識和能力。對那些甘願已官復掾的人來說，選擇這條仕進之路，只須熬滿月日、出職為官，則壹躍可至六、七品，比由從九或八品職官依例遷調，還是要簡捷可靠。因此，雖然“官坐而治，吏立而趨，官九品亦有立而趨其前者，吏雖大府崇秩，其勢不得不卑”，但當時已“坐而治矣，復立而趨者”依舊大有人在。
四是由儒補吏。這裏包括三種形式，即歲貢儒人、諸生補吏、學官充吏。按定制，歲貢儒人是指各路分每隔三年或二年向上級貢舉“洞達經史、通曉吏事”並且“廉慎行止”的儒人壹名左右，充廉訪司書吏（最初系充部令史）。諸生補吏的內容，包括國子監貢舉陪堂伴讀生（在國子監內“佐貴遊治業”的程度較高的陪讀生）和優異的國子生出任隨朝及廉訪司吏職，以及地方學校薦舉肄業諸生擔任地方官府吏職。元仁宗時，曾企圖進壹步擴大推行由儒補吏的作法。“仁皇懲吏，百司胥吏聽儒生為。然而儒實者不屑為，為者率儒名也”。看來時人對這種懲治吏弊的方法評價並不太高。元代後期，下第舉人也可以受舉為吏員。
由儒補吏的第三條途徑是教官充吏。教官在元代屬於流外雜職的壹種。由於儒生“入仕格例，無不階縣學官而升”，在人多缺少的情況下，要作到路府教授是非常不容易的；即使幸而受壹命之寵，依然很難指望得入流品。因此，由教官補選吏職，對於那些想借是途“出而致用”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按元制，府州教授許補各部令吏。至於從學錄、學正、教授中選用廉訪司書吏的例子，更是隨處可見。 早在十三世紀三十年代，蒙古政權業已就設科取士進行過初步嘗試。但是，晚至元政權的最後五六十年，科舉制度才獲得真正實施。當時人概括這個曲折的過程說，元代科舉是“倡於草昧，條於至元，議於大德，沮泥百端，而始成於延佑”。
窩闊臺九年（1237）八月，詔中原諸路以論、經義、詞賦三種考試儒生，“其中選儒生，若有種田者納地稅，買賣者出納商稅，開張門面營運者依例供差發除外，其余差發並行蠲免……與各任達嚕噶齊、管民官壹同商量公事勾當著。隨後依照先降條例開辟舉場，精選入仕，續聽朝命”。諸路考試，均於次年（戊戌年）舉行，故稱戊戌選試。
戊戌選試是在漢地出身的官僚耶律楚材、郭德海等人力主下舉行的。據上引詔文，原擬是後再辟舉場，“精選入仕”；另外，對戊戌中選者，除免去賦稅外，原規定還要授以地方性的議事官之職。由此看來，它確實帶有科舉考試的性質。其後，劉秉忠曾向當時尚是藩王的忽必烈建言，有“科舉之設，已奉合罕皇帝聖旨”之語，無疑指前引沼書而言。但是窩闊臺十年四月，又下詔試汰僧道。實際上對儒生和對僧道的考試被壹並施行，主持諸道考試的試官如趙仁、田師顏等，都是“三教試官”。中試儒生除議事官、同署地方政事的規定，也基本上沒有實行。因此，由漢地官僚苦心設計的戊戌選試，在付諸實施的過程中，從科舉取士的初步嘗試蛻變為“考試三教”的壹個組成部分。
忽必烈朝圍繞科舉行廢問題曾展開反復討論。至元十年（1273）曾擬定過十分具體的程式，其“條目之詳，具載於策書”。《元史·選舉誌》說世祖時“事雖未及行，而選舉之制已立”，當即指此而言。成宗、武宗時，也壹再議貢舉“法度”，但仍然沒有結果。
自金亡，北方停科，迄於元代中葉復科，科舉取士制度在蒙元政權下停廢長達八十年之久，是為科舉制推行壹千三百余年間停廢最久的時期。在此期間，凡用人或由貴戚世臣、軍功武將，或由吏職雜途。這固然與蒙古統治者缺乏“以儒治國”的中原社會傳統觀念，利用漢人和南人時主要以其“趣辦金谷”、“勾稽朱墨”的能力的取才標準有關，同時也曲折反映了漢地社會輿論本身對金、宋兩朝的讀書人溺於奔竟場屋，惟務詩賦空文，結果以所謂“學術”誤天下的厭惡和不滿。
元代中期以後，蒙古、色目上層的漢文化素養逐漸獲得提高。元仁宗為整治吏弊，下決心實行科舉取士制度。皇慶二年（1313），朝廷頒布科舉詔，宣布次年開考。
元朝科場，每三年開試壹次，分為鄉試、會試、殿試三道。鄉
鄉試取錄名額分配表
試為地方考試，於八月舉行。舉人須從本貫官司推舉，但其資格限制似寬於列朝。其科目，蒙古、色目人二場，即經問五條（至正時減為三條，增奉經義壹道），策壹道；漢、南人三場，即明經若幹題、古賦詔誥章表內科壹道、策問壹道。全國***設鄉試科場十七處，最多可取錄三百人，其名額見下表。鄉試合格的舉人，在鄉試次年二月在京師舉行會試，由禮部主持。會試科目與鄉試同。會試最多可以取錄壹百人，其中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二十五名，於會試次月在翰林院參加殿試。蒙古、色目人試時務策壹道，“漢人”、“南人”試策壹道。殿試不再黜落，僅據考試結果對會試合格者重新厘定等次，分為兩榜公布。“國人暨諸部”即蒙古、色目人作右榜（蒙古人以右為上），“漢人”、“南人”作左榜。兩榜為分三甲，第壹甲各壹人，賜進士及第，任從六品官。這兩個人按俗稱都可以算是“狀元”，但按當時制度，則“唯蒙古生得為狀元，尊國人也”。
實行科舉制以後，國學生歲貢制度也部分地被納入科試體系。所貢生員，“每大比選士，與天下士同試於禮部，策於殿廷，又增至備榜而加選擇焉”（《元史·選舉誌壹》）。順帝年間，例從國子監應貢會試者中取錄十八人以為備榜；此期間鄉試也增取備榜，授以州學錄、縣教諭等學職。
自延祐年首科鄉試以後，元朝政府***舉行科舉考試十六屆（後至元時期，因伯顏廢科，停舉兩屆），正榜取士凡壹千二百人左右。其中後來升至三品及三品以上職位的，約當百人。此外大部分人，“例不過七品官，浮湛常調，遠者或二十年，近者猶十余年，然後改官。其改官而歷華要者十不能四五；淹於常調、不改官以沒身者十八九”。有元壹代，科舉制度對官僚構成的作用和影響，與它的前後王朝相比，都是比較微弱的。
除了規模的狹隘以外，元朝科舉制度還有兩個明顯的特點。壹是優待“國族”，壓抑“漢人”和“南人”。人數上占很少數的蒙古、色目人與人口眾多的“漢人”、“南人”錄取名額相等，中選的機會就大不相等了。又按十六科取士總數，最多可以有壹千六百人。但實際錄取人數，只占額定高限的四分之三，其中元統元年（1333）壹科，因政府加意於粉飾文治，經復增會試中程者，方才取士足額。其他各屆科考，鄉試錄取數即不足額，會試復經淘汰，得中者自然就不及百人之數。“漢人”、“南人”赴考者人數極多。如江西每歲就試的“南人”，壹般都在數千人。但延祐元年和延祐四年鄉試，江西“南人”中選者分別為十八人、二十壹人。錄取不足的原因，很難以“南人”中缺乏合格人選來解釋，只能是因為蒙古、色目考生難以滿選，所以“漢人”、“南人”的選額亦必須保持壹定空缺。可見此種不平等，實際上還阻礙了科舉規模的進壹步發展。
其次，元朝規定的科舉考試的科目有三。“經疑經義以觀其學之底蘊，古賦詔誥章表以著其文章之華藻，復策之以經史時務以考其用世之才”。與前代相比，最重要的變化是程朱理學被正式定為考試取士的標準。按朱熹的四書訓說在南宋末年已被立於官學，表明開始為政府所承認，但當時它在儒家學統各派當中遠未取得獨尊的正統哲學的地位。宋末科試始許用朱註，惟僅為允許采取的諸家學說之壹。直到元朝頒布科舉制度，程朱理學才被政府定於壹尊。凡“四書”和《詩經》均須用朱註，《周易》主程、朱氏之說，《尚書》以朱熹門人蔡沈闡釋為主， 《春秋》用程頤私淑胡安國所傳，除《禮記》尚用古註疏、 《春秋》許並用三傳外，其他儒家經典壹以程朱理學的闡發附會為本。元朝科學制度對於理學在中國社會的推廣，起了重要的作用。 征召就是皇帝根據左右大臣的舉薦，將那些尚在野的聞人達士召入廷對，授職錄用。這種特旨征用的適用範圍是很廣的。如忽必烈前期，董文忠薦真定人工思廉。“世祖問文忠曰：‘汝何由知王思廉賢？’對曰：‘鄉人之善者稱之也’。遂召見，授符寶局掌書。”（《元史·王思廉傳》）郭守敬以“習水利，巧思絕人”為張文謙所薦。世祖召見，面陳水利六事，乃命之提舉諸路河渠。采取征召授官的方式，有時是為了解決某些專門化的職務的人選問題；更多的時候，則是出於朝廷為標榜自己“求賢若渴”、“野無遺才”的政治需要。元平江南以後，命程鉅夫以集賢直學士、侍禦史奉詔求賢江南。程鉅夫遍訪南方名儒，回京舉薦約三十人。其中大多數人應詔至京，“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元史·程鉅夫傳》）。此次征召，則更明顯地帶有籠絡江南知識界、穩定新附國土人心的意圖了。
職官承襲制度，主要是在武職系統裏實行。虞集說：“國朝右武而尚功。將帥之家，以世相繼。下至部曲神佐，無異制也。……昔在世祖皇帝混壹海內，布爪牙於城於內外遐邇，星列棋置，聯絡相承。定其武功、統率之大小眾寡，以次受職。其子子孫孫，勿俾廢墜。非有大故，未有絕而不續者。蓋與國家相為無窮者也。”軍官子裔承襲的秩序為：“軍官有故，令其嫡長子，亡歿，令嫡長孫為之。嫡長孫亡歿，則令嫡長孫之嫡長子為之。若嫡長俱無，則以其兄弟之子相應者為之。”（《元史·選舉誌二》）元統壹江南前期，南方各地時有武裝抗元的騷亂，發生了很多“叛亂賊人殺死軍、民官”的事件。這時元政府曾頒布《民官承襲體例》，規定凡陣亡民官，其子孫可照依管軍官體例降等承襲。該制度在大德年間由朝廷重申，並明確規定了“降等”的法則：“民官每委實是陣亡了的呵，那的每孩兒每根底，比他那的勾當低二等委付；孫兒、兄弟每根底委付呵，更比他的孩兒每低壹等委付。”
至元四年（1267）以前，元朝管民官與武職壹樣由子孫承襲。惟自至元元年起民職官已推行遷轉制度；民官依舊制承襲“有礙遷轉體例”。因此元政府在實行遷轉制不久，取消民官承襲，改為用蔭制度。至元四年，對五品以上文職官子孫的承襲作出了規定。按茲時定制，“職官蔭，各止壹名”。“諸取蔭官不以居官、去任、致仕、身故，其承蔭人年及二十五以上者聽。諸用蔭者、立嫡長子；若嫡長子有篤廢疾，立嫡長子之子孫（曾、玄同）；如無，立嫡長子同母弟：如無，立繼室所生；如無，立次室所生；如無，立婢生子；如絕嗣者，蔭其親兄弟，各及子孫；如無，蔭伯母及其子孫。諸用蔭者，孫降子壹等、曾孫降孫壹等、婢生子及旁蔭者各降壹等。”至元四年所規定的對用蔭人除授的官品等級，到大德四年（1300）又有所改動。茲比較兩種規定，制簡表如下：
從前引文書中有關用蔭人的資格次序，可知至元四年的承蔭體例，其適用對象主要是漢人之官。到了大德八年，元政府又明文宣布，“有根腳的蒙古人每，子孫承蔭父職、兄職呵，皇帝識也者”；除此以外，此前所立承蔭體例也適用於色目人，惟“色目比漢兒人高壹等定奪”。
如上所述，有資格使其子孫用蔭入流品職官的取蔭者，必須是從五品以上的職官。對六品、七品官員的蔭子問題，至元四年的規定中只提到“已後定奪，註流外職事”。從至元十九年十二月的中書省文書規定“江淮致仕、身故官員子孫蔭敘，六品、七品子孫發去行省，於監當官任用，並免應當暴使”壹款看，當時對腹裏六、七品文官的蔭子應當已有定例；江淮官員的類似待遇，可能是參照腹裏制度來決定的。今天尚可知悉的，則是大德四年的定制。據此，正六品子，流官於巡檢內任用，雜職於省劄錢谷官內用；從六品子，近上錢谷官：正七品子，酌中錢谷官；從七品子，近下錢谷官。錢谷官即管倉庫官，根據所管倉儲容量大小，品從有所高下，故有近上、酌中、近下之分；但無論何等品從，均屬雜職官，只能在同類型的雜職資品流轉，不得入流，所以地位是很低的。
元代文官蔭子，止於七品。八品、九品官無蔭子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