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稅收比重越高，勞動者報酬和企業盈余比重越小。我國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二來自企業的流轉稅，導致實體經濟處境艱難，民間資本投資實體經濟的積極性下降。1994制定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標準時，由於征管條件的限制，當時我國征收率普遍不到50%。增值稅稅率17%，企業所得稅稅率33%，按照“寬進窄出”的標準計算。1994之後，隨著“金稅工程”的建設，自1994實行分稅制改革以來，我國政府稅收增長的彈性系數壹直大於1，即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壹直高於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2010年和2011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速約為23%，遠高於GDP增速。財政收入大幅增長的很大壹部分原因與征收率的提高有關。在征收率高達75%-80%的情況下，按照“寬進窄出”的原則制定的稅率標準明顯偏高。
此外，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據專業機構測算，目前我國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5，通過房產稅調節社會財富分配，適當縮小貧富差距的時機已經成熟。2010年，我國房產稅僅占全部財政收入的6.4%，而發達國家的房產稅通常占全部財政收入的1/3。因此，適時推出房產稅，提高居民持有房產的稅收成本，不僅可以“劫富濟貧”，也是抑制炒房和投機的長期手段。此外，加強遺產稅、贈與稅等財產稅的征管，不僅有助於軟化貧富差距，還能抑制不勞而獲的雙刃劍。
當然，優化稅制結構只是財稅改革的壹個方面，同樣重要的是財政預算結構的優化和財政支出的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