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註重運用稅收調控手段，營造公平、效率的稅收政策環境。自20世紀30年代世界性經濟大危機以來，美國歷屆政府都非常註重運用財政、貨幣、稅收政策，調節宏觀經濟總量和結構，刺激經濟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為實現宏觀經濟發展各項目標，積極創造公平、效率的稅收政策環境。如為了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美國稅法規定，不同類型的家庭或個人，其應交納的個人所得稅分別適用不同的累進級距，充分體現了稅收負擔能力原則，有效緩解社會收入不公矛盾。特別是80年代以來，美國奉行供應學派，推行“降低稅率、擴大稅基”的稅制改革，通過減稅刺激經濟增長，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有效解決了長期困擾美國的經濟滯脹。從90年代開始，美國出現了戰後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繁榮。
在稅收調控手段的運用上，美國註重選擇對預算收入影響不大，調節效果比較明顯的公司所得稅。美國聯邦稅收收入主要依賴個人所得稅，約占聯邦稅收收入的50%，公司所得稅處於輔助性地位，因此，聯邦政府可以充分運用公司所得稅政策，鼓勵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促進產業優化升級，保持美國在全球經濟競爭中的優勢地位。如美國稅法允許采取加速折舊加快固定資產更新換代；投資可以抵免最多不超過2.6萬美元應納稅所得額，因當年應納稅所得額低於2.6萬美元，未抵免完的部分，下年不再抵免，而是轉為折舊；對於公司虧損允許從過去兩年和今後20年利潤中彌補；科技開發費用可以從應納所得稅額中扣除，超過三年平均數的部分可以直接從所得稅額中扣除。這些政策對美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發達、規範的稅務代理業。由於美國稅收制度十分復雜，壹般非專業納稅人很難掌握，必須依賴稅務中介機構完成復雜的報稅程序，為此，美國建立了發達的稅務代理業，普遍實行由註冊師、稅務代理人等專門技術人員和機構負責的代理制，註冊會計師不僅可以為公司或個人代理報稅，而且可以輔導公司或個人進行稅收籌劃。同時，美國法律對稅務代理從業機構及人員的職業行為作出了嚴格規定，如果發現在代理業務中註冊會計師有意進行不實申報，代理機構和人員將承擔由此而產生的法律責任。美國稅務代理業的高度發展，是美國經濟高度市場化和社會化的必然產物，他在為納稅人提供廣泛社會化稅務服務的同時，也成為稅收管理的重要輔助手段，使對報稅環節的監管從稅務機關轉移到稅務中介機構，大大降低了稅收征收成本，提高了稅務機關征管效率。
（三）嚴密、系統的社會化監控體系。美國推行了完善的社會保障號碼制度，所有個人基礎資料、工薪收入、信譽狀況都記錄在個人社會保障帳號內，因此該號碼成為聯邦稅務局控管個人收入的有效途徑。同時，美國建立了發達的個人信譽評級制度，納稅申報記錄往往被作為衡量個人信譽水平的重要標準，並直接與個人商業信譽掛鉤，凡是有不良納稅記錄的個人或單位在申請商業貸款時會受到種種限制。此外，美國廣泛采用信用卡制度，大多數美國公司和個人都通過銀行進行結算，因此，凡是涉及公司或個人的各項收支稅務局都可通過銀行進行監控。正是有了社會化監控體系，使稅收管理延伸到社會經濟的每壹個角落，稅收管理不再是稅務部門壹家的責任，而是全社會***同的義務。這正是美國稅收環境的壹個重要特征。
（四）化的稅務信息系統。美國借助現代信息技術，實現了稅收管理的信息化、化、集中化，對稅收信息資源達到高度占有和***享。美國聯邦稅務局在全國設立了8個機系統，集中處理來自全國各地的申報資料，並在華盛頓聯邦稅務局總部設置巨型計算機，儲存了全國所有納稅人歷年的資料。同時，從聯邦到各州以至地方稅務局都普遍實現與銀行、個人信用機構、公司電腦聯網，可以通過不同信息渠道掌握著納稅人的相關信息，並以此為基礎建立了完善的電腦選案稽查體系。由於稅務機關充分掌握納稅人的經濟活動，從而大大提高了稅收管理的針對性和實際效果。
（五）健全的稅收法制環境。美國稅收立法、司法、執法分工明確、相互制約。國會掌管稅收立法權，負責制定稅法；稅務部門按照稅法規定，獨立行使稅收管理權，並受到國會、輿論、納稅人和司法機構的約束；法院獨立行使稅收司法權，審理涉稅違法案件。同時，稅法具有很高的權威性，國內收入法典是美國稅收基本法，它與財政部制定的稅法規章、聯邦稅務局所做的稅務裁決以及聯邦法庭的判例壹同組成聯邦稅法的主要。此外，美國稅收處罰明確而嚴厲，對於發現的不實申報，凡是屬於納稅人已如實提供納稅申報資料的，由中介代理機構承擔法律責任；凡是屬於納稅人未如實提供資料的，責任由納稅人承擔。如果認為納稅人是有意逃稅，聯邦稅務局將對其進行審計，情節嚴重的，將移交法庭，通過司法程序處理；對於所得稅預繳誤差超過規定範圍的，也將作為違規處罰的內容之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