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萌芽期（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
產生背景：
普遍的看法中產階級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形成，雖然這個觀點仍存在爭議。但社會的中間階層發展到壹定的規模並能稱之為階級，的確是隨著近代資本主義的擴張而出現。順著歷史的主線探索，中產階級在中國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的清朝晚期，伴隨資本主義在晚清封建社會的萌芽、外國勢力與新文化思想的引入、中國社會結構的轉變，即中國現代化的啟動而浮現。以下三方面因素對中國早期中產階級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壹是19世紀六十年代的洋務運動和1898年的戊戌維新。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從封建社會緩慢走到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化社會。從地主階級洋務派中脫離出來壹部分人，主張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政體，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形成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到19世紀末，由於民族危機的加深和清政府放寬民間辦廠的限制，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初步發展，維新思想也有了進壹步發展。滿清政府在面臨壹系列內外壓力下，因光緒皇帝的支持，由梁啟超、譚治酮等資產階級維新派發起的資產階級政治改良運動。主張對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進行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以挽救民族危機，使國家臻於富強。洋務運動與戊戌維新對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中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培育有著重要的作用。
二是外國勢力進入與新文化思潮的形成。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被迫開放門戶，西方經濟、文化、宗教勢力進入，中國社會開始出現外資雇員。1845年，外國在華的第壹家修造船舶的工廠——廣州柯拜船塢成立；同年第壹家外資銀行——麗如銀行在廣州設立分行；到20世紀30年代，外國資本控制的企業，占有中國生鐵產量的95%，機械采煤、發電、棉布、卷煙均在50%以上；而金融業外國銀行的總資本，包括總行在國外與設在中國境內的，則相當於中國銀行總資本的3.3倍。
在外國經濟勢力入侵的同時，文化、宗教入侵也在進行。壹部分外國哲學、文化、科學技術作品也陸續被翻譯引進到中國，並慢慢地從學術圈向社會擴散。對中國現代文化和新文化思潮的形成有很大的啟蒙作用，並催生20世紀初的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這些都有力的促進了中國現代教育、文化產業的發展，中國開始出現教授、編輯、作家、自由撰稿人、翻譯、律師等新興職業。
三是工業化的萌芽與新興產業的出現，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被培育。鴉片戰爭以後、伴隨著通商口岸的增設、內河輪運的擴大、鐵路的興建、新式工業的興起以及出口貿易的增長，資本主義工商業在中國有了壹定程度的發展。到20世紀30年代，全國新式工廠已達3100余家，產值占整個手工業的25%，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比重10%左右。同時，伴隨著農產品商品化和商業性農業的擴大，封建經濟與商品經濟聯系的加強、農民兩極分化的加劇和富農經濟的增長。20世紀，全國富農戶數約占全國總農戶的6%。
早期中國中產階級的基本構成◎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雜業主、富農（農村）
1949年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
◎官僚資產階級---大地主◎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工人◎無業者與遊民
早期中產階級的消費舉止與消費文化
人們對‘文化’、‘消費文化’的理解壹直存在許多分歧。在這裏，筆者選擇了壹種能在許多學者研究論述中發現的看法。消費文化是引導和約束消費者消費行為與偏好的文化規範。人們的消費舉止主要受他們的文化影響。它通過人們的消費行為體現兩個層面的內容：壹是人們的社會生活方式，二是社會群體關系。第壹種含義中，消費作為壹種個人的需求和選擇，直接體現消費者的個性特征；第二種含義則意味著消費並不僅僅是個體的行為，它已成為身份辯析和社會群體認同的方式。有關這些論述，可以從不同角度在消費與文化研究學者們的論述中發現。
“文化舉止研究學者們頗為壹致的看法是，文化創造行為舉止的規範，因此，在文化與消費舉止方面有壹個非常有意義的現實聯系。（漢姆特.斯威特；迪安娜.祖拉第;1998，第6-7頁）
“文化是我們日常生活的物質狀況，是我們所穿、所聽、所看、所吃，文化就是我們怎樣看待我們自己與別人的關系”（魏立思；1977，第184-85頁）。
“消費文化指出商品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扮演壹個重要的角色。…消費文化誠如它壹貫的承諾，能更明顯地養成人們的個性與他人的差異”（費瑟斯通；1991，第87頁）。
“消費是壹種積極的關系方式（不僅於物，而且於集體與世界），是壹種系統的行為和總體反應的方式。我們整個文化體系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鮑得裏亞；1998，序言）。
道格拉斯和伊斯伍德認為，任何對物品的選擇本身，都是文化的結果，也就造就了文化。人們透過消費與其他消費者溝通，而這些文化消費的行為累積起來就構成了文化的創制。這個系統根本的基礎與意義來源，以及消費文化所要真正傳達的，乃是壹個潛藏的認知秩序（1996，第52-68頁）。
對布迪厄來說，在商品文化中的品位是壹種階級標誌。（費瑟斯通；1991:第88頁）；布迪厄的研究指出‘文化消費同時還生產、維系與再生產了社會的區分和差異’（史都瑞；2001，第59頁）。
不少學者認為，消費文化是伴隨消費社會而出現的文化現象。當鮑得裏亞創建性地提出消費社會的概念，文化與經濟的結合就開始從生產領域轉向消費領域，消費文化亦引起人們的熱情關註。“消費文化，顧名思義，即指消費社會的文化。它基於這樣壹個假設，即認為大眾運動伴隨著符號生產、日常體驗和實踐活動的重新組織。”（費瑟斯通，1991，第113頁）
在此筆者想提出爭議的是，消費文化‘指出商品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壹個重要的角色’並使‘商品作為壹種中心元素去解釋我們的社會’（費瑟斯通: 1991，第1998頁），重構人們的消費行為準則，大規模的商品消費是其必要的基礎。但是作為壹種經濟行為與社會文化的互動關系，作為引導與約束消費行為的文化規範和價值取向，即人們的生活方式與社會關系，它應該是自從有了商品交易行為和社會群體以後便開始逐步形成，如同商業文化壹樣。由此，中國早期中產階級亦有其消費文化的萌芽。
傳統的中國社會就文化發展與消費模式看，兩大因素對其消費文化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
壹是從文化的根基看，中國傳統的消費文化很大程度上受著儒家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的核心“仁、義、禮、智、信”在中國傳統消費文化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跡。彈性、中庸、重視人際關系與禮儀、信譽、義氣與信任關系高於契約，尊重歷史沿革規則等是儒家商業文化的特征。
二是從形成的環境看，中國長期以來是處在短缺經濟狀態下，節儉實用的思想與勤儉的生活方式壹直是中國社會消費文化的主流，消費需要與欲望長期處於壓抑狀態。這其中當然也與世界所有國家壹樣，存在統治階級的奢侈消費模式，但畢竟是社會群體中的壹小部分，並不構成社會消費文化的主流。
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上半葉，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仍是當時主要的經濟特征。從整個社會的消費模式看，傳統的節儉實用、滿足生存基本需要的消費模式仍為主流。但伴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外來文化的影響，壹些與中國傳統消費方式和文化有很大差異的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也開始在當時的中上階層出現。
如留聲機、自鳴鐘、電影、霓虹燈、火車、電報、機動車等新技術產品的出現，商業與娛樂方式的變化；廣告和時尚雜誌的出現，從時間、空間、感官、概念上開始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電影院、歌舞廳、咖啡廳等消費場所開始在受外來文化影響較大的沿海城市出現，有壹定經濟能力又追求新鮮感的人開始通過這些與傳統中國消費模式完全不同的方式來展現自己的生活品位。如民國時期，上海、廣州、青島等地中上階層建造的深受西方建築風格影響的花園別墅；壹批面向知識人群的報刊雜誌書籍的流行；城市中產人群開始以看電影、喝咖啡、品嘗西餐、穿西裝、舉行西式婚禮、舞會等形式展開社交活動，並形成不同群體的社交場域。30年代的日歷上所出現的身著傳統旗袍玩高爾夫的時髦女性圖片（Karl.Genth;1966）。三、四十年代中國的大中城市已形成壹定的消費水平和規模，文化消費、休閑消費方式在當時社會中上層開始流行。
在中國中產階級萌生的早期階段，中產階層的數量有限，嚴格意義上尚不能稱之為階級，或者稱中產階層更為準確些。這壹階層的消費方式與文化尚在培育形成階段，處於傳統的中國消費文化為主體，現代文化和外來文化剛剛侵入並緩慢互相作用的過程。是中國首先接觸和接受現代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階層，在新文化思潮的影響下，這壹階層產生反‘傳統’的傾向，樂意采納現代和西方消費方式以顯示‘新潮’，迎合中國當時的變革背景。嚴格意義上分析早期中產階級還未形成階層文化特征，但在城市、尤其是壹些大中城市這壹階層的文化開始形成壹定的影響。
然而，隨著中國政局的變化，1949年以後，尚處於萌芽狀態的中國中產階級與其消費文化很快夭折。
2、去階層化(Destratification)的消亡期（1949—1978）
1949-1978是壹個以平均主義為主要特征的“去階層化”階段，在這壹段時期，中國的階級分隔在財產、職業、教育等方面的含義上是比較模糊的，在政治含義上則相當清晰，明顯的區分為無產階級與（已被打倒的）資產階級。因此，嚴格意義上說，在這壹段時期中國是處於壹種無階級社會狀態，許多學者將其稱為‘去階層化’階段。
階級在新中國的消亡
中國***產黨的基本綱領是消滅剝削與壓迫，建立壹個平等的無階級社會。因此，***產黨取得中國大陸的領導權後，采取了壹系列的運動與措施來實現建立壹個平等的無階級社會的目標，使得剝削階級、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等作為壹個階級均已不復存在，當時的中國社會階層的基本結構是：工人、農民、幹部（包括知識分子）與軍人。
中國當時的社會結構狀況
社會經濟制度取向是計劃經濟，政府是社會資源的主要配給者。生活必需品通過政府發放票證實行定量配給，整個社會基本是處於壹種商品供給不足的短缺經濟狀態。經濟制度的所有制形式取向是國有（公有）和集體所有制，私有經濟基本不復存在。
從社會制度結構看，中國實行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身份制度，這壹制度通過職業與單位、農村與城市的不同分野地界定了社會成員身份。由於戶籍、單位制度的限制，社會處於低流動的高封閉狀態，社會成員身份的改變亦相當困難。主要的變更渠道是參軍（並在壹定年限後取得了幹部身份）、招工和進入大學（當時的大學基本屬於精英教育，能夠進入的人十分有限）。
社會分層與中間階層
這壹時期中國社會分層狀況，從階級等級的角度看，主要的界定是人們的政治身份，兩大分野：無產階級（包括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作為聯盟的農民和其他身份的社會階層）；資產階級（被打倒的地主、資本家、軍閥等，統稱：地、富、反、壞、右），但剝削階級作為壹個階級已經消亡。
從財產與收入結構看，中國當時的收入差異較小，私有財產被排棄，除薪水外，基本沒有其他來源，大多數人處於‘平均人’的消費狀態（盧漢龍；2000，10），因此經濟分層差異不大。
綜合因素看當時中國的社會分層狀況：位於上層的是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按照***產黨當時的劃分標準，是行政級別在13級以上，毛澤東等最高層領導人是3級）。這壹階層基本屬於當時中國社會的特權階層，能夠享有較好的住房、電話、交通工具、醫療保健、療養、公務旅遊等消費生活服務。但自主消費能力和消費的空間很小。
中間階層的構成主要是黨政軍中層領導幹部（行政級別14-22級）；知識分子；企業領導人；高級技工等。中間階層的工資月收入大約是在56元—180元之間。
下層階層的構成主要是普通工人；農民、不同行業的低層職員等，是中國社會占比重最大的主要階層。
而位於社會底層是剝削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敵人，稱為地、富、反、壞、右的壞分子組合；無業遊民等。
當時中國的消費狀態與消費分層
整個中國社會收入的相對微薄導致絕大多數人（包括中層和壹部分子女多、家庭負擔重的上層）消費支出主要用於生活必需品，壹種維持生存需要的基本消費模式。社會收入的平均化也導致整個社會消費平均化，盧漢龍的研究中曾指出的‘大眾化’的消費模式與消費平均主義：絕大多數居民穿壹樣的衣服，吃壹樣的飯菜，平時壹樣擠公***汽車或騎自行車上班，周日壹樣的呆在家裏洗衣服或走親戚。（2000，第13頁）
供給嚴重不足的短缺經濟導致市場選擇的缺乏、消費空間的狹窄與單調。公***娛樂匱缺，旅遊、住宅電話、私人汽車都是與職務相聯系的高級奢侈消費，電影院、公園和簡陋的飯店是人們主要的休閑場所。即使是當時社會的相對富裕階層（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高級知識分子等）能夠消費的產品十分有限。
20世紀70年代，自行車、縫紉機和手表作為家庭主要大件耐用消費品顯示著人們的消費水平和消費分層，按照當時中國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看，購買壹個‘大件’需要全家好幾年的積蓄。因此能夠首先擁有這些耐用消費品的往往是收入或社會地位在中等以上的‘階層’。而住房、電話、汽車等‘奢侈’消費品的擁有也是當時社會分層的主要標誌。然而，這壹類的‘奢侈’消費產品基本都未進入消費市場，作為國家分配與控制品主要與這類消費者的政治地位和行政級別直接聯系起來。
在這壹特殊時期，中國並不存在真正意義的中產階級，社會中間階層主要是政治地位與職業和行政職別的分類群體。在消費欲望與需求受到很大約束的短缺經濟狀態下，社會的中間階層除了生活消費稍微寬余以外，其消費行為與品位與大眾並無區別，基本上也沒有形成特別的消費觀念。用社會學家提出的社會資本、經濟資本、政治資本與文化資本通過消費行為實現積累並取得社會地位提升的觀點看（布迪厄等），能與消費行為有所聯系的只是政治資本和壹定限度的社會資本，經濟、文化資本與消費行為的聯系相當微弱。
重新成長期（1978-現在）
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政策，中產階級得以在中國重新成長並迅速發展。從回顧的角度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基本目標：壹是逐步接納采用市場經濟制度，並逐步接納財產的私有化；二是使中國經濟逐步納入全球化的軌道。這壹政策取向使原有的國家壟斷與配置資源的制度發生變化，多元的資源配置體系導致資產擁有者發生變化，新的社會階層不斷形成，直接促進了中產階級的培育。在政策、經濟、社會、文化多種因素的合力推動下，中國的社會結構出現了巨大的變遷，社會分層越來越明顯。同時，由於經濟社會的發展，物質生活的豐富，社會財富與個人財富的不斷積累，人們的消費廣度與自由度急劇擴大。正如戴慧思等所言，中國正在經歷壹場消費革命（2003，第7頁）。伴隨著市場化與消費的迅速膨脹，消費社會的特征在中國逐步顯現，在社會的大變動中，新的消費文化在中國社會也正經歷壹個重構的過程。
二、從‘新富階層’到中產階級—階層與消費文化的新變遷
從1978年到現在，26年的時間中國社會結構處於大的動蕩和調整階段，社會階層迅速分化，作為社會中間階層的中產階級被培育並日益壯大。依筆者所見，中國中產階級的形成過程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壹是1978年至1992年舊中間階層/新富階層（這壹階段衍生的中間階層是否能稱為中產階級仍存在很大的爭議。若從社會學分層角度，即經濟、教育、文化綜合因素考慮，其中相當大壹部分人不能列入中產階級框架。但若從經濟學分層意義看，即收入與消費角度考量，他們又是現代中國最早進入中間階層的群體）。二是1993年以來至今形成的新中間階層，是比較符合中產階級基本定義的社會群體。這樣的劃分，壹方面切合本文的特點，從歷史的主線探索中國中產階級及其消費文化的發展軌跡，構成中國中產階級消費文化的縱向沿革體系；另壹方面，新富階層作為現代中國中產階級形成階段的特殊產物，是不應該被忽略或全面否定的群體。
1、‘新富階層’被培育（1978-1992）
產生背景：
1978年開始中央政府政策逐步轉變，尤其是所有制的改革，使中國的個體、私營經濟在消亡了近30年後再度復蘇。從政策變動軌跡看：1978年，十壹屆三中全會宣布解禁農村工商業；1979年2月，國務院批轉第壹個有關發展個體經濟的報告；1982年，個體經濟首次進入憲法；1988年，私營經濟的提法首次出現在憲法。政策的變動直接促進了個體-私營經濟在中國的發展。由於當時個體戶的名稱並不好聽，所以能在國營、集體單位發展的人不會選擇這壹行業。大批返城知青，城市閑散人員、包括壹些勞動教養、刑滿釋放人員等未能在國有、集體企業謀到職位的人員和在原有在國營、集體企事業單位離退職人員、鄉鎮農民等構成了個體、私營主流。
同時，***產黨調整了收入分配政策，允許壹部分人先富起來，希望以此打破大鍋飯的平均主義。‘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壹觀點在當時深刻觸動人們對財富的重新認識。剛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中國，稅收、行業經營與管理都存在很多制度上的漏洞。使得經營制度彈性、最早實現資源與市場相結合的人從稅收和其他政策中享受了不少好處，甚至是政策間隙與漏洞，迅速實現了資本的積累成為新富階層。從1978年到1992年，處於經濟發展上升階段的中國衍生了大量的新富階層。
新富階層的構成：
◎個體戶—私營企業主、鄉鎮企業主、◎擁有壹定權利的幹部◎部分國有（集體）企業老總◎某些特殊行業的職員、經紀人、各類明星◎靠非正當生意起家的‘暴發戶’
特征：
細分中國‘新富’階層，基本分屬三大類型：
壹是個體戶—私營企業主、鄉鎮企業主。是‘新富’階層所占比重最大的群體。這部分人在原來的社會結構中大多處於底層，屬於社會外緣與邊緣層的體力勞動者群體（體力經濟精英）。他們因最早與市場相結合，從而在市場體系下獲得明顯的經濟利益。這部分人普遍缺乏良好的教育背景，家庭背景。以從事體力勞動為主。這壹類型的新富，其財富的積累有兩種狀況：壹種是靠勤奮、節儉起家，並較好的把握政策與市場的機遇，由小至大逐步實現財富積累。如被福布斯列為中國首富的劉氏兄弟就是靠養雞起家。另壹種是依賴法律與政策的不完善，在法律盲點或不合法的渠道進行資本原始積累，實現財富斂聚。
二是有壹定權利的幹部和國有（集體）企業領導，某些特殊行業的職員，各類經紀人、各類明星。大約應占‘新富’階層比重的20%--25%左右。這部分人的財富積累比較復雜。1993年以前，中國幹部（包括國有、集體企業老總們）的薪水差距還是很小。按照正常的收入看，他們的消費水平只能略高於比壹般民眾，但遠夠不上新富階層（當時社會對新富的評價標準是80年代前、中期的萬元戶，末期的10萬元戶；90年代上半期的百萬元戶）。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中，中央政府嘗試了多種資源控制模式，這樣分權—控權的不斷轉換使握有壹定實權的政府官員與企業領導人，某些特殊管理部門的職員，如工商、財政、稅務、海關可以實現權力、資源與錢財的交換，透過‘尋租行為’聚斂財富。同樣，壹些身在短缺資源行業的職員也能利用其行業的‘強式地位’實現資源與金錢的交換，迅速暴富。
三是靠非正當生意起家的‘暴發戶’。中國的市場經濟轉型是處於探索階段，由於***產黨至創建以來壹直未采用過市場模式（延安時代直到解放初期的供給制；統壹政權後前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因此制度構建、管理、法律與稅收制度的均處於薄弱混亂狀態。這就使得許多人可以鉆政策與法律的漏洞，通過走私、詐騙、毒品交易、盜版、生產假冒偽劣產品等獲取高額非正當利潤。這種現象至今也還存在，在高額利潤誘惑下，總有人不惜代價的冒險，只是今天中國政府不斷加大打擊力度並在逐步完善制度構建，通過這種方式實現暴富的機會已不那麽容易。
早期的新富階層大都沒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屬於文化資本貧乏的群體。由於自身與社會的多種綜合因素，他們的財富來源與社會地位基本不被社會認可，用韋伯的‘收入、權利、聲望’三位壹體的社會分層理論來考量，新富階層的財富、權利與聲望處於脫節狀態。中國的民眾與學者們比較普遍的看法是‘新富’階層不能稱為中產階級，認為這些人的財富根基大多不是來源於正當渠道，可能會因為制度與法律的完善而失去中產的地位與財富。新富階層的後兩類可以說是屬於這種狀況。而第壹類群體則與19世紀西方國家由小店主、小商人、小企業主為主體構成舊中產階級的情況比較類似。只是中國20多年的迅速發展將多種社會發展形態與階段集中和濃縮在這壹特定的發展時期，制度構建又遠跟不上社會發展進程的需要，從而使得資本原始積累的不合法與灰色特征更加明顯。
因此，人們的這種心理壹部分是基於新富階層中某些群體的財富積累過程的不合理；另壹方面也與中國數千年的財富積累大都是在特權與奸詐的基礎上形成，加上財富平均化時期對‘富’的不斷打壓。使人們對富裕的方式普遍有壹種定勢的認同有關。
2．中產階級的形成（1993年以後）
1993年以來，是中國中產階級真正形成與迅速發展的階段。由於中產階級在中國的發展與***產黨的政策密切關聯，並只能在市場經濟的制度下成長。而中國***產黨14大所確立的社會經濟發展框架，是中國全面進入市場經濟的重要標誌。它可以說客觀上為中產階級在中國的成長掃除了障礙。
產生背景
1989-1991年，在政治環境、政策等壹系列因素影響下，中國經濟、包括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進入低谷。
1992年，鄧小平南巡，提出了‘發展就是硬道理’的主張。同年10月，***產黨第14次代表大會全面確立市場經濟框架，並將中國所有制形式從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單壹形式修訂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同發展的混合形式。私有產權在政治上得到認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進入第二輪高潮。
1993年以後，中國加大了引進外資企業、技術的力度，大批跨國公司和國際資本進入。使得就業群體中在外資企業服務的‘白領’職員迅速遞增。
在政策的鼓勵下，大批擁有技術資源、管理資源和社會資源的高學歷者紛紛下海經商，同時大批國有、集體企業在拍賣、租賃過程中轉變為私營企業。個體—私營企業主的構成不再是社會邊緣群體，群體形象與素質不斷改善。全國的私營企業主總人數從1989年的21萬人增加到2000年的395萬人。
中央政府數次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務員和國有企事業機構人員（包括研究院與高校）的工資收入，使這壹階層有條件跨入中等收入階層。
在產業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下，服務產業的比重不斷提升，消費服務不斷改善，新興行業與新職業人規模不斷擴大。
構成與特征
細分目前中國的中產階級，基本分屬五大類型：
壹是白領階層。包括經理；外資企業白領雇員；國有和其他形式企業的中下層管理人員；特殊壟斷行業（金融保險、電信等）的中下層管理人員和雇員。
二是中、小規模企業的商業精英階層（企業家）。是經濟資本相對雄厚的群體。包括中、小型私營企業主；國有、合資等企業的承包經營者。
三是壹定層次的政府官員（政治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