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技少年的“逃跑計劃”
本刊記者/楊智傑
發於2021.5.31總第997期《中國新聞周刊》
“集體出走事件”已經過去壹周多，5月中旬，15歲的華子重新回到學校。他穿著簇新的紅黃相間的初中校服，參加了三門考試，英語、歷史和政治，很多題都不會做。考試前，老師特意安慰他，“能做的盡量做，做不了就慢慢來”。
5月1日，“以他為首”的4名吳橋雜技少年在成都演出期間，集體出走失聯。四人中，華子15歲年齡最大，弟弟強子12歲，小鑫14歲，年紀最小的小豪只有11歲。他們於4月下旬被從河北吳橋送到成都進行商演，遭遇了壹位讓他們害怕的成都經紀人曹濤。孩子們告訴媒體，曹濤不給他們吃早飯，練功到深夜，表演失誤則懲罰四人做500個俯臥撐，甚至多次辱罵他們。
（2019年3月，在吳橋縣壹個雜技培訓中心訓練的學員。圖/IC）
難以忍受的孩子們選擇了逃跑。5月7日，四人全部被找到，由各自家長帶回了貴州老家。目前，華子被貴州省畢節市竹園鄉安排在當地壹所中學讀初壹，弟弟和小豪在小學復學，小鑫被媽媽帶去了貴陽。四人都不願意再回去學雜技，除了訓練辛苦，華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更害怕以後出去演出，“遇到第二個、第三個曹老板”。
摁下手印後，孩子就被帶走了
畢節多山，華子的家在壹個半山坡，坡面橫切出壹個平臺，蓋了4間平房。華子和弟弟住壹間，大姐和妹妹住壹間，父親睡另壹間，最外側是廚房。院子沒有外墻，前面是個半坡，走下去便是村裏的幹道。
華子說話低聲細語，對采訪有問必答，壹位多次接觸華子的鄉幹部也註意到，“這孩子比較靦腆，聽話，也不反駁妳”。但另壹面，華子和弟弟多次離家出走，在村子裏是出了名的“問題少年”。
父親王豐發現，大兒子“性格蠻好，脾氣也蠻好，又不會惹禍，但讀書讀了幾天就（出）走了。老師問他要不要上學，他說要，但過幾天就又走了”。過去四五年，每隔幾個月，他就會帶著弟弟離家出走。最長的壹次，過了四個月才被派出所找到。每次出走也毫無征兆，有壹次，王豐在家裏洗衣服，他看著華子帶著弟弟走遠了，剛反應過來追出去，已經不見人影。
更多的時候，王豐不在家。妻子出走多年，他壹個人帶著4個孩子生活，去年兩人離了婚，房間裏的結婚照還沒有撤下去。他平日開車載人拉貨、做水泥工，如果周圍鄉鎮誰家有紅白喜事，他會過去吹蘆笙。忙於生計已經耗費太多精力，他至今也沒真正問清楚兒子為何頻繁出走。
（貴州省畢節市竹園鄉，逃跑雜技少年華子的家。攝影/本刊記者 楊智傑）
華子記得，他第壹次離家出走是在10歲。當時媽媽在外面打工，他聽說是在畢節，離竹園鄉不遠，就帶著弟弟去找媽媽。兩人不識路，沿著公路不知道走了多遠，最後被警察帶了回來。四五年裏，華子意識到，媽媽把他們丟在了家裏不管不顧，不再想找她，但離家出走卻成了習慣，“感覺出去挺好玩的”。很多時候，他和弟弟在大山裏閑逛，沒有錢，餓了就摘果子吃，也曾靠撿垃圾為生。
兩個兒子讓王豐愁苦不已，但這些孩子，卻是雜技團的重點招生目標。吳橋的壹位雜技團從業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雜技訓練太辛苦，吳橋本地的孩子幾乎都不再從事雜技行當，招生難是近些年整個行業面臨的困境。雜技團多去周圍貧窮的村鎮，甚至不遠千裏去西南省份或是去有人脈關系的地方招生。壹家吳橋當地雜技團網站的招生啟事甚至明確提到，面向厭學、逃學、輟學的留守兒童，問題少年以及貧窮兒童招生，讓他們“有壹技之長融入社會後自食其力”。
在吳橋縣職教中心壹位負責教學的老師看來，雜技團的招生“有壹定的社會價值”。雜技團招收的孩子，多來自單親或離異家庭、甚至有些是孤兒。“壹些學者看到新聞就會心疼孩子，但是目前的情況是，雜技團把孩子接出來，培養雜技技能，管吃管住，家長們減輕了負擔。甭管學幾年，孩子到時候就能掙錢，可以緩解家庭的貧困狀態。對這些孩子的家庭情況來說，這是他們的壹條出路”。
2020年6月中下旬，河北吳橋縣綜藝雜技馬戲團團長高文軍帶著壹位老師開車來到了貴州省竹園鄉。他找了壹位當地的熟人作擔保人，以“吳橋職教綜藝雜技馬戲培訓中心”和“吳橋職教綜藝雜技馬戲武術舞蹈培訓中心”的名義招生。據了解，高文軍的雜技團中，壹半的孩子來自貴州，剩下壹半來自河南和雲南。貴州是壹個“理想”的生源地。壹位當地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裏每家至少有兩個孩子，年輕的父母多出去打工，留下老人和孩子在村子裏。只有壹部分孩子能通過上學改變命運，更多的孩子重復著父母壹輩的命運，在山裏打工或是外出務工。
擔保人帶著高文軍找到了王豐，建議“孩子不聽話，可以讓他們去這個學校學習”，他說自己曾去河北參觀過學校，條件很好。王豐記得，高老師介紹“孩子能學習武術和雜技，包吃包住，畢業後包分配”。但是他起初沒同意，“我又不認識高文軍”。沒過幾天，三人再次上門遊說，11歲的強子聽到介紹，哭鬧著說想報名。王豐攔不住，因為相信擔保人，和高文軍簽了《免費學員合同》，摁下手印後，強子就被帶走了。
高文軍還去了竹園鄉的另壹個村子。鄭琴家有三個孩子，擔保人上門，告訴她和丈夫，“這是國家辦的學校，孩子們過去可以學舞蹈和雜技，學文化課，包吃包住。要是願意可以去，不願意也就算了。”鄭琴沒讀過書，不知道雜技，甚至以為這就是跳舞。對她來說，送孩子學舞蹈是件奢侈的事情。她所在的村子盤踞在壹座山上，孩子學舞蹈，要送到最近的大方縣縣城，開車近1個小時。而且她和丈夫周末也要打零工，沒有時間更沒有錢。
（涉事的吳橋縣綜藝雜技馬戲團外景。攝影/本刊記者 楊智傑）
最後，老大不願意離開家去遙遠的北方城市，10歲的二兒子小豪卻被打動了。擔保人給他們讀合同上的條款，鄭琴不同意，孩子太小，她想留在身邊，但丈夫執意在合同上簽了字。前後不到兩個小時，鄭琴就看著丈夫也上了高文軍的車，送兒子壹起去了河北。
留在家裏的華子又出走了兩次。他曾提出想輟學去學修車，王豐給他找了師父，不到兩個月，又跑了。去年9月，華子回到家，聽說弟弟在河北過得還不錯，主動提出想去學雜技。“我對他說，給妳壹星期時間考慮清楚後，妳想幹什麽我都支持。”王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壹周後，王豐收到兒子肯定的答復，他給高文軍打了電話。沒過多久，高文軍再次來到竹園鄉，把華子帶去了吳橋縣學雜技。
練了7個月“蹬人”
吳橋縣位於河北省東南部，地處兩省（河北、山東）三市（滄州、衡水、德州）的交界處，開車近三天才能到竹園鄉。當地自古土地貧瘠，人們多練習雜技，在農閑時外出賣藝，被稱為“雜技之鄉”，“吳橋雜技”被列入國家級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
如今，雜技仍是當地人謀生的壹個重要方式。吳橋縣文旅局相關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吳橋縣有30多萬人，據不完全統計，從事雜技文化旅遊的人數超過3萬人，有97家雜技團。
在當地，辦個雜技團和開個小飯館差別不大，是個營生。大多數雜技團是個體經營，在自家開辟場地訓練和培養學徒。在當地4A景區“雜技大世界”附近，可以看到八九家雜技團的門店，壹些店裏，有幾個孩子就在客廳練基本功。
更多的雜技團分散在縣城周圍的村鎮，涉事的高文軍的綜藝雜技馬戲團，就位於距離雜技大世界十幾公裏外的鐵城鎮。5月18日，《中國新聞周刊》來到綜藝雜技馬戲團，從外面看，只是農村的壹戶普通人家，只是臨街的外墻上仍有褪色的“吳橋雜技藝校”暗紅色貼紙，透過窗戶能看到壹個大練功房。此時，屋裏空無壹人。
去年9月底，華子最早被帶到了這裏，他們稱之為“老家”。節假日，雜技團三四十名學員在老家訓練。平時他們都在縣城裏的吳橋縣職業技術教育中心（以下簡稱職教中心）練雜技，周日的上午和下午上兩節語文課。
每天5點半，孩子們起床練基本功。最開始，華子看其他人靠著墻倒立，覺得難度也不過如此。但沒過多久，他接觸到第壹個節目“蹬人”，才知道學雜技的不易。華子年齡大，個頭高，只能當“底座”，躺在地上擡起腿，支撐壹個人踩在上面。老師讓壹個小孩站上去找平衡，先堅持10分鐘，時間慢慢增加。華子每次起身，身上衣服就全部濕透了。更讓他擔心的是配合不好，上面的孩子摔下來砸到華子身上，或著摔在地上傷了他自己。
華子在雜技團學了7個月，除了春節休息2天，他和其他孩子每天都在訓練，晚上8點左右睡覺。春節休息的兩天，孩子們就坐在老家的院子裏、屋子裏閑聊，不能出門。高文軍招生時，曾許諾會帶他們去逛公園、看風景，但大家到了以後，發現哪也去不了。
華子練了7個月的“蹬人”，和弟弟強子、小鑫、小豪也在練習合作的節目。四人練得快，臨近“五壹”黃金周，高文軍決定讓他們去成都演出，他們稱之為“實習”。此時距離他們接觸雜技不到1年。壹位吳橋退休的雜技從業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外出表演和學習時間長短關系不大，“有的人學了壹年多也輪不到去實習，有的人接觸幾個月就能出去。只要練會壹些東西，就要出去表演、鞏固，不能閉門造車，來回幾次才能最終成為演員”。
“要不我們跑吧？”
4月20日，高文軍帶著四個孩子自駕前往成都，兩天後到達。他把孩子交給了成都風之翼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負責人曹濤管理，與曹濤夫婦***同居住在成華區的家中。4月23日，高文軍離開了成都。
據吳橋官方調查，4月23日至5月1日，4名少年由曹濤安排***參加演出10場，每場約20分鐘。華子記得，他們曾去酒店、KTV、慶典或者紅白喜事表演，最多的壹天，他們連續轉場三個地方。
促使四人離家出走的原因，是曹濤的管理方式。如果沒有早場表演，他們8點左右起床，晚上回到家哪怕11點，四人還要練功到淩晨1點，復習節目，做身體素質訓練。華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成都壹周多的時間，曹老板從未給他們吃早飯，轉場最多的那天，四人從早到晚壹天都沒吃東西。“所以在第三場，小鑫失誤了，上面的小孩摔了下來，表演結束後曹老板在後臺罵了他壹頓。”有人解釋是因為太餓了才失誤，但是曹老板的罵聲並沒有停止。華子記得，那天晚上，他們吃的是別人剩下的盒飯。
5月1日早上，小鑫起床晚，集合遲到，在路上又被曹老板罵了壹路。下午回到家，小鑫偷偷對華子說，“要不我們跑吧？”其他兩人也圍了過來，沒人反對。但整個下午華子都在猶豫，他也不喜歡曹老板，但是他們四個人壹***只有200元現金，根本不夠。
5月1日晚上8點多，曹濤出去喝酒，留下四人和兒子、女兒在家，囑咐他們繼續練功。“後來曹老板好像忘帶什麽東西，上來看到我們沒有練，又大罵了壹頓”。這讓華子下定決心逃離，而且小鑫再次提議逃跑，三人都同意。沒過多久，他們打開門跑了出去。
起初，四人沿著壹條大馬路往前走。有人擔心目標太大，提議分兩隊。在小鑫的要求下，年齡較大的華子和小鑫壹起，弟弟強子和小豪壹起，各自拿100元，“小鑫認為我和弟弟有出走的經驗，可以分別帶隊”。在壹個路口，兩隊分道揚鑣。華子說，沒過多久，他就後悔和弟弟分開了。但是在這個陌生的城市，其他兩個小夥伴像是落入水的雨滴，早已難尋蹤跡。
協助找孩子的大川救援隊成員曾對《新京報》介紹，他們通過監控，看到強子和小豪當晚壹夜沒睡，朝著西南方狂奔10多公裏，走到了成都南站附近的商場。白天他們在商場跑著玩，累了就趴著睡會，下午從商場出來，買了個雪糕，壹人壹口，繼續往南邊走。華子和小鑫則坐公交車到了雙流機場附近，當晚找了個公園休息。小鑫曾想過走回貴州，但不認識路，他們在路上閑逛，晚上找公園睡覺，所有的錢都用來買水和面包。第五天，身上的錢全部花完，華子兩人開始翻路邊的垃圾找吃的。
5月3日早上7點，鄭琴接到警方電話，才知道兒子在成都走丟了。她更不明白，小豪明明在河北上學，怎麽跑到了四川。她發動全家開車去成都，到處貼尋人啟事，循著監控，在各個公園找兒子。
5月6日晚上，華子和小鑫走在壹個廣場，被兩名便衣警察找到。5月7日下午，小豪和強子在壹個公園附近被找到。鄭琴回憶，見到兒子時，他像剛從垃圾堆裏走出來，滿身都是被蚊子叮的紅包。
傳統行當的當代困境
（5月19日，吳橋景區“雜技大世界”中的壹家民間雜技團，學員們正在練習基本功。攝影/本刊記者 楊智傑）
2019年11月2日，在國家鼓勵發展職業教育背景下，針對如何傳承雜技文化，提升雜技演員的文化水平，吳橋縣成立了雜技職業教育聯盟（以下簡稱雜技聯盟），並制定《吳橋雜技職業教育聯盟章程》，規定吳橋縣職教中心與民間雜技校團進行校企合作。
雜技聯盟中，雜技團自行招收雜技學徒，全權負責食宿、專業課教學和實習實訓等日常管理，職教中心負責學籍和文化課教學，為符合條件的雜技學徒註冊學籍。對招收的學員，雙方不收取任何費用。雙方有三種合作模式，分別是聯盟內各校團將學員送至職教中心統壹訓練、統壹實習實訓；教學訓練由職教中心組織，實習實訓由校團自行組織；文化課由職教中心“送教下鄉”，各校團自行組織實習實訓。
據了解，目前當地加入雜技聯盟的雜技團僅10家，高文軍的雜技團自願申請加入，選擇的是第二種合作模式。他招生時提到的學校，則是職教中心，職教中心為雜技團提供了專門的宿舍和教學空間訓練，給他們上文化課。
上述職教中心老師介紹，學雜技的孩子比較特殊，基礎差，如果嚴格按照正常小學和中學的標準上文化課，“就太為難他們了”。壹些孩子12歲正常學齡應該上初中，但給他們講解初中的課程，他們根本聽不懂。因此，針對雜技聯盟的學生，學校以三年級為分界線，基礎差的孩子上三年級以下的課程，學拼音、教阿拉伯數字和加減法。基礎好的學生上三年級以上的課程，教閱讀、寫作，加減乘除和分數等。每天晚上有壹節公***基礎課，包括生活技能、雜技、體育、舞蹈等內容，周六日上文化課。但是華子的描述和這名老師有所出入，他告訴媒體，只有每周日上午和下午有兩節課在學語文，其余時間都在練雜技。
出走的四位少年中，除了華子入學晚未辦學籍外，其余三人都是2020年註冊的第壹屆學生，他們第壹次外出，就出了大問題。“對團長個人來說，此次事件中，他對孩子的安全監管不到位，外出表演，團長作為監護人，沒有全程陪同。”吳橋縣文化廣電和旅遊局相關負責人向《中國新聞周刊》指出。
5月18日，《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鐵城鎮見到了高文軍，他年近60歲，看到記者，露出懊惱的神色。目前，該雜技團的40多個孩子中，註冊學籍的學生已被職教中心帶走，還有幾個沒上學籍，暫時留在家裏等待通知。他說，自己“闖了禍”，目前正在接受調查。
招生時，高文軍以“吳橋職教綜藝雜技馬戲培訓中心”“吳橋職教綜藝雜技馬戲武術舞蹈培訓中心”的名義，與家長簽訂《免費學員合同》。但調查組發現，高文軍使用的上述機構印章，未在吳橋縣公安局備案，該名稱在全國社會組織信用信息公示平臺（試運行）和河北經濟戶籍管理系統均無法查到登記註冊信息。
目前，縣公安部門對高文軍涉嫌履行安全監管職責不到位以及私刻、買賣印章等問題進行調查，給予訓誡，責令悔過，收繳私刻的印章。文廣旅局暫扣綜藝雜技團的《營業性演出許可證》，責令停改整頓。該雜技團也被清除出雜技聯盟，由聯盟妥善安置在校學生。
雜技聯盟校企合作模式也被詬病。官方通報指出，職教中心在校企合作過程中，對合作雜技團的學員招收、管理工作監管缺失，學生德育教育方面存在疏漏。負責職教中心全面工作的常務副校長張宏路被停職檢查。
此次事件後，除了制定報備制度，吳橋文廣旅局在原有常態化檢查的基礎上，增加了雜技團的檢查頻次，壹是規範培訓，二是排練過程中，提高安全監管，老師要隨時跟著孩子，增加監管人的安全教育，訓練器材也要及時更換。
此外，高文軍曾提到，送孩子去成都是實習實訓，但華子都註意到，在他們表演後，曹濤都會收取上千元的表演費用。上述文廣旅局的負責人提到，按規定，學校的學生可以出去實習實訓，但是不允許進行商演。成都那邊是否屬於商演，需要當地文旅部門界定，吳橋縣調查組也正在對此事進行進壹步的調查。
對於雜技這壹類傳統行當來說，極度苦練甚至體罰的魔鬼訓練模式是否無從改變？訓練要從娃娃抓起，但如何避免娃娃們在無保護之下成為商演的賺錢工具？這些問題在行業內部沒有得到足夠重視。
鄭琴不願意再把孩子送去學雜技，《免費學員合同》中提到的10萬元違約金，成了她的負擔。壹位吳橋當地的雜技從業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合同上寫上違約金，在當地很普遍，壹些團長擔心孩子學幾年跑路，或者被其他雜技團挖走才會寫上這條，主要起威懾的作用，很少有人真正會要這個錢。另外，高文軍涉嫌私刻公章，雙方簽署的合同也沒有效力。
與鄭琴的態度截然不同，華子父親王豐並不怪高文軍。去年下半年，他曾去吳橋看過兩個孩子，理解學雜技很辛苦，他認為高文軍的訓練方式沒有問題。他並非看重免費，如果孩子喜歡，有人能管教孩子並教他壹個技能，即使付錢他也願意。目前，兩個兒子已經在當地學校復學，王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如果孩子願意，他還是會同意把他們再送去學雜技，但前提是尊重孩子的意願。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王豐、鄭琴均為化名）